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理想的原则和伊甸乐园的原则是大不相同的。一个是除了禁令以外都自由；一个是除了规定以外都禁止。印度文化在这一点上和中国也差不多，也是《法经》、《法典》繁多，连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都有规定。印度的“法”（达摩dharma）仿佛是中国的“礼”，笼罩一切。佛教也是戒律为先。在这一点上中印思想原则彼此一致，都和近代欧洲的伊甸乐园原则完全是两回事。理想全不一样。
亚当和夏娃犯了上帝禁令，吃了智慧果，有了知识，被逐出乐园。于是始祖有罪，儿女后代都有罪，这是“原罪”。基督（救世主）出现了，只有信仰他才能得救。这是基督教的教义，也是欧洲人的常识。人人都有罪，所以人人平等，但有信徒和异端之分。信徒便是高一等，站在上帝一边了，但信徒之间照说还是平等的；不过教会有教皇，有机构，“神职”等级森严，仍不平等。近代新教兴起，信徒平等，教会中没有教皇，教派林立，牧师只在代表基督“牧”一般“羔羊”时才高些。可说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像中国，玉皇大帝或则皇帝之下也不是人人平等。
印度文化中没有“原罪”，但相信“轮回”、“业报”。人死了又生，生死不断；所做的事必有后果，必遭报应。人人又平等，又不能平等，因为所造的“业”不等。有四句话：“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因，今生作者是。”这是中国流行的佛教的“报应”的简明总结。现在的不平等是由于前世（过去），但现世可以使来世改变情况。这是以平等解说不平等，给人希望。在印度，这一信念一直延续下来，还未结束。这是又自由又不自由，又平等又不平等的思想，很难破除。
中国人又另有一种想法：没有普遍的“原罪”，但是有的人总是有罪，有的人总是无罪，依人的身份即社会地位的符号而定，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 “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为臣必然有罪，有功未必能赎罪。为君必然“圣明”，有错也怪臣下。“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母总是对的，子女对父母而言总是错的。父母是不可能有“不是”的。《孟子》里讲，有人提出问题：舜为天子，舜的父亲瞽叟杀人犯罪，执法无私的皋陶当法官，舜怎么办？孟子答复：舜放弃皇位，背起爸爸逃去海边躲起来。所以父亲有了罪也得儿子担当。“父债子还”。
“族诛”便是一人有罪，全族遭殃。因为没有什么个人，集体的族便是个人，个人属于全族。这叫做“以孝治天下”。臣民对皇帝更是这样。古时有“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联躬有罪，无以万方”这样好听的话。皇帝一人象征天下的人，也可以下“罪己诏”。可是历史上没有过这样的事。不可能把皇帝的罪由皇帝自己承当，只能由臣下承当。因为皇帝是个象征，不是个人。除非亡国之君又当别论。“不由分说先打四十板”，或则是照《水浒》里说的，对“配军”（放逐充军的罪犯）先打一百“杀威棒”。有人的符号是定别人罪的，有人的符号是受罪要服罪的。都看地位符号，都代表某种群体。没有个人，因此也没有平等。
因为乐园中除禁果之外处处自由；失去乐园之后，人人同有“原罪”而平等。所以近代欧洲人又由此推出，除共同的“原罪”外人人无罪。只有触犯了禁令才有罪。近代法律（刑法）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无罪推定”论。除非证明有罪，只能承认被指控的人无罪。英国人曾把这一条用在英国统治时期的印度。为了证明有罪和辩明无罪，法院需要很多律师。律师不仅需要熟悉法律条文和案例，还要长于辩论，于是律师纷纷成为政治活动家。但印度文化中是人人各有不同罪孽的思想，所以照“无罪推定”去“依法”论证犯人有罪就需要特殊训练。律师成为一种特殊职业，和一般老百姓的文化脱离。老百姓仍然照前世造孽无法改变的原则行事。
