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禁书”
躲藏在一个极隐秘的角落,偷偷地看着不知被传阅了多少回,已经破损不堪的一本书,神情紧张。这本书的形象往往是这样的:暗黄的封皮已残缺不全;几点污渍仿佛斑斑的锈迹;书页略有些卷曲,一些折了角,几张脱了线;不是印刷品,而是手抄本。这是“文革”时期,民间阅读手抄本的真实写照。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除了鲁迅的作品、《金光大道》等极少数书籍外,其他的文学书籍都被当成大毒草给扫除了。文化成了一片沙漠,文化的荒芜造成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贫乏,这就给手抄本的流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这些书大多是以“侦破”和“反特”故事为主,连作者姓名都不清楚的手抄本。它们很快便占领了文化的阵地,先在城市流传,后又传入农村,成了城乡青年争相阅读和传抄的对象。虽然,这些手抄本不能被公开,有的人还因为手抄本判了刑,坐了牢,但还是没有阻挡住人们冒着危险去传抄。
“文化大革命”时期手抄本内容繁多,形形色色的手抄本有100多种,流传最广的有《第二次握手》、《绿色尸体》、《梅花党》、《一只绣花鞋》、《余飞三下南京》(即《叶飞三下南京》)等。
“文革”手抄本最盛的时候是在1974年、1975年,就连不是很发达的农村,也有手抄本在流传。当时,这些手抄本还属于禁书,如果被上级发现或者被别人揭发后,免不了会受到处分,严重的还可能被批斗。
还有一些手抄读物,大量描写了性心理、性行为、性体验,其中流传最广的是《曼娜回忆录》(又名《少女之心》)。在那个谈性色变,没有正常性教育的年代,它俘获了不少青年人的心。
“文革”手抄本是那个年代特有的产物,其实,也是那个动乱的年代里人们对精神生活的一种渴求,所以,成为了那个年代人们茶余饭后消遣和娱乐的谈资。因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除了样板戏似乎就没有什么书籍或影视节目可以供人们娱乐。
现在,那些曾经被传抄的手抄本大多数已经被毁了,保存下来的很少。所以,对于那个年代曾经读过或者抄过那些书的人来说,尘封的记忆的大门被再次打开,那年那月那些激动和惊喜或者苍白又躁动的青春又一次浮现上来。而在暗夜里阅读后得到的安慰却只能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了。
朦胧诗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也许你脚下有一千个挑战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这是北岛最有名的《回答》,也是朦胧诗在中国的先锋,其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两句,已成为了一代青年人的精神追求。
一般认为,朦胧诗始于1978年北岛等主编的《今天》杂志。当时活跃于《今天》杂志的诗人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舒婷、顾城、杨炼、江河、梁小斌、芒克等。他们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影响,借鉴一些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表达自己的感受、情绪与思考。他们创作出来的诗歌,与当时诗坛盛行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诗歌风格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这些诗歌后来被统称为朦胧诗。
朦胧诗是伴随着文学全面复苏而出现的一个新的诗歌艺术潮流。它以叛逆的精神,打破了当时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一统诗坛的局面,为诗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也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
它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在中国诗坛上,源于特定的时代语境和历史积淀。就其发展过程而言,最早可溯源到“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当时许多知识青年普遍怀有一种模糊而又强烈的情绪。不解、怀疑、愤怒、无奈、对抗等交织在一起,一种被抛弃的失落感以及对幻灭了的理想的沮丧和坚执,对失去家园的牵系等,成了这一代人的主导情绪和情感基调。
作为新诗潮第一次浪潮的朦胧诗,经过“文革”时期长时间的准备,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民间走上诗坛,并达到了它的鼎盛期。1982年之后,逐渐走向衰落。1986年,梁小斌写了《诗人的崩溃》一文,宣告了朦胧诗的最终解体。
当时,年轻人最时尚的事情就是写诗,他们最热爱的就是诗歌。诗歌成了那个年代年轻人最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
翟永明(生于1950年代,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