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建明被我拒绝之后一直委靡不振，白天睡到十二点起来，头也不梳脸也不洗，在房间里趿着鞋像头困兽似的转来转去，地板上扔满了烟头。抱怨日子没劲，没有钱，没有身份，没有工作，没有女人，真不知道当初脑筋怎么给蹩住了。吃过晚饭他就出门，找几个不知哪儿认识的家伙打小麻将，直到晚上二三点才回来。
我心里也是窝着一股无名火。当初也没个周全的想法，只凭了一个愿望：来了美国什么都会有的，面包会有的，黄油会有的，钱会有的，女人也会有的。但到了这儿才知道，机会是有的，但一个都不属于我们这些等外之民。属于你的只有遭人白眼，被人呵斥，被人剥削。
当初出馊主意的是歪嘴，现在他正兴冲冲地赶过来，我倒希望他自己也来尝尝这种滋味。但这样说只是气话。我实在是想念歪嘴，他在这儿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会觉得有座墙在背后靠着，心里会踏实不少。
郁闷的日子里我把乌兹冲锋枪装配起来，四支闪着暗光的枪械像娃娃似的躺在床单上，我还得为它们归零，也就是校准发射的弹道和准星。在枪店里买子弹并不要求有身份证，我储备了足够的子弹，并从店员口中得知在过海湾桥的海奥德有个靶场，可以试射步枪及冲锋枪。
我起了个大早，往提包里放了两支枪，两盒子弹，一卷蓝颜色的胶布，从住地乘车去市中心，再转乘小长途巴士，辗转来到海奥德；再按照店员画的地图，走了二十分钟路来到靶场。
靶场卖票的是个大胡子，肥胖邋遢，浑身刺青。他塞了张表格要我填写，我摇头表示不懂英语，他要查看我的枪械，一看是乌兹，脸色马上变了，我塞了张百元大钞给他，他咧嘴一笑，把我带到后面一间仓库，打开门锁。里面是辟为四条弹道的旧靶场。
大胡子为我换上新的靶纸，带上门出去了，我抽了支烟，把枪从提包里拿出来，放在靶台上。目估了一下弹道，长约一百英尺，正好是在乌兹的有效射击范围之内。我把靶纸摇到五十英尺左右，拿起一支枪，拍弹上膛，先拨到点射的位置，双手擎枪，瞄准靶心射了三发子弹。
枪声清脆利落，从手指扣扳机到声波震动耳膜有种莫名的愉悦。我把靶纸摇回来一看，三枪都打在靶心的左上方，我撕下一片蓝胶带，贴在弹洞上，再把靶纸摇回去，准星瞄着靶心偏右下角，再打三发点射。
五十英尺校得差不多了，我再把靶纸摇到一百英尺，每次只击一发子弹，来校准最后的归零。等到两把枪都校得差不多了。我把靶子固定在七十英尺左右，换上一个新弹夹，屏住呼吸，双手端平枪身，一梭子子弹打出去。
乌兹在我掌中微微地跳跃抖动，快慢操控自如，像一头欢快的小鹿。我多日郁闷的心情，也随着子弹倾泻出枪膛而散发得无影无踪。我把两盒子弹打得精光，心里还遗憾三个小时这么快就过去了。
出门时大胡子露出友善的微笑，跟我握手时点着自己的胸膛说：“杰米，杰米。”
我迷上了打靶，每星期总有三四天到海奥德报到。一来二去就跟杰米交上了朋友，我带他去中国饭店吃午餐，交谈中我得知他曾经是个军人，孤家寡人一个，前阵子刚交了个女朋友叫玛丽。杰米没有家，晚上就住在靶场里。他也不隐瞒他是个海洛因使用者，撩起袖子要我看他扎在臂弯里的一排针眼。
我们都对枪械有一种很深的迷恋，杰米喜欢收藏各种老式毛瑟枪，我则比较喜欢新型自动手枪和冲锋枪。靶场有些客人不愿携带枪支进出，就把枪寄存在杰米那儿。我在杰米那间狗窠一样的宿舍里见识到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步兵武器，美国陆军的标准配备M-16；意大利特种警方的Aug99，是种带枪榴弹的多用单兵武器；加拿大为英国伞兵研制的新型冲锋枪。看得我爱不释手，杰米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新型枪械好是好，但也太娇贵，容易出故障，他拿起一支老式的1919年产的毛瑟枪：“看看，多么古典的造型，多么优美的线条。”他以欣赏的目光从头到尾地抚摸着这支老祖父级的单发步枪，“现代战争下流无耻，一个笨蛋可以用几十发子弹击倒一个最优秀的军人，你说公平吗？以前的战争，以前的军人，以前的枪支，都比现在多了男子气。一发就是一发，打中就打中，打不中再重来。”他亲吻了一下那支老步枪，“你说是不是，宝贝？”
