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创作与《讲话》 文\王朝柱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
【作者简介】：1941年出生，河北吴桥人。1966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历任总政歌剧团作曲，总政话剧团编剧，全军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弃乐从文，相继出版了《李大钊》《蒋介石和他的密友与政敌》（三卷六部）《毛泽东周恩来的长征》《王昆仑》《周恩来在上海》等传记文学作品；创作了电视连续剧《巨人的握手》《张学良将军》《周恩来在上海》《开国领袖毛泽东》《长征》《延安颂》《回声》《冼星海》《八路军》《船政风云》《周恩来在重庆》《解放》《解放大西南》《辛亥革命》等，多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金鹰奖。
我喜爱读书。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读书岁月里，我看过遍数最多的书是四卷《毛泽东选集》，对我创作影响最大的文章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今年时逢《讲话》发表七十周年，回顾我国文学艺术在前进的道路上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回眸自己艰辛而又坎坷的文学创作历程，真是感慨良多！
我的困惑与抉择
三十多年前，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文学艺术界也迎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大声呼唤“文学艺术的春天”，在这一呼唤的鼓舞下，文学艺术家们精神振奋，优秀文艺作品层出不穷，我国的文学艺术创作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但毋庸讳言，国门初开，西方多种文化思潮也随之涌入。某些自称是先知先觉的所谓理论家乘机把自己捧上“通天教主”的宝座，一知半解——且又喋喋不休地宣扬西方不同的思想、理论和主义，甚至撰文提出“告别革命论”，借以否定一代又一代先驱者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并且利用共产党人在前进道路上的挫折和失误，抹杀共产党和她的领袖们的伟大历史功绩。文艺界也有个别人以权威自居，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讲话》，否定在《讲话》精神指引下产生的为时代所证明、为人民所欢迎的优秀的文艺作品。
这时，我已步入不惑之年，在不断的求索中业已锻造成唯物史观。面对文化思想界这猝然到来的纷繁而又活跃的现象，我这个专职的作曲工作者陷入茫然之中，似乎我钟爱的音乐也难以表述内心那复杂的情愫。好在我有两个业余爱好：一是自称史海中的绿林好汉，再是从不停笔的文学创作。历经严肃而又长时间的沉思，遂毅然决定弃乐从文，以《讲话》精神为主导，学习太史公以人带史的传统，写一部上自辛亥革命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书。对思想文化界的一些错误观点亮出自己的看法，还历史一个公道，还创造历史的一代又一代革命的人民一个公道，还大革命家孙中山、黄兴、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个公道。我历经三十多年的酷暑严寒，默默耕耘，终于在有关领导、专家和朋友们的帮助下，将这部大书分别以电影、电视和史传文学的形式，相继贡献给数以亿计的读者和观众。令我欣慰的是，这部即将完稿的大书得到了他们中绝大多数的欢迎。
为了听取我亲爱的读者、观众的批评，我愿记录下创作这部大书的某些经验和教训，并借以纪念《讲话》发表七十周年。
如何解读我国近现代史
从理论视角分析，《讲话》有着坚实的哲学根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以及如何为这两个最根本的命题出发，深入浅出地阐释了文艺最根本的理念。同时，也批驳了当时在国统区、延安及各根据地流行的一些言论。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近现代出版发行的文艺理论著述中，没有哪一篇文章像《讲话》那样在全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事后追论，《讲话》不仅影响着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坚定地走上革命之路，以文艺为武器奔赴战场，为祖国的解放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而且还诞生了像赵树理等数以千百计的艺术家。同时，还催生了像歌剧《白毛女》等传世之作，且已成为我国文化长廊中灿烂夺目的文艺瑰宝。
我是在《讲话》精神哺育下步入艺术殿堂，学习文艺创作的。即使我弃乐从文，改行当作家，依然是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进行创作。或许我深知要完成这部大书的创作，必须以中国近现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纬线，以影响我国历史进程的重要领袖人物为经线，方能织出一幅浓墨重彩、跃动人心的史诗般的历史画卷。因此，《讲话》中最具生命力的唯物史观对我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换言之，若想正确解读我国近现代历史中的重要事件，准确地塑造影响我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领袖人物，作家就必须做到：
一 坚持唯物史观
历史的发展有着自身的规律，它绝不会听命史学工作者的评说，更不会听任一些妄自尊大的史学工作者想当然的摆布。就这个意义上讲，史学工作者的使命就是认识真实的历史，从中找出历史进程中的客观规律。但是，如何解读真实的历史，又是受着不同史学家的史学思维决定的。直言之，它是受着不同的唯物史学观和唯心史学观所决定的。
中国近代史从何算起？史学界有着比较统一的意见，那就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何时结束？从众的说法是五四运动。但是，在对待这段历史中所发生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甲午海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看法上却是大相径庭的。在对待这一历史时期所诞生的风云人物的评价上则更是针逢相对的。举例说，持“告别革命论”者把李鸿章吹上云天，把革命先驱孙中山则说成是“搅屎棍”；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邓小平就直言李鸿章是卖国贼，孙中山则是中国二十世纪三大伟人中的第一人。究其原因，盖源于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且有着截然相反的史学观。
说到中国现代史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涌现的重要领袖人物，除去海峡两岸国共两党有着鲜明的对立意见之外，就说大陆的某些史学工作者，也无视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在诋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的同时，还借近期公布的蒋介石的“修身日记”歌颂蒋介石。究其原因，我认为这也是受着不同史学家的史学思维所决定的。
