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概是左庶长成心开玩笑吧。”
大伙儿你瞧我，我瞧你，就是没有一个敢上去扛木头的。
商鞅知道老百姓还不相信他下的命令，就把赏金提到五十两。没有想到赏金越高，看热闹的人越觉得不近情理，仍旧没人敢去扛。
正在大伙儿议论纷纷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人跑出来，说：“我来试试。”他说着，真的把木头扛起来就走，一直搬到北门。
商鞅立刻派人传出话来，赏给扛木头的人五十两黄澄澄的金子，一分也没少。
这件事立即传了开去，一下子轰动了秦国。老百姓说：“左庶长的命令不含糊。”
商鞅在秦国所主持的变法，第一件事情便是取信于民，使得大家都确信此次变革行动是真正要发生的。这不仅仅是立了商君的信，也是为新法立了信，为整个秦国法制现代化的活动立了信。此行动确为必要，因为非如此，任何一项变革活动，都会化为一场闹剧，都会令主持者难以控制局势。而信誉作为不可见因素，在任何时候，都是对现代化活动有极大促进作用的。
商鞅知道，他的命令已经起了作用，这是第一步，商鞅要通过这件事让民众信任他。等到人们都相信他令出必行之后，就把起草的新法令公布了出去。新法令赏罚分明，规定官职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以打仗立功为标准。贵族没有军功的就没有爵位；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是为了做买卖和因为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都罚做官府的奴婢。
法令一经颁布，就遭到旧贵族们的强烈反对。因为商鞅有着孝公的支持，贵族们不敢在正面反对变法，而是给商鞅出难题，那就是唆使孝公的儿子，11岁的太子驷窝藏罪徒，触犯法律。如果惩处太子，孝公这一关不好过还不说，太子将来继位，肯定不会放过商鞅。如果装聋作哑，新法的权威就要打折扣。
商鞅的处理算是很机智了。他对孝公说，太子年幼，又是王位继承人，不便施法，可是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对此负有重要责任。君主把教导太子的重任交给他们，这不是玩忽职守吗？
孝公下了台阶，同意处理公子虔和公孙贾。商鞅判决，在公孙贾脸上刺字，对公子虔施加了刑罚。商鞅还训斥太子，烧掉了太子所藏的儒家著作，而此事为商鞅留下了后患。
这件事传遍全国，引起极大轰动，那些反对变法的贵族，气焰顿时受挫。商鞅又逮捕了触犯法律的贵族祝欢，以及其他七百多个反对变法的贵族，全部在渭水边上斩首。
通过这件事，商鞅树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威信。虽然当时他所秉持的法律中本身有不平等的内容，但是他却使得秦国的君臣众人都一体遵循于法，这是难能可贵的，上至储君下至黔首，全都不得不在法律的框架内活动。先有了民众中的公信力，再有了贵族中的权威力，变法事业才得以顺利展开。
在严刑峻法的威慑下，抗议的浪潮被压制下去，新法得以继续贯彻执行，行之三年，新法初见成效，拥护的人逐渐增多，“百姓便之”。“左庶长”在秦国的二十级爵制中列为第十级，这在当时是有军政实权的一个官职。
新法实行10年以后，秦国人都很满意，路上有人丢了东西也没人捡，山林里也没有盗贼出没，家家都能自给，人人都很富裕。人民都勇于为国家战斗，不敢为私仇相斗，乡村和城市的社会秩序都很安定。最初说法令不便的秦国人来说新法的好处，商鞅说：“这些都是扰乱教化的人”，都迁到边疆去戍城。然后人民再没有敢议论新法的。
公元前354年，秦国军队夺取了魏国的少梁。公元前352年，带兵强渡黄河，围攻魏国的安邑城，使安邑归降。当此时，魏国在东线因中孙膑“围魏救赵”之计在桂陵（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南）大败于齐，在西线又屡败于秦，以前魏强秦弱的军事态势开始发生转变，此后秦国在河西地区的争夺战中渐趋占据主动、优势地位。
3年后，商鞅在咸阳兴建了宫殿和城阙，为秦国迁都作准备。公元前350年，秦孝公迁都于咸阳。此举主要是出于秦国内政和外部用兵的考虑。咸阳地处渭河平原中部，北依高原，南临渭水，东控函谷关口，西拥雍州之地，雄据甘陇和巴蜀通往中原的要津，于内处在秦国的辐射中枢位置，于外可以水陆并进，东出函谷，问鼎中原，这里正是后来柳宗元所谓“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的帝都之所。
从此，“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字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在商鞅的策划下，秦孝公开始在秦国实行第二次变法。下令百姓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的必须禁止。集中小的乡镇村庄合并为县，设置了县令和县丞，一共三十一个县。又废除井田制的田埂地界，使赋税的收入平衡。统一了度量衡。这样实行了4年，太子傅公子虔又一次触犯法令。商鞅仍像以前那样，刚正严明，断然对公子虔施以割鼻的刑罚。经过5年的经营，秦国越来越富强。周天子打发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封他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
