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有关佛学的几篇文章合起来可以取名“佛学谈原”。
“谈”指的是文体多半是谈话，不是讲义，也不是学位论文形式。只有一篇《说有分识》是早写的，用文言是为方便引用古译并仿作今译，学术气较浓。
“佛学”和“佛教”不同。佛教是宗教，中心是信仰（皈依）。佛学是一种“学”，是研究，不一定以佛教全体作对象，可以只重教理、教义或某一方面。佛教不重语言文字，甚至脱离文字以至脱离语言，重在修行、仪轨、戒律。佛经都是“如是我闻”，是口口相传听来的“佛说”。“结集”原本是“合唱”，集合起来诵出共同承认的佛说经偈。佛学是以语言文字即文献为主的研究，即使调查宗教行为也不离语言文字。
“谈原”不是“探源”。“原”指本原或原本，语言文献。佛教文献出于南亚、中亚，用的是那时的文化通行语，是接近口语或可以上口的文言。后来写成书才用文言即雅语，但和正宗雅语即梵语比，仍有口语“俗”气。巴利语三藏名为用俗语，实是接近雅语的俗语；还有雅俗混合语经典，都是这一类。从语言学观点说，互有区别，但在实际应用上，尤其是在口头上，是可以通行的普通话。法显、玄奘、义净经过中亚、南亚、东南亚，他们的记录中没有提到各地歧异的方言和语言困难。他们所说的文献都是用的佛教界通行的文言。这就是佛教文献的语言“原本”。汉译和藏译佛典都由此而出，各成为一种特殊文言。汉译文往往像是用汉字写出的梵文，不如原文明白顺畅。照历史顺序说，佛教第一兴盛期是摩揭陀国阿育王时期（公元前3世纪，秦）。从当时石刻俗语诏书看，那时佛教文献不多，可能更接近口头俗语。阿育王所推荐的七部经名和现存巴利语经及汉译《阿含》不能直接对上，但大多数可以在巴利语经中指出相应的经。第二兴盛期是贵霜王国时期（公元1、2世纪，东汉）。版图从雪山（喜马拉雅）以南的恒河、印度河流域直到中亚。佛教由此传入中国，先到西域，后入中原。
大量文献在此时涌现，纷纷汉译。第三兴盛期是戒日王统治北印度时期（7世纪，唐）。此时玄奘前去取得大量文献。第四时期佛教在印度日益衰微，渐趋灭亡，或说是换了面貌，或说是与其他派合流而变化。这是8世纪到12世纪（唐、宋）。此时佛教文献大量传入西藏，有了藏译并保存了一些原本。差不多同时（8世纪），唐代出现了“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译出不少密宗要籍。数学天文历法学家一行也参加翻译密宗经典。由文献说，密宗兴盛较晚。由内容说，这和印度的不用佛教名义的密宗（诸经总称怛多罗）应当是同源而且开始可能都很早，又消失很晚（如孟加拉的“俱生宗”20世纪可能还在“地下”。见《湿婆之舞》）秘密仪轨不重文字，写下来成为文献时大概已是后期，而汉译藏译数量还很庞大，印度语言的也陆续印出不少。上述各时期各宗文献用或文或白或文白夹杂的南亚中亚通行语统称梵语写成。这些若作为佛教文献“原本”，汉译、藏译是译本，而依据译本在汉语、藏语以至朝鲜、日本发展佛教的著作对“本”而言就是“支”。根深叶茂，根埋土下，然而，寻见枝叶不能忘了有根茎。我的这些文章只谈译文而追溯原本或本原，不及东土各宗，所以说是“谈原”。
佛教在发源地天竺或古印度只有很短几个时期兴旺。从释迦牟尼开创，“初转法轮”，到大约12世纪灭亡，一直不是天竺宗教中绵延不断的正统。古代印度宗教极为复杂。从文化说，初有古希腊亚历山大侵入西北，后有连接中亚和印度的贵霜王国，8世纪到12世纪伊斯兰教大量进入北印度，随后又进来了基督教。这些在思想文化上直接间接都不可避免产生影响。还有古波斯（伊朗）、古希伯来（犹太）也和古印度在接触中不会不互生影响。拜火教、犹太教在今日印度还存在。印度古时称为“北俱卢”的雪山以北西藏等中国地区的早期文化也不会彼此毫无影响。这些在佛教文献中理所当然不会明显提出，而在思想及行为的发展上仍可察觉踪迹。例如那么多的平等的“大千世界”就不是最多讲到“大九州”的中国人想得到的。所谓影响不是照搬，而是加上自己的解说，由此而或排斥或吸收。
