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在一个空中荡漾着手风琴声的晚上，68岁的科波拉在自己的房间里，用那个16毫米放映机，为自己播放了1979年的作品《现代启示录》。那是让他穷困潦倒几近破产的电影，有着一个年轻人要独立于好莱坞大电影公司制度的决心和30年前的热情。于是他明白了为什么竟许久没有再欣赏它。就在放映机不停旋转，上校的飞机投下炸弹，瓦格纳的《女武神》响起时，他怀着艺术家的自负，为自己的成就激动起来，可又隐约担心自己再也拍不出这样的电影了。他自始至终都在诧异，这位年轻人怎么会拍出这么好的影片，那个时候他什么都不懂，可从某种角度说，他又懂得更多，现如今，他去了哪里？片子放完后，一个声音对他说："你会再拍出一部这样激动人心的电影的。"科波拉心中有说不出的惊慌，他知道自己的假期结束了。
要感谢他在美国纳帕溪谷1600多英亩的葡萄园，那里的赤霞珠葡萄掩藏在清晨的浓雾里，只接受正午阳光的照射，慢慢成熟。科波拉1995年买下这片园子，现在它已经是美国第12大葡萄园，拥有两家酒厂、两个饭馆、几家小酒店，还贩卖自制雪茄。当他抽着以他的祖父命名的"Carmine"雪茄在葡萄园溜达时，大概会忍不住想，奥森·韦尔斯在晚年的时候也应该种葡萄酿酒，这位拍出《公民凯恩》的导演在1985年70岁去世前，与好莱坞大电影公司制度作着最后的抗争，他乞求每一分钱来完成未竟的事业，自贬身价地出现在电视节目和商业活动中，最后依旧一文不名。葡萄园却给晚年的科波拉带来每年近5亿美元的收益，他用这些钱投资了新电影《没有青春的青春期》。
电影是科波拉10年来的第一次回归，这是个返老还童的故事：一位70岁老教授一朝醒来被雷劈了一下，变成了35岁的样子，得以完成未完的事业，追求追不上的姑娘。电影深深打着独立电影的印记：改编自一个罗马尼亚小说，自筹资金，静悄悄地拍摄，启用了好几个罗马尼亚演员，没有一个大明星，终于完成的时候，像大部分独立电影一样先在电影节上露脸。但它又与同道们不同，它没有委身于任何一个大电影公司，而是用葡萄酒钱自主发行。为数不多的看过这个片子的人表达了失望："这将是今年美国主流电影中最奇怪的一部，它在清醒与梦游之间，现实与想象之间，存在与虚无之间游走，如果这是一个葡萄庄园主的产物，那它是部杰作；可它是拍摄出《教父》和《现代启示录》的科波拉的作品，因为缺少科波拉式的宏大、严肃、固执和自我牺牲而黯然失色。"科波拉却沉浸在找回自信的喜悦中："我跨越了一个鸿沟，我依旧可以拍出自己的电影而不需要获得任何人的许可，我可以像其他老家伙打高尔夫球那样，自由地拍摄。"
1982年，被《现代启示录》耗尽心力和金钱的科波拉宣布破产，他卖掉了自己的独立制片公司"美国西洋镜"，还负债2500万美元。"美国西洋镜"是1969年从华纳兄弟公司出走的科波拉与乔治·卢卡斯共同创立的"反抗大电影公司制度的先锋"，它曾经出品过科波拉所有知名的影片和卢卡斯的成名作《美国风情画》及第一部《星球大战》。1979年卢卡斯自立门户"卢卡斯电影公司"，《星球大战》系列的成功和历练让他又精明地将公司改为"卢卡斯艺术公司"，不仅拍电影，还投资动漫和其他一切电影周边产品，与时代潮流的不谋而合让他在大电影公司的挤压中存活了下来，而且活得比大部分人都好（2006年《福布斯》的统计说卢卡斯个人资产35亿美元），科波拉却依旧一根筋地企图用艺术反抗制度。
