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30年代。
作家。
苏叔阳先生是一位态度严谨、卓有成就的文化大家。他撰写的《中国读本》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十余种文字，总发行量超过1 000万册。为了写好《西藏读本》，年逾古稀的苏叔阳拖着患癌症的病体、凭着0.09的视力，翻阅文献典籍200多种，观看相关影像资料50多部，三易其稿，历时近三载，双眼几乎失明。他回忆说：“我清晰地记得2008年3月8日那一天，阴天，小雨，我中午睡了一小觉，一起来两眼就看不见了。”《西藏读本》付梓之际，正值北京奥运圣火登上珠穆朗玛峰之时。苏叔阳先生在后记中庄严地祝祷：“只要喜马拉雅山不倒，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不会分裂。”
亲情更浓些 民族更和谐
过年了，你家的饺子未必比外头的好吃。但是大老远坐各种交通工具回家团圆的心情，还有全家人在一起吃饭的那种感觉，是外头没有的。这种亲情在20世纪90年代似乎在慢慢恢复。我希望年味更足一点，希望这种亲情更浓一些，这样才能团结我们的社会。因为中国毕竟是以家庭为社会最基本单元的一个社会。这种心情恐怕只有我们中国人自己才能体会。
50年来变迁大
过去的这50年中，20世纪50年代过年的内容最丰富。20世纪60年代因为有了反右派，所以就简约多了。过年基本不吃热食，除了菜再炖炖基本不做新的，腊月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就准备饺子。到了20世纪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进入“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一届小型的春节晚会，就是今天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前身，但后来也被批判被打倒，很多人都受罪。“文化大革命”都是战斗的呼声，战斗的号角。打倒“四人帮”后开始恢复春节联欢晚会。于是20世纪80年代春节联欢晚会就成为过年重要的项目之一。以至于它现在成了鸡肋，说不吃吧，又还想吃，吃吧又太难伺候。我干了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实在是太难受了。现在是新形式多了，但年味不足了。而且过年的意义，过年的那种快乐不再有了。也许是物质生活发达造成精神上的淡薄。其实过年还是应该充满精神的愉悦和欢乐。
20世纪80年代也有很好的氛围。大家的情感都是憋了多少年的，有一种火山爆发和地下河流喷发这么一种情况，所以产生了一批作家、戏剧家。当时小环境非常好，彼此掏心窝子讲你这好在哪儿，坏在哪儿什么的，你的本事特长是什么，你应该怎么去做等。很少有人互相嫉恨的，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极少极少。而且那样的人都会被大家瞧不起，缺少人缘。我很留恋那个时候的那种氛围。
有趣的过年风俗
旧时候过年，大概从腊八就开始了，吃腊八粥是过春节的酝酿。腊八粥意味着丰收的喜庆，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传说，说是释迦牟尼成佛悟道那一天，一位牧羊女送给他一碗粥。腊八节是为了纪念这个事情。但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一件快乐的事。
从腊八开始，人们就一天一天算日子，每天都有一个说法，比如打扫厅堂等。到腊月二十三过小年，高潮期就开始了。第一就是先把旧的家长请走—送灶神。给灶王爷抹上糖稀，不让他说坏话（当然好话也说不了了）。腊月二十三送走了，大年初一再请回来，连来带去一共七天。这完全是一种幽默的表现，其实也是中国泛神论的表现。中国人的泛神论近乎无神论，这都是老百姓非常可爱的地方。我就想象，全国的灶王爷都趴在那儿，一个个脸熏得乌黑，嘴巴上还抹着糖稀说话，玉皇大帝什么也听不清。然后，灶王爷还没来得及汇报又要回来了。新年伊始，家里要再请一个灶王爷回来。这是有讲究的，不是谁都能请到，必须要老太太去请。祭灶这件事是男人做，祭月是女人做。腊月三十就是守岁。大年初一诸神退位了，先请灶王爷进来，然后大年初一在家里团圆。大年初二开始拜四方亲戚、邻居。当时讲究磕头，有的小孩不知道见到人再磕，隔着门帘他就磕，磕得头昏脑胀就回来。初三初四开始热闹了，逛厂甸庙会什么的。过去一年了，人们就盼着这日子。找点理由去玩、去休息，吃点好东西什么的。这是农业社会一种积存的民俗。
这个民俗其实意味很深远，一个是求吉祥和谐，再一个是求秩序。春耕夏种，秋收冬藏，这样一个自然界的四季罔替和岁月更迭，人心也要更迭，要焕发一新。所以“和”和“续”是中国年事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