那时是个女人能顶半边天的时代，女人＝男人，男人能干的活女人都应当能干，并非是孔老夫子胡言乱语的，女人似小猫小狗，只可豢养。组织部门的领导打电话让女子掘进队来人领我，过来人看了我问了我的名，笑了。到队里报到与队长见了面。女子掘进队与我想像中的当初的北上支队差不多，甚至比北上支队更厉害，全部是革命的女人，似扛枪为人民的红色娘子军。我一个犯人见了女队长唯唯诺诺，一改过去飒爽英姿的气度，变得小女人忸怩作态了。队长不喜欢女人味浓的我，我也不知道我何时变成了真正的女人，我只是想，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有罪的人只能老老实实，连肌肤毛孔都应时时收缩连汗毛都应伏倒，不让激情的汗水泌出，我知道装得可怜，好博得众人的同情。队长给我上了政治课，介绍了女子掘进队的情况，是战斗在煤海里的母蛟龙，个个不比公蛟龙差，是煤矿的特别纵队，编制特别，级别也比一般工区高一级，队长相当于营长，支部书记相当于教导员，排长享受连级待遇，小班班长享受排长待遇。最后将我分配到早班，并且住在了排长梅花姐的独身宿舍。刚上班要点名的，点梅花时有两个人应，排里的女人们乐了，队里常开会，又有两个女人同名叫梅花。
当初，我在女子掘进队工作生活得很糟糕。我见过煤得过煤的温暖，却不知挖煤的艰苦与危险。开了工前会到一个亮着天窗的换衣室脱下衣服，如白企鹅的女人们光裸着叫嚷着，然后穿上咣当作响的胶鞋，戴上不怕石头砸的安全帽，走到了灯房领取了矿灯，走进了罐笼。咣当，罐笼下去了，我抓住罐笼里的铁栏闭住了眼，听着呼呼的风响听着哗哗的水流声。从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据说如不坐罐笼，人从上自由落下就会变成一块血肉模糊的东西。
到了掘进头，打风镐刨矸石装矿车，对亿万年前的生命作战。我看到了煤，夹在矸石中的黑东西，心中一惊，我终于见到了它，好似见到了正在愁眉苦脸的孔老夫子在竹板上用刀刻着他的思想。同时非常庆幸我还能活着来到地下，感觉再往前打几米就能打到阎王的宫殿，我们这些女人们会举着红宝书，把如臭老九似的阎王们拉在阳光下大会场上批斗，彻底解放小鬼并让他们参加革阎王命的队伍中去，打到阎王的老家彻底并烧毁变天帐。黑暗中的迷乱思维很疯狂如超负荷的高压,把我电网般的神经细胞累得很疼。初到这个闷人的巷洞，我浑身是热汗，高强度的劳动我的身子似水注一般。我的耐力不如他们，干活的速度也慢。
梅花姐似个黑熊，厉声冲我叫冲我发火，不然抢下我的手镐或铁锨疯狂干一阵子，喘着粗气说学我这样干，小姐！小姐在当时就是瞧不起我的蔑称，后来小姐成了我的专有名词。这些女人真能干，在炮烟和煤尘弥漫的温暖巷洞里，有的挽起了胳膊有的半敞着怀半露着乌黑的乳房。梅花姐也是如此。她粗暴的样子很让我可怕，我在担心她会不会有一夜张开嘴活活地吞下我。在工作中见到她走到我身边我就会强装卖力的干活。活并不是太重，比起北上支队开山造田来不算什么，只是太脏了，一个班下来，汗油油的肌肤上抹了一层黑色。上井来洗个舒心的澡干干净净地穿上衣服，也能精神一会，在食堂吃完饭回到屋就上了床。我终于能活下来了，我在担心我的男人李阿鸿和战友焦晓东，我盼望着他们能来信。可是我不知道具体地址呀，我们失去了联系。在我刚来几夜，恶梦不断似有江雁飞、黄小云的鬼魄来找我，我惊叫着吓醒了，恐惧的不敢拉灭电灯睡觉。
似乎梅花姐也在做梦，我猜她的梦一定很甜蜜很绚丽多彩吧！当我拉亮了电灯坐起，见她也坐在被窝里，我很歉意又害怕地说：
“对不起，耽误你睡觉了。”
她凌乱着头发坐在被窝里阴阴地看着我，见我窘迫地想拉灯，便命令地说道：
“别拉灭，我们睡吧。”
我们躺在床上，在如阳光般明亮的宿舍里感觉有个最强大无比的男人将张牙舞爪的黑暗和恐惧驱赶在屋外。有时碰到休班，我们会聊上几句。
我原以为梅姐是个不好交结的人，也猜测她是一个凶残的排长肯定看不起我这个受教育接受劳动改造的人。当初上班，我们常为叫一个名字而尴尬，也听到她在人们面前说过她是红梅花我是白梅花。那时红是革命的白是反动的。我也想过改名，把过去的我忘掉，说实在我不想叫梅花了。“梅花”注定不俗，在队里开会队长总要梅花姐发言，当然要谈谈我这个梅花的工作表现，她总会用辩证法分析好的一面、孬的一面，然后是我自己表态，定期写下工作汇报、思想汇报交上去。后来方知并非是队长有意整我，而是上面要的。