商鞅掌握大权之后，一直寻找机会攻打东邻魏国，为秦国报仇。先前，魏国实力强过秦国，夺取了原属秦国的黄河以西地区，压迫秦国。此外，商鞅来秦之前，在魏国一直屈居人下，长期不受重视。魏国相国公叔痤临死前，曾郑重其事地把商鞅推荐给魏惠王，魏惠王只是一笑了之，根本看不起商鞅，商鞅为此也衔恨魏国。
公元前341年，魏国与齐国大战。齐国以孙膑为军师，田忌为大将，在马陵打败了魏军，俘虏了魏国的太子申，杀死了魏国将军庞涓。马陵之战后的第二年，商鞅劝秦孝公说：魏国对于秦国来说，就如同一个人有心腹的疾病一样。不是魏国并吞秦国，就是秦国并吞魏国。这是为什么呢？魏国地处险要的中条山以西，在安邑建都，与秦国以黄河为界，独占了函谷关以东的有利条件。当条件有利时，魏国就向西入侵秦国；条件不利它就向东发展，攻取土地。现在因为孝公您的贤明圣德，秦国以此而强盛起来。而魏国去年被齐国大败，依附它的诸侯都背叛了它，秦国可以趁此时机去讨伐魏国。魏国抵挡不住秦国的大军，就会将国都徙往东方。魏国一旦东迁，秦国就可依凭黄河、崤山的地理优势，向东抑制诸侯。这是成就帝王之业应做的事。孝公认为商鞅说得很对，就派他率领军队出征伐魏。
魏国派出公子卬迎击秦军。公子卬是商鞅在魏国时的熟人，商鞅给公子卬写信说：“我以前和你的交情很好，现在我们成了秦魏的将领，我不忍心和你互相攻战，想和你单独见个面商量结盟，大家就可以畅饮一番然后罢兵，让秦魏两国都能得到安宁。”傻乎乎的公子卬信以为真，前往秦营拜会商鞅，当然他内心也不想打这个仗，梦想和为贵。结果，当即被商鞅拿下。秦军立即出击，大破魏军。
魏惠王因为魏国数次被齐国和秦国打败，国内人口、财物都大为减少，国家日渐被削弱而非常担心，于是派使臣割让魏国在黄河以西的土地献给秦国来和秦国议和。魏国也将都城由安邑迁往大梁。魏惠王说：“我真是后悔没听公叔痤的话啊。”
商鞅打败魏国凯旋，不仅扩张了秦国的领地，同时也让其他的诸侯国见识了秦国的虎虎军威。孝公雪了祖上大耻，无比高兴，亲自出来迎接他，并把商、于（今陕西商县到河南内乡县之间）地区十五个邑封给这位大功臣，赐给他一个称号叫“商君”，“商鞅”之名由此而来，他的级别也成为二十级爵中最高的彻侯。
商鞅自公元前361年入秦，先后实行两次变法，在这20年中，商鞅不仅为秦奠定了帝王之基，而且使其个人登上了富贵功名的顶峰。但因为变法，他与旧贵族的积怨也日渐加深。公元前338年，秦国上层都能预感到形势即将发生变化。此际，一个颇有点背景的人突然拜访商鞅，他叫赵良。
赵良对商鞅说：“你这么多年蛮干，用严刑峻法处罚贵族，杀人如麻，积怨太多。你每次出门，彪形大汉在车上护卫，全副武装的人跟在车旁奔跑，没有这些安保措施，你绝对不敢出门。为什么？不就是怕人报复吗？现在国君身体堪忧，我建议你利用这最后的机会，主动辞职，把封地还给国家，劝国君重新起用那些被压制的贵族，然后找个人烟稀少的地方，隐姓埋名，种地过日子。这样的话，某些大人物也许能够让你活下去。否则，国君一旦去世，想想后果吧，想要你命的人还会少吗？”
商鞅觉察到了赵良背后的势力。但是，即使按照赵良的建议去做，太子驷这些人就能善罢甘休吗？再说，自己毕竟让秦国强大起来了，新的国君恐怕也得顾及这一点吧。倔强的大良造回避了那些血淋淋的场面，回答道：“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不后悔。当初秦国多么落后，父子男女同室而居，是谁改变了这些陋习？是我。再说前些年，我指挥迁都咸阳，扩大了旧城，建成了比鲁国宫殿还要宏伟的宫殿，这些你都没看到吗？”赵良见他毫无隐退避祸之意，便无奈离去了。
这一年，孝公因病去世。
太子驷继位当了国君。蛰居多年的公子虔、公孙贾等人立即活跃起来，指控商鞅图谋造反。商鞅跑到魏国边界，被魏国拒绝入境，他又跑回自己的封地，仓促组织了一支小军队抵抗前来捉拿的秦军，结果兵败被捕。秦惠文王判处商鞅车裂大刑，用几辆马车拽住手脚向不同方向奔驰，把他的身子拉裂成几大块。商鞅的家人也都被杀死。
商鞅虽死，秦惠王和他的子孙都继续实行商鞅的新法，所以秦的国势继续发展，为后来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为什么商鞅身死而秦法不亡呢？商鞅的死是因为他得罪了包括新君在内的太多的人，在秦国，有太多的人欲置其死地而后快；他的蒙难并不是因为他所推行的秦律有问题。恰恰相反，秦律不仅仅十分适合秦国的国情，而且被历史所证明极大地促进了秦国的发展，并为其后的一统奠定了基础，反对变法的旧勋，痛恨商君的新君都看到了这点，也正是因为其所行秦律的实益，使他的事业没有人亡政息，从而确立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变法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