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摩根·斯伯罗克在拍完纪录片《大号的我》后体重增长了近20斤，还收获了高胆固醇、高血压和一个坏肝。这个电影拍的是他一个月内不吃别的，只吃麦当劳的生活，后来片子在圣丹斯电影节上获得赞誉，被奥斯卡提名，叫麦当劳害怕（取消了美国的超级大号汉堡包）。事后他花了两个星期来治疗那被肥油占据的肝，花了14个月来减肥，期间反复反弹，他的妈妈欣慰地说："这下你总算理解了女人。"现在摩根·斯伯罗克的身体完全恢复了正常。可是他的精神没有。他意识到电影改变世界的可能性，一个又一个坏点子在他脑袋里嗡嗡作响，他成了一位全职纪录片导演，专门用夸张荒谬的表演和完全客观的记录形式来嘲讽权势，赢取了"电影圈的奸细"和"坏点子大王"的外号。他最新的坏点子是寻找本·拉登。
纪录片《奥萨马·本·拉登到底在哪儿？》的海报模仿《夺宝奇兵》系列：摩根·斯伯罗克骑着一头狰狞的骆驼，穿越炸弹纷飞的沙漠，下有一行大字："发现之旅"。这部电影也许可以被当成风光片，它囊括了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摩洛哥、沙特阿拉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风景，但在或者辽阔或者破败的风景中央，总有那么个小人儿，他孜孜不倦地仰天发问："本·拉登，你在哪儿？"那正是摩根·斯伯罗克，他向邂逅的每个人问起这个问题。一个巴勒斯坦青年说："是本·拉登宣布了美国人在中东的合法性。"一个以色列记者说："我们双方都是他的人质。"一个阿富汗人说："如果我知道他在哪儿，我就把他撕成两半。"旁边一老头问："本·拉登是谁呀？"摩根·斯伯罗克答："他炸毁了美国的大楼。"老头很愤怒："干他！"过了一会儿老头又加了一句，"干美国！"
这是一部制作精良、装模作样、假英雄气十足的电影，摩根·斯伯罗克在里面化名"花花公子"（Dude），他完全假装自己是一个傻子。这个花招在拍摄《大号的我》时使他不会被当成一个比麦当劳还糟糕的哗众取宠者，在《奥萨马·本·拉登到底在哪儿？》中，他用地缘政治学、恐怖袭击和战争来炮制汉堡，他不是愤青，反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政治观点暧昧不清的土包子。在阿富汗，他跟美军混了一阵子，被允许扔一颗手榴弹。笨手笨脚地扔出去后他叹："糟透了！"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处，他把脑袋钻进一处洞穴，大喊："呀--呼--奥萨马！"没有任何回声。他身着防弹衣、头顶滑稽的探测器抵达瓦奇里斯坦（巴基斯坦西部），那个半自治的部落地区是许多专家高度怀疑的拉登藏身地，边界上立一小牌："外国人禁止入内。"摩根·斯伯罗克对着镜头说："确实该有人抓住他，但那不是我。"他掉头往回走。电影以老歌《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朋友？》结束。
《大号的我》之后，摩根被称为"小号迈克·摩尔"，对此他深感荣幸。这位前二流喜剧演员、长期无家可归者、五次被电影学院踢出去的倒霉鬼，仅仅玩了一把票就成了名导演，这叫他受宠若惊。但他保持着恭顺谦良，并不擅长唇枪舌剑。或者说，除了拍摄的都是纪录片，他与迈克·摩尔几乎没什么相像之处。"小号迈克·摩尔"摩根·斯伯罗克并不急于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左倾工人阶级代表，也没有反对一切的愤世嫉俗，他不流露极端的政治观点，不要眼花缭乱的选择性包装，反而充满了个人趣味和游戏精神。
《大号的我》的创意来自一条新闻，有一天他缩在沙发上吃薯条看电视，看到两个女孩正在起诉麦当劳使她们发胖，摩根心想：我一闻见超大号汉堡的味儿，就像一只汩汩冒口水的狼狗，却总也吃不胖，何不一试。拍摄《大号的我》时，他不发表任何观点，只是一天三餐准时出现在大M标志下，片子公映后他只在采访时说过："麦氏薯条完全不像食品，倒像是人造的、黄色的、长条的塑料制品。不过，吃不吃由你。"最让他兴奋的不是被奥斯卡提名，而是路上遇到一个人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你帮我摆脱了快餐。"而不是有人大骂："我恨你，你剥夺了我的孩子吃麦当劳的乐趣。"
之后他制作了一个系列电视节目《30天》，把《大号的我》所创立的"真人秀纪录片"形式拓展到新领域：30天内，尝试当一个穆斯林，一个酒鬼，一个被扔进gay圈儿的真男人……摩根·斯伯罗克亲身出演了一集，他和他老婆搬进棚户区，干着只拿最低工资的活儿，每天累得半死，却依然不知道下顿饭吃什么。他们体会了30天低保户生活。"真是一段怪经历，当一个穷人，每天一睁眼就有人管你要钱。可如果银行里有了一大笔钱，突然什么都免费了，什么都变得又便宜又便捷。"他还照着这个路数制作了纪录片《第三波》，在印尼海啸结束后，带了4个志愿者抵达当地村落帕拉利亚，去记录和体会那里的心碎与重生。
寻找本·拉登大约是他最接近政治的一次经历，这个坏点子却来自他的老婆宣布怀孕的消息。"是不是等到我的孩子不再使用尿布的时候，美国就要把全世界的人都当成恐怖分子？"他想给即将出生的孩子一个回答。电影同步发行的还有一张游戏卡，上面是很Q的卡通造型--基地组织首脑和一辆大坦克，以及一套本·拉登小人跳舞游戏盘，正经不错的满月礼物。最终，他当然没有找到拉登，却找到了更多答案：他仿佛体会到那个人成为本·拉登的原因；他感受到中东人狡猾的分裂，他们仇恨美国，却喜爱大手大脚又傻乎乎的美国人；他甚至梦想着能为更深入的对话打开一扇门。至于给孩子的答案，希望有一天他或她看到了电影，说，我想出去转转，去看看世界。
电影是否可以改变世界？答案是，可能吧。1934年，克拉克·盖博在《一夜风流》里解开他的衬衫纽扣，露出浓密的胸毛。他没有穿内衣。那一年美国的内衣销量下降了75%。这个逸闻无从考证，却是好莱坞最津津乐道的段子，它所营造的假象和企图把电影当成一个社会工程学的幻想，在这两年得到更多回应。电影不仅可以改变内衣销量，还可以改变战争、饥饿、全球变暖、垃圾邮件、血钻。可一看到这种说教式大片，我就想起费里尼的《小丑》和他对小丑的阐释："艺术家不必严肃认真地反对官僚，这只会抬高他们的身价，因为你反对他们，说明你把他们太当回事，无意中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权势，承认了他们的权威。艺术家把荒谬的东西夸大到可笑的地步，即使不幸沦为小丑，即使他要付出暂时抛弃自我的代价，他仍然要保持一种暧昧的姿态，把自己放在摇摇晃晃的跷跷板上，努力把损失转成收获，把空虚变成期待。"摩根·斯伯罗克还不至于被称为大师，但他糟践自己的手段和暧昧的观点，那种不去体会歌星、名模、企业大亨的生活，反倒认真感受穷困、恐惧与混乱的真人秀表演，可能更有利于美国的精神文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