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70年代。
导演、编剧。
他的作品充满了对生命的真实关注。与批判主义相比，贾樟柯的作品更为沉静和纪实，从不做单纯的道德判断。与都市主义相比，贾樟柯从不故弄玄虚，更专注于人物和生活的细节。他擅长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讲述记忆中的故事，在冷酷的现实中保持着一种暖暖的基调。他对自己作品的评价是：“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的生命的喜悦或沉重。”对于寻找幸福，贾樟柯有着他的见解。他说：“我的很多电影都是日本导演北野武投资的，他拍了一条广告，并非常得意于该广告的广告词：‘幸福在那儿，你不走过去，它不会向你走过来。’我很赞同这句话，机会在那里，给你生活带来改变的人与事在那里，如果你没勇气走过去，那么幸福是不会向你招手的。”
县城给了我青春生命的体验
我的青春是在一个小县城里度过的。那时候没有什么理想，也没有什么比较明确的目标，就是每天把日子过下来。因为对孩子来说日子每天都是新的。我过去重要的生命经验都是县城给我的。
县城街头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去那就是去看人。一部分是乡下进城买东西的农民，一部分是到县城来卖货或者联系工作的城里人。所以县城街头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每天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外地人。那时候的县城长途汽车站是孩子们爱去的地方，站在那儿就能看到异乡人。异乡人的确跟我们有些不一样。比如冬天要下雪的时候，有人穿着拖鞋就来了。一看就是南方过来办事情的，他们不晓得北方有多冷。我们都很奇怪，他们怎么不怕冷。
我们还去县城里一些很神秘的地方，比如说一些古寺古庙。现在的孩子也还有这个习惯，我前段时间看杂志，听说北京有一帮孩子专门去荒楼探险。我们那时候也是去县城里一些遗留下来的老建筑里探险。我爱去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天主教堂。天主教堂是晚清时建的，后来成了县招待所，后来又变成了县体委乒乓球训练室。但整体的建筑结构，包括里面那些彩色玻璃还保留着。另一个我们喜欢去的是关帝庙。这些地方一般都人迹罕至，一般人都不去，但是小孩子们会去。有时候能捡到一个小瓦片，或者别的什么新奇的东西。另外我还喜欢去造纸厂。造纸厂有一些切割下来的碎纸片、碎纸条，我们一拎一大把，拿回去画画和写东西。那个时候没有游戏厅，也没有什么体育设施。能玩的就是这些东西。
每个时代的青春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现在年轻人的青春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如果真要去总结的话，我的答案是不管什么时代的青春，都是一样的。
青春伴随着我们的萌动，伴随着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伴随着对自己身体的了解，慢慢开始有性的意识。每一段青春都是非常一致的，而且每一段青春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不懂这是青春。所有人都没有经验，青春就是没有经验。童年有爸爸妈妈呵护你，只不过有的贫穷有的富有，有的现代有的落后。只有青春带来一致性，那就是我们都已成长但却没有经验。我们要逐渐地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逐渐地了解人际关系，逐渐地了解自己。哪怕我们阅读、学习也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去经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电影，对那其中的青春还能感同身受。因为青春并不因时代不一样而不同，它太一样了。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努力去反映那些世俗的、普通的生活，从每个平淡的生命缓慢流逝的时光中去寻找喜悦和幸福。我希望在我的电影里大家都能够看到自己。
过你喜欢的青春
我在上学时兴趣非常广泛。当时真的没想过将来要做什么，比如，喜欢写诗，但没有想过我要当诗人，写来好玩而已；喜欢跳舞，也没有说过我要变成舞蹈演员。没有任何的想法。
那时候写诗很流行，大家都在写，古诗也写，七言绝句也模仿着写。然后读诗也很杂很乱。那种革命文艺里面的诗歌在读，田间诗人的诗也看，普希金的也读，北岛、顾城的也读。小孩子都没有什么判断力，看什么都觉得有意思。但是看多了比较下来，还是对朦胧诗最有一种亲近感。由读诗到写诗有一个过程。到中学的时候诗的流行有了一个高潮，我们同学组成了诗社。那时候我很活跃，是诗社成员，当然还是没有想过要当诗人。