煤矿虽然张扬着阶级斗争，但是敌人都是比老封建的祖师爷还要古老的生命积淀，向煤开战。人之战的警觉与意识比李官庄要淡弱的多。我，一个外表懦弱却要特别关照的女人，她们便用一种奇异目光穿过我的外表想看透我的内心深处到底隐藏着什么重大秘密，或是叛国通敌或是密谋反党颠覆政权。这秘密对于她们太神秘了。在这个人群中我感到很冷漠，如外来的家鸡跑到另一个鸡群里去了。下了班回到宿舍，我总是怯怯地坐在床上，很少有人到我们的屋里来，来了我也装作不认识。梅花姐对那些女队员也很凶，常把门关死，一个人无聊在绣梅花。当初稀奇，后来见她下了班就用竹篾子撑圆了白布，用红线绣梅花，好似在进行细心与耐力的锻炼，绣了拆、拆了绣，心情好的时候能绣完一朵，绣完了会哼上一曲京剧“提篮小梅拾煤滓，担水劈柴全靠她，里里外处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心情不好时就往床上一扔，钻进被窝或卧睡或仰天瞪着双眼。冷不丁地问我，梅花你会绣梅花吧！我只能乖乖地回答，不会。她会长叹着好似在埋怨着我的无能。
有一次，她在床上歪着头，好奇地问我说：
“梅花你一身酸肉，你怎么是个重点人物呢？”
我如触电一样的惊恐。那时我不敢说，如果真相曝光了或者是有人背后告状，我还能活下去吗？说不定我死无葬身之地。我想起了李阿鸿、焦晓东的交代，不能轻易乱说话。
梅花姐好似从我恐惧的目光中看到了什么，便不再过问，在以后的工作中不那么凶了，大概我软弱的外表与众人的怀疑博得了她的同情。我还看到在井下的巷洞里，因为一名女队员的问话(有人问我，梅花，你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勾当)，使她大为光火，她粗鲁的比野男人还凶，指着人骂，后来在闷热的煤巷洞里进行了空手道的较量，她们的上衣被抓开，裸露着油黑色的背，在来回叮当的胶靴声中将对手摔倒，骑上去怒喝道：
“以后再胡言乱语，我就将你的逼舌头割掉。”
在黑闷的巷洞里，我看到了这个母老虎的善良，她是为了我。也许我这个白色梅花与她那个红色梅花同属一种品种的缘故吧！此次决战之后，我和她在屋里有了话说，连空气也由坚冰融化成水，缓缓流动。她就嗔怒着我，非得要我去学绣梅花。我生平第一次拿起针线，干起了女人的本分活，我还算心灵手巧，能把梅花绣成样子，我也高兴，有了风吹艳蒂的笑容。
这时我呕吐不止，见到吃的东西就反胃干哕。梅花姐疑为我病了，关心着要去找药。我制止了她，苍白着脸对她说，不用，我怀孕了。这话不亚于七级地震，对于她，一个没有经历过生育的人甚至连男人都没要过的女人怎么会怀孕呢？她好似发现了什么，站在我面前用审判官读判决书样子问我：
“你是一个作风不好的女人，才……。”
她没说完，我就摇着头说不，否定了她的判决。我的心吊在了嗓子里，想辩说又不敢，只有盈着泪花，遥想起北上支队由胜转败的那个黑夜里，我和李阿鸿在战壕里激动难当才发生的关系。
“你有男人，你的男人呢？”
梅花姐急切地想走进我诡秘的故事里来，我也想把我的不幸告诉一个我信任的人，让她来替我减轻痛苦。
就是在这次，我把北上支队的秘密告诉了她。她听后看着如羊羔温顺的我居然能做出这种惊天动地的举动，她惊恐着颤抖，然后抱住我失声痛哭，叫着妹妹，你不简单啊。
梅花姐是个仗义的女人，她怕我生疑，便在第二天晚上，我们下了班早早地坐进一个被子里，绣了几针梅花，她就开始讲关于她的爱情故事：
“她说，妹妹我也有男人，现在没有了，我和他是同届不同班的同学，我是班上的课代表他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在学校进行大批判时，他因学习好被人诬蔑为走白专道路的人。他当然不服，说钱学森、华罗庚、梅兰芳等科学艺术名家是先专后红的，那还了得，当即就有人说他反对毛主席的先红后专道路，把他当成了‘敌人’来批判。他成了低人一等的人，没有人能看得起他，同学们都疏远了他，连老师也不理他了。我们平时一块开会，我很佩服他的学习精神，把他当成了未来的华罗庚。尽管内心羡慕，但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情。有时也想和他多说句话，一想到心里的东西就惊慌失措，只能在学习上敷衍。后来，我知道了他家贫，妹妹多吃的穿的都差劲，不像我。我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嫂嫂都是革命干部，是红的发紫没人敢惹。造反派的人虽然造反，但都是时时来请示汇报。