从中国方面举例说，印度处于热带，人的生活情况和雪山以北处于温带的中国广大地区不同。在南亚人视为当然毫不足奇的，在东亚人会另有看法、想法。文献解说本来是随时随地随人而异。各种文化之间有同有异，而近似的更多，所以难解、误解、“格义”，以此解彼又以彼解此的情况是极其自然毫不足怪的。往往误解会成为正解。因此，传原本时往往另有解说，翻译离不开译者的解说。在忌讳极多的中国人看来，古印度人是几乎没有忌讳的。中国人所忌讳的，如神、圣、帝王的名字，古印度人不觉得要忌讳，反而用神名给人取名，挂在嘴边。修道人赤身露体（裸形、天衣、涂灰）乞食为生，也不是中国人习惯所能接受的。王维号摩诘之类名字很少，维摩诘只是居士。古罗马继承古希腊的文化而发展，以此为彼以讹为真的情况不一而足。古希腊并非今希腊，其文化包括地中海中岛屿及小亚细亚和北非。
罗马帝国中希腊语和拉丁语并行，一东一西都是通行语而非地方语。这和古印度及中亚以梵语为通行语情况相仿。各地方语言终于分裂独立，各自记出拼音成为书面语，这一点在欧洲和印度也相仿。中国古人（汉族）记语言重字而不重音。从秦代将六国文字统一以后，孟子所说的齐语楚语之别在文献中消失了。文献语言和口头语言的距离越来越大，但没有各方拼音分裂成为不同书面语的情况。中国人因此不易感知并理解南亚中亚的语言和拼音文字思想文化的复杂情况，正如欧洲人不能懂中国人不习惯用拼音文字而用方块字一样。因为汉语和梵语不仅是语言不同，还包含思想习惯在内，所以在东土发展后所著的佛教文献和天竺原本的佛教文献似是一事而有区别，仿佛欧化汉语或汉化欧语不等于欧洲语。因此我以为注意原本并非无益而有必要。当然不可颂根本而斥枝叶为非，也不可据枝叶而忽视根本。这是我“谈原”的出发点。（以上所说不包括藏语情况。）
还想赘述一点鄙见供读者参考。用现在的习惯语言说，有出世和入世，消极和积极之分。我们往往将佛教思想文化归入消极出世一类。依我看，对佛教原本说，这不仅不是全面，而且也许正是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坐标轴而将佛教归入负号一边。若从原本的古印度一方面看，可以说正负是相反的。佛教讲降魔，讲“精进”，讲“无畏”。胁尊者“不以胁至地”就是不肯认倒，正像达摩面壁九年的传说。信佛的阿育王统一天下，戒日王信佛而有武功文治，都不是中国人所认为的出世。印度人口繁殖更不是中国人所认为的禁欲（印度的苦行之神和舞蹈之神是同一个）。出家当“乞食者”（比丘），在多森林多毒蛇猛兽的野外修行，非有勇气毅力不可，并不要求信佛的人都这样。这是“僧伽”的严密“戒律”组织，是“皈依僧”的“僧”，不是个人。
有一些人乞食生活在古代印度并不影响社会生产（那烂陀寺非常例且已是7世纪），不像中国人出家归庙享受“供养”，人数众多，会影响农产、税收、兵源而遭禁。（韩愈《原道》说：“不出粟米麻丝以奉其上则诛。”）当代的佛国缅甸、泰国、斯里兰卡也不像中国人想象的信佛人都遁入山林诸事不做以致人烟稀少生产衰退。佛教文献的读者本来是“内外有别”的，许多是“不得外传”的。至于印度次大陆之所以“外患频仍”，应当注意其经济及社会结构与政治的特殊“国情”，不能单独归咎于思想文化的“兼容并包”缺少抵抗力。否则又如何解说佛教在本土灭亡而在异国昌盛？那岂不是要说中国文化抵抗不住佛教是更没有抵抗力吗？文化独存，证明不弱；文化若亡，必有内因。单就文化说，追究原本实际，全面了解，作分析解说，而不下简单结论，我以为这才是有效率的思想方式。
希望以上这些简单说明有助于读者看我的文章。我现在对这些带有时代痕迹的文章都有不满意之处，但已经无力改动或另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