那时候还流行霹雳舞，第一次看霹雳舞是在美国电影里。我后来问过很多美国电影界的人，我说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叫《霹雳舞》，你们知不知道，然后就给他们讲剧情。对于我来说，这部影片太让我激动了，我看了七八遍。那个舞蹈本身，就是让青春期的热血有一个奔放的机会。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有学武术的基础，所以看完七遍后基本重要的动作都学会了，跳得有模有样了。县城文化资讯肯定要滞后一点，但是有录像厅。录像厅有好多那种节目。我记得有一个东北霹雳舞大赛的录像带，我用录像机看，把它放慢而且反复地看。经过这个之后，我的舞技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之后就可以演出了。从我们老家一直演到陕西，在乡里面算小有名气。出去演出就冒充是深圳来的，因为感觉深圳电声霹雳舞之类的挺时髦的。
叛逆的青春也很美
我在中学阶段不但是文艺青年，还是个时髦青年。有一年国庆晚会，电视里面播放齐秦的音乐电视—《大约在冬季》。齐秦那时候留很长的头发，我觉得好有意思，他好像跟周围的世界是格格不入的。我觉得每个少年都会有小小的反叛心理。我自己也留头发，上高中的时候我头发很长。当时我们那校长的教育理念很有趣，他鼓励学生自由发展。我们每天上5节课，上午上4节课，下午上1节课。之后随便你踢足球还是去图书馆学习。那时候我可以特立独行，这跟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大气氛有关系。所以我的长头发，学校老师虽然有很多看不惯，但他们不会把这个排斥为异端。孩子青春期犯这个病那就让他犯吧，也不是什么毛病。我非常感谢我的中学，它鼓励你反叛，鼓励你特立独行，鼓励你尝试，鼓励你做一个有个性的人。日后我选择独立表达都跟这个成长氛围分不开，我的那些价值观都是青春成长期奠定下来的。
寻找青春的目标
我曾经说过，年轻人的思想总是流动的。在矿区你想去县城，到县城想去大城市，到北京想去纽约，到纽约又感觉想回来，没有一个最终的落脚点。但在这个流动的过程中有些人会找到适合的地方，就能实现自我。每一个人的青春都是非常一致的，而每一个人的青春又都有各自的特点。我们不懂这是青春，没有经验。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命运选择，而所有对命运的选择都是青春期的一种分化。
20世纪80年代社会上流行经商。我高三的一个同学，有一天拿了两万块钱回来，是他倒卖钢材赚的钱。在80年代两万块钱可是个大数目。我们班上三十多个男生，基本有一半是做生意的。他们有的没有上大学就直接去开矿，也有的人在天津上大学，上完直接在天津做煤炭的转口生意。那时候大多数同学的兴趣都在经商上面，而且有很多人的确非常成功，现在都身价过亿。
我当时也想去经商，而且我家里面条件比较好，有很多经商的机会，但是我父亲不同意。我父亲说，你必须念大学，别胡思乱想。我学习又不太好，我父亲就说，你去太原学画。为什么学画画？学画对文化课要求低，而且也不用考数学。这样我就去了太原。去太原学画不是一个人生目标，只是为了完成父亲的一个心愿。所以当时整个人生处于一个完全没有目标的状态里面。
但是看了电影《黄土地》后，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当然前面有很多年的铺垫，就是我是一个文艺青年。直到现在人们一直问我：“电影对你意味着什么，或者说电影在你生命里占什么位置？”它对我来说是我个人的一个出路。就是人生这么一天天过下去，你得有个事情让你乐此不疲，让你能够一直做下去一直有快乐。所以我感谢电影。自从20岁的时候喜欢上电影，我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很有目标。
幸福就像是铁路线
这种顿悟式的改变跟我年轻时的一段经历有关。我学自行车比较慢。因为是骑父亲二八加重的那种自行车，我够不着座位，所以一开始学，都是把腿从三角形的主梁里伸过去。我读初一那年，8月15日学会了这种骑法。我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呢？因为8月15日是我妈妈的生日。第二年8月15日我长大了，就学会坐在座位上骑了。我学会坐在座位上骑后，就爱跟一帮孩子一起骑到另一个县城里去等火车。等半天就为了看火车一眼。看到火车挺激动的，因为一个庞然大物就那么滚滚而来。而且铁路线远远地超出我们的视力范围，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它带给我们的，一个是它的力量感，一个是它的神秘感。所以这个火车的意象也一直出现在我的电影里面。变成一个代表远方、代表希望的物体。
对于幸福的追求，其实就像是铁路线，你必须选择一条道路，坚持走下去，才会找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