中国和印度又不同，但也不能接受“无罪推定”。“嫌疑犯”就是犯人的一种。先下狱后审判是从古以来的办法。有人说他有罪，他就可能有罪，“莫须有”就可以判罪。重要的不是证明有罪，而是证明无罪。证明有罪很容易，打板子，上夹棍、拶子，“呐喊堂威”，用刑得出口供就够了。供词不用犯人自己写，画个十字就行。但要证明无罪可就难了。判罪易而免罪难，所以无需律师和侦探。替犯人辩护很不光彩。这大概可算是“有罪推定”吧？不是人人有“原罪”，也不是人人由自己的“业报”而有罪，而是依据身份符号以及关系（同族之类）就可能有罪甚至必须有罪，不能无罪，所谓“罪责难逃”。不过也有时仿佛“无罪推定”，那是对于有某种符号的人，例如皇帝。或则是“上峰”未降罪而平民“滚针板”告状时，官无罪而民有罪。这不能算是“无罪推定”。
近代欧洲出现了这类思想对科学、哲学、艺术的发展有什么关系？由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这些自由、平等、个人无罪的思想所依据的可以同样是教会所依据的经典，但是和教会的统治恰相矛盾。人人可以直接和上帝对话，不用教会插在中间代表上帝，这就引来了近代的“天赋人权”的民主，而不是古希腊、罗马那样小城邦全民投票和元老执政的民主。这是首先承认个人而反了中世纪教会专制的民主。打着希腊和经典的旗号其实是一种“托古改制”。文艺“复兴”其实是“新兴”。首先见于艺术上。但丁的《神曲》引进了异教徒罗马诗人维吉尔（Vergilirs 前70-前19）。他带但丁游地狱，指引他上天堂会女情人。这已经不合教规了。那些画家绘圣母和其他神人像，以活人的肉体为美，不仅是混淆了神人而且玷污了宗教的圣洁，将希腊异教思想引了进来。
薄伽丘的《十日谈》描绘教会人员的丑事，宣扬人间享乐，不以男女阴私为耻，仿佛乐园就在人间。在科学上，哥白尼论证太阳中心说，伽利略上斜塔做实验。哲学上，布鲁诺首先提出怀疑思想，培根、笛卡儿接着来。这就是以理性为最高，认为人类需要的不是信仰而是理智，是论证。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拉丁文这句话（Cogito irgo sum），隐在动词中的代词“我”字要出来了。欧洲哲学从古就追索“存在”的问题，也就是灵魂的问题。若灵魂不依上帝而依个人思想认识才存在，对宗教来说，这岂非大逆不道？培根鼓吹经验，只有经验（即实践）才能得来知识，证实真理。由此当然又突出了个人。这些是从艺术、科学、哲学方面和上述的自由、平等、无罪推定相呼应。引古证今，由今推古。在近代开始时期，宗教的气氛很浓，教会的统治很严厉，著书必须用古文（拉丁文）才能使各国人都看得懂，这些怀疑思想和个人观念便是一阵新鲜空气。在这空气下，自由贸易的经济蓬勃发展，转而促进了科学在技术上的应用，机器发明出来了。
明朝的中国有这一类的思想新潮吗？无论是王阳明、李贽、朱载堉、李时珍、汤显祖、徐霞客、黄宗羲、王夫之等人鼓吹过这样理性至上、经验至上、个人自由、平等、无罪、人间是美、是乐的思想，提出怀疑论，直接向统治一切的教会开战吗？没有。黄宗羲的《原君》当然是很先进的，但仍限于政治机构而且还远不是近代民主思想，和卢梭不能相提并论。明代还没有产生近代欧洲的个人人格观念和理性观念。从思想到知人、论世、处理事务，还是惯于判断而不惯于论证，论证也往往是因果二段式，问答式，不是推理式。直到明末清初也还未出战国时期的圈子，而朝廷的重压却远远过于东周。零星的思想火花各代都可以有，不能发展为文化思想。个人享乐不等于“个人主义”，自私不等于“人权”。中国的文化史上没有出现欧洲的近代，近代的科学、哲学、艺术即使当时进来也不能扩散，何况耶稣会在欧洲是保守的派别？
