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专门研究符号的符号学以外，从哲学上或美学上或宗教学上研究各种符号和象征，在当前世界上正是热门之一吧？从这一角度来解说文化大概也快从冷门转到热门了吧？这样是不是可以使我们多看明白一些事，能够清醒一点，少犯些愚蠢的错误呢？也许还会由此引起一些猜疑吧？不妨试试看。
文化不能离开人，但我们可以把人放在意义一方，而把考察对象放在符号（现象）一方，看各种文化现象符号指示人的什么意义。人总是社会的人，文化也是总是社会的文化，所以这样解说文化也可以说是解说社会。
社会文化现象中可以把物、事、书三样当作指示意义的符号。
物，最显眼的是商标。为什么名牌酒有人造仿制品假冒，又有人上当买去？不是由于迷信商标符号吗？可口可乐的广告不就是一个名字吗？“驰名世界”，“名”就是符号。本来商标还算不了符号，只是一个普通记号。有的商标显示这是烟，是酒，是否食品，有的连类别也不能显示。没有“意义”可指示，只是记号，不是符号。成了名牌就有了意义，指这酒好喝，有种种功效，什么名人饮过的，这才成为起码的符号。于是有人盗用去骗人了。若仅是记号便不能骗人，没有意义，所以不必“谨防假冒”。有的本无意义，只是外国货，也能由记号成为符号，指示这是“外国货”，而又和“好”和“贵”之类联系起来，有了意义了。所以有人连眼镜上的商标纸也不肯撕下来了。这张小纸条便不是指示眼镜而是指示“外国货”，进而又指示戴的人的身份，意义扩大了，变化了。
钱，作为符号，是谁都想得出来的。不论什么样的货币都是符号。不论说是价值尺度、流通工具、储蓄手段，都是指其意义。钱的意义随人、随用途而不同。钱本身、材料、形式不是指示意义的主要因素。纸币不过是一张纸。同是一张纸，随票面金额大小而作用大不相同，所以它是符号。货币作为符号，作用便是它的意义。
静止的物，符号意义潜藏在里面，流通起来才显出它的意义。埋在地下的钱没有货币的意义，只在埋时可算一种储蓄。照这样，活的事件也可以是符号。事件有大有小，都有过程和方面，只要不脱离社会而孤立，就会同别的符号一样有意义为人知晓，因而发生作用。比如两人打架，若是在夫妇之间偶然发生，不为外人所知，那意义只有他们夫妇二人自己知道。若有懂事的孩子在旁，这件事便会对于孩子有了意义，也就是成为符号了。孩子会对这事件加以自己的解说，并做出反应。小的孩子可能吓得哭起来，大孩子可能助打或拉架或口不言而心疑惧、怨恨、鄙视。若这事惊动了邻居，又会产生不同意义。若这对夫妇是有地位的名人，在外国，为记者所知，登在报上，又为更多的人所知，那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事件符号，有新的意义并引起反应了。又如吃饭，本无意义，或者说只对食者有意义，但是有不同的吃饭就会有不同的意义。例如国宴、告别宴会、工作午餐、婚礼中的喜宴，那就各不相同了。
新闻记者的第一件本领便是能将大小事件看作符号，并能发现而且判断其中的意义，检查其社会性、政治性。对于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外交家，这种本领更重要。但对这些人来说，这样还不够，还得会做出相应的符号反应。这便是以符号事件对符号事件，从而双方传达彼此的意义。这是真正的“对话”，可以不说话的对话。军事家也是这样。诸葛亮送“女人衣服”给司马懿，是对他挂“免战牌”的反应。司马懿派使者进京请批准他打仗，这是反馈符号。诸葛亮笑道：“岂有将在外而千里请战者？”两人并未见面讲话，却已经几次“对话”交锋。《三国演义》的读者可以看出他二人都是在演戏，演给将士看，演给双方朝廷中的皇帝和大臣看。两人“心照不宣”，都不想对打，打起来对这两人都没有好处；无论胜败，下文都不好作。这历史事件早已过去，不论真假，写进了《三国演义》小说，便成为新的事件符号。读者假如滑过去，便不明白这是符号，没有译解其中意义。古代打仗中的“回合”，武术中的一拳一脚，都是对话、说话。有人看出意义，有人看不出来，这是由于通不通符号所用代码之故。正好像懂医的看药方和不懂医的看药方彼此译解的不一样。
书中的文字是符号，文字联贯成语言仍是符号，语言所说的事件还是符号，因为其中意义都是不可直接见闻的，是借文字语言而传达的。事件中的人和物仍可以是符号，其意义可以随读者而不同，随时间环境而变换。例如《水浒》中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石碣天文”中一百零八将的什么星，什么星是符号，指示其人的形状、能力等，而座位的先后次序更有重大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古时的“天”在人心中是个符号，有至高无上地位。天降石碣的文字便决定了人间地位，确立了宋江当领袖的尊和威。座次在中国古代特别被看重，唐代颜真卿有《争座位贴》。另一个例子是《西游记》，这是一部奇特的符号书。从小孩子到大人无不为其故事和几个主要人物所吸引。这一层是明显的。