在潦倒的那几年，他致力于一个乌托邦式的电影《大都市》（Megalopolis），这是个关于毁灭了的纽约重建的故事，光剧本就有200多页，科波拉与保罗·纽曼、罗伯特·德尼罗、迪卡普里奥、乌玛·瑟曼……面谈了一轮又一轮，它汇集了纽约的政治、种族、风情、过去与将来，全是科波拉认为以他这个年纪应该考虑的大问题。他调动了30年积累的一切巧妙手段，怒气冲冲地认为这肯定是部史诗巨作，就像一件15世纪的意大利艺术品一样：它拒绝向贵族谄媚，不在雇佣军首脑跟前说危险的应酬话，500年后它幸运地保存在博物馆中，走过的游客会由衷地感慨："多么伟大的作品，多么伟大的艺术家！看那些贵族的嘴脸多么丑陋。"可他越是磨砺自己的意志去努力，从剧本中获得的回报就越少，他的口袋更加捉襟见肘，"9·11"事件爆发，他必须重新改写这个关于纽约的巨制。虽然一切经验告诉他，这个剧本很糟糕，横空出世的机会非常少，他却不肯放手，就像一个男孩不愿意相信他的未来全是挫折和失败一样。
《大都市》最终没有面世，取而代之的是《没有青春的青春期》。既像是承认失败又像自我鼓励，科波拉说："《大都市》就像个高傲的姑娘，她对我嗤之以鼻，我继续迷恋她只会错过其他美丽的风景。《没有青春的青春期》是那个讨好我的姑娘，现在，我至少可以和她在一起。"
在被称为"新好莱坞"的20世纪70年代，科波拉闯入了一个西游记似的组合：科波拉是正直的带头人，乔治·卢卡斯是忠实的追随者，马丁·斯科塞斯是胸怀最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斯皮尔伯格是个油滑的成功渴求者。这些毛头小子有巨大的产量和热情，既唤醒了好莱坞，又收获了友谊。在与大电影公司制度的对抗中，他们分成了三派：乔治·卢卡斯和马丁·斯科塞斯折中地保存了荣誉和金钱，斯皮尔伯格挥舞着点石成金的手指成了大电影公司的最佳代言人，只有科波拉怀着固执的对抗情绪蛰伏起来，暂时承认了失败。
他的回归被看成20世纪70年代"新好莱坞"回潮的一个音符，之前《现代启示录》和《驱魔人》重新发行了全本DVD，导演罗伯特·埃文斯新推出缅怀20世纪70年代的纪录片《沉迷于电影的小伙子》，人们仿佛感到了对老派叙述的尊重，一段唤醒20世纪70年代记忆的日子即将到来。可20世纪70年代与其他时光又有什么分别？大电影公司依旧掌控着金库的钥匙，独立电影则分得荣誉，不甘的理想主义者，和律师、会计、钱多了不知道干吗就拍电影玩儿的大亨们一起构建着好莱坞，他们永远在缅怀上一个时代。20世纪70年代却又是个愤怒的借口，1999年的一本叫《逍遥的骑士，愤怒的公牛：性、毒品和摇滚如何拯救了好莱坞》的书痛骂了每一个20世纪70年代的毛头小子，却又隆重地溢美称赞了那个年代，作者对谁都没好话，尤其痛斥了斯皮尔伯格："是否只有谋杀他才能拯救我们的文化？"但在一次采访中，这位愤怒的作者表达了对科波拉的尊重："我很伤心他对我的书不满，如果我是一个拍出过《教父》和《现代启示录》的艺术家，我才不会在乎别人说什么。"
2007年2月的奥斯卡颁奖礼上，斯皮尔伯格、乔治·卢卡斯和科波拉站在一起，为马丁·斯科塞斯颁发了小金人，每一个见识这个场面的人都感到了时光回转的激动，仿佛那不是四个人，而是一个时代又被摆在了台面上，却没有人听到其中一个心底的哀叹：我们最美好的时光已经一去不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