我是如何创作这部大书的呢？一是坚持用唯物史观解读中国近现代史，再是坚决地按艺术规律进行创作——而“这种创作必须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是受着历史真实的制约”，同时，还必须毫不动摇地排除某些错误观点对创作的干扰。
请看我是如何创作电视连续剧《长征》的：
在我看来，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创造的不朽的神话，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它不仅打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而且还锻造出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因此，这也就是我写电视连续剧《长征》的戏魂。
但是，当时受了错误思潮影响的一些人却说：长征是“担架上的阴谋”！同时，他们还无视我写的文学剧本《长征》业已经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导小组通过，要求我按照他们选定的戏魂——“担架上的阴谋”——重写，否则他们将调八个“枪手”用十天时间重新创作一部电视连续剧《长征》。有关的上级领导理所当然地阻止了他们错误的做法，保证了这部弘扬长征精神的电视连续剧得以顺利问世，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再如我创作电视连续剧《延安颂》的时候，社会上有一股否定延安整风运动的思潮。一时之间，昔日的革命圣地不见了，延安变成了专整知识分子的人间地狱。为了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我倾全力写了一部四十集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延安颂》，播出后同样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我的一位思想观点不尽相同的文友对我说：你创作的《延安颂》帮我正本清源，不仅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延安精神，而且还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延安。我的另一位文友说，我看了你创作的《长征》《延安颂》《解放》等电视连续剧，改变了我的世界观。这说明真理是不可战胜的，同时也证明了艺术家坚持用唯物史观认识世界是何等的重要！
二 要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到立场问题，曾明确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立场。”这对于一个坚持唯物史观的共产党员作家来说，是一个原则问题。因此，这对我写好这部大书也是至关重要的。举例说：
当我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而创作电视连续剧《辛亥革命》的时候，某些史学家以及创作同类题材文艺作品的作者却说：孙中山没有参加辛亥革命，是阻挠袁世凯推翻帝制、领导辛亥革命的“搅屎棍”。为此，我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调动电视最为擅长的各种艺术手段，有理有据且又旗帜鲜明地予以澄清。请看如下事实：
清朝末年，正当康梁变法遭到残酷镇压之时，孙中山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他“上书李鸿章失败之后，自认改革之路化成泡影，毅然决定甘冒杀头危险，领头革命”，并在檀香山建立第一个“振兴中华，维护国体”的兴中会，并提出革命的政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联合政府”。实事求是地说，他无可争辩地站在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制高点上。
随着反清革命的失败，黄兴、宋教仁等逃到日本，中国革命遂陷入了迷茫时期。恰在这时，孙中山来到日本，迅速把这些革命者集聚一起，发起成立统一的革命组织“同盟会”，提出十六字政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接着，他又提出三民主义，并写入“同盟会”时期的《建国方略》。这时的孙中山是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
孙中山一生发动过十次反清起义，除去镇南关起义以外均未亲临现场指挥，这是因为清朝政府对孙中山死令通缉不准回国造成的。如史所记，流落海外的孙中山不仅派专人、或用电报传达他制定的起义计划，而且还为每次起义向海外华侨募集所需的军费。当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他又向处于革命低潮的同志指出：“失败是成功的种子，推翻反动、腐朽的清朝政府的日子不远了！”半年之后，结束封建帝制的武昌起义爆发了！这说明孙中山有着非同凡响的革命预见性。
如果再联系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设立防范袁世凯复辟的《临时约法》等，他不仅是辛亥革命的精神领袖，而且还是一位鞠躬尽瘁的革命家。宣称孙中山没有参加辛亥革命、是“搅屎棍”的说法，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由此可知：唯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的艺术家，才能正确地解读中国近现代史。
三 永远歌颂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
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问题。”同时，他还借用列宁的话说，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换言之，我写作的这部大书唯有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才能放声歌颂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
随着时代向前发展，有极少数人站在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的对立面，公开为国民党翻案。他们的目的很清楚，那就是为早已逝去的旧中国唱挽歌，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蒋介石等唱赞歌。这不是危言耸听！请看：
持“告别革命论”者堂而皇之地说：自谭嗣同到辛亥革命，受激进主义影响，在我国开启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阶段，使中国走上暴力革命道路，造成社会动乱，妨碍了中国通过专门的思想启蒙和发展实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为此，他们大声责难谭嗣同、孙中山等革命先贤，并挥舞“救国不能压倒启蒙”的大棒，责难奋起反抗列强、不甘当亡国奴的老百姓。同时，他们还打着利国为民的虚伪旗号，竭力为腐败无能的大清王朝招魂。他们爱什么，憎什么，他们宣扬的“告别革命论”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难道不是很清楚了吗？