也可以把故事说成符号，和其他故事书虽有高低之别，却无根本不同。但是原来的回目却有“心猿”、“意马”、“婴儿”、“姹女”等修道和炼丹的文字符号。从前还有悟一子的批语，把全书解说成为讲道家炼丹的书。书中对佛教和道教都大加嘲笑，却被解说成为既讲道教高深理论又讲具体炼丹技术的书。可见把书看作符号的情况是“古已有之”，并不是今天突然出现的。近几十年来，这种解说已经没有人提了，由另一种解说“取而代之”。那便是将孙悟空捉妖、神魔斗争解说成为人间的政治斗争。不过唐僧究竟代表什么，孙悟空又代表什么，各种人物具有什么阶级性，还在议论纷纷。“三打白骨精”中的白骨精忽而被认为指某甲，忽而又被认为指某乙。其符号性质很明显了，只有“意义”中的“所指物”大家不能意见一致。这本是符号的一般情况。解说《红楼梦》有索隐派、自传派以及其他派也是这样。
人，本来不应是符号，可是在很多情况下人是被当作符号的。例子不胜枚举。年龄、性别、职业等都可以作为符号，人由此成为符号。张三、李四、王五往往是老、中、青之类符号，而不管本人什么样子。外国的民意测验依职业统计时，意见不是一个活人的，是一种职业的一票。比如选举，选民都不是不同的活人而是选票。票可以分类。例如联合国安理会就有两类票。一类票是理事国的符号，不论投的人的高矮胖瘦，讲什么语言，都是那个国家的符号；另一类票是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在投赞成票时和别的票一样，但若投反对票，那一票就等于全体或过半数，可以一票否决。为什么这五个人投的票有两重性呢？因为作为符号，这五个符号意义有两重性，有变量，所以这五票和其他票不同。还有电影、电视剧导演选演员往往是先有了角色条件再选拔。
应选的人不是一个活人，而是符合某种条件的符号。应选的人也自认为符号。符合条件的人好像古代的兵符一样，一拍即合，对上符号了。有时未去应征的忽被看中了，那是中选者不自认为符号，但选者用符号一对，合上了。好比外国童话《灰姑娘》中的那双鞋子，穿得上的便符合，不管是大姐还是小妹。从前人婚嫁不是看本人，只看生辰“八字”。仿佛“八字”是人的符号，其实是把人当作“八字”的符号。“八字”是意义，人是什么样无关紧要。人便是“八字”，“八字”便是人。“八字”是实的，人是虚的。有时嫁妆便是人，或则聘礼便是人。人不过是门第之类的符号。有时政治上也是将人看作符号，依“左”或“右”划分后，那人的一切具体条件全作废了，只剩下一顶“帽子”。人便是那顶“帽子”。称呼人往往称职位，因为他不是人而是职位。甚至谈恋爱也讲条件，因为人只是条件的符号。
对象不过是身份、地位、财产等等的符号。若是两情相悦，忘了符号意义，只顾本人，说出了“我那么想你”和“我舍不得你”之类的话，便会被认为“肉麻”，不能当众出口。这是因为大家彼此都以符号相待，忽然取消符号变成赤裸裸的人，这当然大出意外而不可容忍。至于法律上的“法人”，法庭上的“原告”、“被告”等各种人物都是符号，各照符号的意义而活动，好比演戏。文艺作品也类似。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林娜》在电视屏幕上出现时引起议论，那便是说明，有些人是在看符号，把安娜当作不守贞操的，给丈夫戴上“绿头巾”的妻子的符号，因而愤慨。不少人总是在人物符号中搜寻意义。运动场上也有这种情况，有人只是一个冠军符号。不是冠军时，那个人也没有了，化为其他符号了。戴符号眼镜的人把别人看作符号，满眼是符号的世界。大家都好比纸牌，只有他自己是个玩牌的人。
现在编报纸、刊物、书籍都各有栏目。先是由文定栏目，后来由栏目定文章。于是文出而有栏目，好像人生而有出身。不合已有栏目的或则被认为出格的，有如怪胎、畸形，只好弃置不顾，或则再给它一个栏目。我们看世界，看人，看物，看事，看书，心中都有栏目，分门别类。一分类，对象便有了符号，便于处理了。符号依栏目而有意义。翻开报纸一看，无非是一些栏目之下的一些符号在变换花样而已。至于这些符号各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属于这一栏目，那就是“见仁、见智”，各有不同，随各人心中的代码本而自有译解。缺这一栏的代码本便不能明白其中的符号的意义。用旧代码本译解新符号，译出来会是什么样子，那就是问题了。
符号的意义是加上去的，不是固有的。这种意义是向外扩散的，是可以变换而且经常变换的。没有孤立静止的符号，只有在社会通讯活动中才显出符号。由此引出符号意义和代码译解的问题。文化符号的意义译解也就是文化的解说问题。那是说来话长一言难尽了。
夕阳西下，西窗暗下去，沉思的老人沉沉入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