中国文化中缺了和欧洲近代相对应的一段，这只是说明事实，分析情况，追究问题，不是作价值判断，定近代欧洲文化的善恶功罪，比较优劣，当然更不是要去“补课”。历史是不能倒转的。历史“补课”是不可能的，无论该补不该补。现在的问题是：对待从近代欧洲延续下来的二十世纪的欧洲文化以至美国和日本的文化，我们可以怎么办？不说应当怎么办。那是又一问题。我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从欧洲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可是外国还有很多从近代欧洲文化延续下来而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而十九世纪的马克思又来不及批判二十世纪的欧洲文化。
这种二十世纪的欧、美、日本文化，尤其是当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我们可以不顾其思想来源而撷摘果实安在自己的树上吗？为什么近代欧洲文化开始时期十四世纪的《十日谈》到二十世纪末期在中国出版译本时还要讨论出全本还是节本，而最后仍是出节本呢？这本反教会、唱私情的欧洲古书为什么插不上中国文化之树呢？真是文化不同不能接受吗？“三言”、“二拍”不能出全本是不是出于同样原因呢？《聊斋》又为什么出全本呢？是因为读者看不懂古文吗？不论是好是坏，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对于六百年前的欧洲古书还有忌讳，对于大卫的古代裸体雕像还有忌讳，对二十世纪的艺术挑选得只有更严了。那么，什么是“禁果”呢？怎么挑选呢？“非礼”所规定的都不要吗？历史是怎样挑选外来文化的？会怎么挑选当前文化呢？
艺术是最具有国际性的。假如文学、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等至今仍在传统和外来之间，历代规定和民间传播之间，争论不休，那么哲学思想呢？要不要分别正统和异端呢？科学是不是可以采果和接枝？技术是不是可拿来就用？照清末的先例，这是不能完全办到的。许多人一直是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反对“全盘西化”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从欧洲不请自来，又曾对一个欧洲国家实行“一边倒”，“全面学习”，最后既不是“西学为用”，也不是“全盘西化”。只要枪炮机器“硬件”，不要文化思想“软件”；只要技术，不要科学；只要科学、技术，不要哲学、艺术；这样做的国家当前世界上也有例子。不过是用人家的折旧武器打仗方便些吧？究竟将来后果如何是不是还需要历史证明呢？历史的面幕向来是揭开又遮上，遮上又揭开的。历史不由人的好恶而转移。
不能“补课”，不易“接枝”，那么会怎样？还是从文化思想本身考察一下吧。不作预言，不作评价，只是解说，看看怎样。
近代欧洲文化思想是从怀疑开始的，是从提问题开始的。不怀疑托勒密（Ptolemaeus 90-168）的地球中心说，哥白尼怎么能研究出太阳中心说？不怀疑，伽利略何必上斜塔做实验？布鲁诺因提出怀疑论而被烧死。笛卡儿提出问题以后才会尊重理性。培根提出问题以后才会尊重知识和经验。若对教会毫无怀疑，但丁何必作《神曲》，以自己意思写天堂地狱？艺术家也是对天上有怀疑，才以人间为天上；对传统形式有怀疑，才去创新；对现实有怀疑，才驰骋虚幻。不怀疑，无问题，何来思想？无思想，何来科学、哲学、艺术？无科学、哲学、艺术，谈什么文化？那就只有捡别人现成的了。可是文化乞丐是当不长的。拿来人家的以为我有是用不久的。可不可以说，由于现实起变化，思想有怀疑，才提出问题，才有了近代欧洲文化？是不是蔡元培当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时首先废除“读经”课，才开始了新文化教育？
怀疑的对立面是信仰，信仰的集中点是宗教，宗教是文化中的一个广阔领域。宗教文化思想怎么样？又需要另行考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