我的爸爸是个高干，掌握权力，只要说谁是不合法的反革命谁就注定倒霉了。正是这个红色家庭毁了我的爱情。我和他当初的交往是同情，让他知道有一个人没有冷落他，那个人就是我。我把我应摊到的一份吃食节省下来，一个鸡蛋一个油条或几片猪肉，用纸包上托一个关系好的女同学偷偷送到他的书包里。他果然聪明，听了我的话，沮丧的神情减了,劳动改造的态度也好了。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儿传了出去，学校轰动了，说我不爱同志爱敌人。我腰杆子硬气得骂人，没有人敢怎么着我，我一口咬定他是朋友不是敌人，可以改正的，怎么把可以团结的朋友说成敌人呢？党的团结方针是治病救人，为什么不救他呢？学校领导找我谈话也是不改我的初衷。领导亲自到了我家，把我和“敌人”谈对象造成的负面影响讲了出来。一家人慌了，他们打我骂我，勒令我要和他一刀两断，否则的话，就要和我划清界线。我的脸面丢尽了，好恼啊，我窝囊在家里没法上学，接着就病倒在床上。我内心矛盾着：革命是否需要爱情。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他与一位同学来看我了，我的家人问是否是同我恋爱的那个“敌人”，他矢口否认。我的家人没见过他，当作普通同学让他进门。他看到我握着我的手，激动地掉下泪来。我为他的勇气所感动，平时文质彬彬的他能当着同学的面如此动情。在他握住我的手时，感觉从他身体深处传达出来的暗流通过我的如电线的双臂流遍我的全身，我的身体的血液都在阵颤的快乐中起着浪花。就在这一刻，我发誓跟定了他。我想他也是如此，不然不会冒着如此风险来看我。我们大逆不道的举动被革命的侦察员、我的妈妈的火眼金睛识破。她阴着脸把他带进客厅审问，是否是阴谋的敌人来勾引她的闺女。我不想让他说，谁知他如上刑场就义一样的凛然，傲视着我的侦察员出身的妈妈，承认了是和我搞恋爱，但不承认是‘敌人’。结果是可想而知，他被逐出了家门并下了最后通牒，再来缠我将要受到最重的惩罚。这是对他自尊心的残酷而又无情的打击，他走了我又遭到父母的痛打遭到哥哥姐姐嫂嫂们的冷嘲与热讽。我只得中途缀学。在家又碍他们的眼，爸爸把我安排在另一所学校里，念完我最后的高中课程。
那时，我是多么的沮丧与难过呀。他如果是个又红又专的人多好啊，既可以恋爱又不耽误革命。我有时也恨他，恨的又没有理由，我只有难过，感到世道对我们太不公平了。我转学后 给他写了一封信，责问他为什么不红呢？你已经专了再红岂不更好！我是期待着他红呀！也许我的信起了作用或者是说我这个红色恋人鼓舞了他。果然如此，好似在一个喧闹的夜里，他忽然红了起来成了原来学校的造反司令。有一部分人不承认他如赵太爷假洋鬼子不承认阿Q参加了革命军一样。他有比阿Q聪明得多的办法，喊出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打出了最具革命的旗：
打倒一切权威打倒革命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
口号针对革命内部然后进行手术切除。很快得到市里一个大造反派头领的赏识，提拔他为助手，专门负责组建学生红色兵团。那时的形势已成燎原之势，他举起了火把，红色兵团在他的带领之下，将烈火燃烧起来。红色兵团攻打各个学校是攻无不胜。在他领兵进攻我们学校时，我在内部进行策反保证倒戈者能有个好的位置。有的人不信，还在进行死硬的抵抗，结果被打得丢盔卸甲落荒而逃。学校的大门被打开，他被举着红旗的部队簇拥着来到学校，那威风绝不亚于一个将军。他握着我的手似被他解放的奴隶一样，我激动得掉泪。他话音沉重充满着欠意说：
“同志，你受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