这种美国兵怎么能在战场上打仗？怪不得美国输了那场战争。
歪嘴他们到的那天我在大伯爵汽车行雇了一辆礼车，又订了旅馆。不管手头怎么紧，歪嘴和栾军的到来是件大事，中国男人见了面倒不会有西方人那种拥抱，连手都不握一下，但我也看得出来歪嘴和我一样激动，连烟都拿反了。我们在中国城的一家酒楼吃的饭，一桌子菜都没怎么动过，歪嘴和我频频跑到门口去抽烟，一时却也相对无语。突然，歪嘴说顺便告诉你出来前办了点小事。我问什么事？歪嘴说出来前把你们粮店经理的家给烧了。
歪嘴和栾军的到来带来一股生气，我们搬出那郁闷的地下室，在日落区靠近海边处找了一幢独立的房子，三个睡房，加上车库里的一大间，足够我们四个人住。另外，我们买了一辆二手的丰田，四个人在靠近动物园的空旷街道上学车，栾军充当临时教练，一个礼拜下来，每个人都学会了。
歪嘴他们带来的钱不多，除了留给家人的生活费之外，付掉蛇头的费用、租房子的钱、买车的钱，我们竟然没多少钱了。当初五百万港币拿到手上觉得是用不完的，现在奇怪钱怎么会这么不禁用。
歪嘴说总得找些事情来做，四个大老爷们儿这么闲着也不是一回事。但是找什么事来做呢？我们几个一无所长，除了栾军比较心灵手巧之外，另外三人都只能出卖体力。歪嘴道：“我看了几天报纸，研究出唯一可行的是做装修，在中文报纸上登个广告，去估价时把工价压低一两成，还是会有人愿意雇用的。老大、臧建明你们多少还在工地上干过几天，栾军以前学过木匠，我们先凑合着干吧。”
我们自拟了个公司名字叫“通用”装修，在当地的《世界日报》和《星岛日报》刊登了广告。打电话来的人还真不少，于是四人一起去看工。臧建明是少不了的，旧金山华人七八成是广东人，很多广东佬一听不是说广东话“啪”地就挂上电话，谈都不与你谈。臧的一口流利的广东话至少能和人交谈，开始我们要的价实在太低，做完工一算成本，简直是在白做。只得自己安慰自己，积累经验吧。
常常我们忙得满头大汗，臧建明却不见人影，车也被他开走了，我们下了班只能坐公车回家。逼问之下，他招供去了一个叫“百合花”的赌场，就座落在离旧金山不远的圣布鲁诺，这小子本想趁隙去玩一把，但一坐下就忘了时间，直到身上的钱输完了才想起回来。
我能怎么办？讲多了大家都烦。我们只是个松散的小团体，互相之间并没有约束力，虽然他们叫我老大，也只是个称呼而已。现在这个老大只能提供大家一份最底层的生活，再要叫我直起嗓子训人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
日子过得不死不活，做装修赚的钱吃不饱饿不死，一个多月下来，大家都瘟了。歪嘴、栾军刚来美国的心劲儿泄得一干二净，干完活回家躺在破沙发上就睡了过去，或者呆看中文台直到深夜，问他看了什么一点也回想不起来。
我们就这样在美国搁浅住了。
一天晚上桃子突然来访，说大哥你们搬了新家也不请我来玩啊。房间里四个男人一阵忙乱，屋子里乱得像狗窠一样，桃子阻止了我们手忙脚乱地收拾，在沙发上大大方方地坐了下来。
“大哥，建明，还有这两位没见过的先生，怎么不介绍一下。”
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歪嘴和栾军，桃子抿嘴一笑：“李义山？那可是个大诗人啊。”
歪嘴竟闹了个大红脸。除了臧建明，我们这些人都不知道歪嘴怎么变成了个诗人？
看到我们一副呆相，桃子赶快给我们解释唐朝有个李义山，是个著名的诗人。写的诗缠绵悱恻，唐诗三百首里就有他的诗歌。我说歪嘴你这辈子投错了胎啊，诗人怎么到美国来做了个装修佬啊。
屋里有个女人就是不一样，大家都变得活跃起来，臧建明一脱平时委靡不振的神情，讲了很多黄色笑话，桃子听了一样哈哈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