为此，我写这部大书的时候，不仅要批评“告别革命论”者的错误观点，更重要的是通过电视连续剧《解放》《解放大西南》等作品，向世人宣示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共产党创建的新中国，断然抛弃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并进而歌颂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
唯有如此，才能正确地解读中国近现代史。
如何艺术地再现我国近现代史
这既是一个学术命题，又是一个政治命题。作为我写这部大书的目的——艺术地再现我国近现代史而言，也是毛泽东在《讲话》中所说的“如何去服务”的命题。
作为学术命题，我在创作这部大书的时候必须解决好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就艺术创作规律而言，所谓艺术真实是通过艺术家的创作完成的。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种创作必须建立在历史真实基础之上，是受着历史的真实制约的。否则，笔下创作的艺术真实就是虚假的。为此，我在写作这部大书时是遵照如下原则行事的：一是吸收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再是对历史要有属于作家自己的独到认知，三是还要完成由史学思维向艺术思维的转化。唯有如此，“艺术家创作的艺术真实不仅具有史学品格，而且还能超越历史的真实——进而揭示历史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规律”。为此，我在创作过程中努力做到：
一 正确地定位重大的历史事件
诚如前文所述，由于政治、学术诸方面的原因，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至今未有完全统一的结论。这就要求我运用唯物史观去廓清散落在历史事件上的尘埃，找出这些历史事件的本质。例如：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举起了屠刀，杀向支持他北伐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被史家称之为的“十年内战”——或曰“土地革命”——时期。由于立场的不同，如此清楚的历史也各执一词。某些史学家还公然责难共产党人的被动反抗，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领导的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更有甚者，他们还诋毁共产党人为了保卫党中央，处决叛徒，应对国民党中统、军统的屠杀而设立的中央特科，撰文编造中央特科杀了多少国民党人。为此，我在即将完稿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导路》中真实地再现了这段历史。说到无端杀人，历史不会忘记蒋介石所发出的杀人命令：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共产党！据史记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被杀的著名领袖有陈赞贤、杨闇公、汪寿华、邓培、李大钊、郭亮、陈乔年、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等数十人。据周恩来的报告统计，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到四月，共产党员、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被杀害的计有十二万零五百四十八人；从是年五月到十一月被杀害的革命者又有十六万八千人之多。试问这些史学家，你们何以面对这几十万革命烈士的英魂？
二 艺术地塑造重要的历史人物
每每谈到塑造重要历史人物的时候，我都会说“波澜壮阔的历史，浩如烟海的原始素材，都是为塑造剧中的艺术形象服务的。同时，所有创作手段，也只是塑造剧作中的历史人物的工具”。我说这段话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文艺作品的如下要求：它“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另外，为了艺术地塑造重要历史人物，我还要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及批判地借鉴西洋优秀文化的技巧。
诚如毛泽东讲的那样，继承和借鉴是不能代替创作的。为了塑造独具艺术魅力的领袖人物形象，我在创作中除去坚持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等原则外，还有意从不同的地域文化的视角入手，希冀写出不同的领袖人物所具有的文化品格。从某种意义上讲，唯其如是，文艺创作才会有真正的创新，塑造的历史人物才会出神入化，栩栩如生。请看我在电视剧《长征》中对毛泽东、周恩来的描写：
毛泽东生在湖南，自幼受着楚湘文化的影响。或许是奔腾咆哮的长江冲出三峡，一泻千里地流入楚湘大地的缘故，造就了毛泽东“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性风骨。因此，他有着楚湘先贤如屈原那种特有的百折不回、以命殉节的壮烈品格。周恩来生长在江浙地区，深深受着吴越文化的影响。也或许是长江在此地缓缓入海的缘故，造就了周恩来“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柔性品德。从他一生“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来看，这是典型的“和为贵，忍为高”的吴越文化的性格。为此，我在《长征》中设计了捉虱子的情节：毛泽东不能容忍一个虱子的叮咬，而周恩来却能面对一百六十三个虱子的叮咬不动声色。两相对比，使毛泽东感慨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刚柔相济，始可有成。”这不仅写出毛、周二人不同的文化性格，而且也预示着他们二人必将相辅相成地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奋斗终生。
再如我对蒋介石、宋美龄这对夫妻的处理：
世人皆知，宋美龄是一位受教于欧美文化的女政治家，正如她自己说：“我身上唯一可称是中国的东西是我的面孔。”蒋介石不仅面孔是中国的，而且他的思想、文化结构、民族意识都是地道的中国的。这样就构成了他们夫妻之间在观念形态上的差异和对立。可以想见，他们夫妻二人在共同的生活之中，这两种对立的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一定会演出非同常人的戏剧来。
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我记得电视剧《长征》播出以后，评论家高度评价毛泽东、周恩来捉虱子的情节，视为经典范例；长篇史传文学《宋美龄和蒋介石》一经问世，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评说宋美龄、蒋介石这对夫妻写出新意来了。
这篇文章虽然拉杂地写了七千余字，但依然有意犹未尽之慨。最后我想说的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不朽的，它必将继续影响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作为一名年过七旬的作家、编剧，我也仍将沿着《讲话》指出的创作之路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