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哥哥来找我，手中拿着一本紫色烫金的纪念册。
“熊老师死了!”哥哥劈头就给我一个晴天劈雷。“他立下遗嘱，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院！”哥哥的声音有些哽咽，我接过哥哥手中紫色的烫金纪念册，熊老师那清瘦枯硬的字体映入眼帘：人活百年必有死，或卧于土、或焚为灰，虽属情常，然则废矣!余患国厚恩，愿离魂之日，捐躯为医学发展略尽薄力。”
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一个面善，发稀、清癯的形象。他是我哥哥的老师，也是我记忆中最亲切的人物之一。
上中学的时候，我非常淘气，惹了祸就去找哥哥。一天，我冲上楼去找哥哥，把他的书撞掉了，我拾起来，大声地念书上的签名，“熊中——火。”“煜”字我认不得，就有边读边，无边读中间。
“小同学，你念错了。煜，玉石的玉同音，焰是小火，烜是中火，煜，大火，显耀的大火。”熊老师文绉绉地在书上比划着。我被他镇住了，“熊老师，一个字还有这么多名堂?”
“二毛……”哥哥在楼梯口喊我。熊老师见状，悻悻地走了。
“不要叫他熊老师，他历史上有问题。”哥哥威严地对我说。我的逆反心理很重，哥哥的话没有吓唬住我，反而使我对熊老师产生了一种神秘感。
不知什么时候起，学校里就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上劳动课，都由熊老师带队。大概有劳动改造的意思，熊老师并不介意，总是不声不响地扛着锄头，悠闲地观赏着田园风光，慢慢地跟在我们后面朝田里走去。我们在田坝里捉蚂蚱、追蝴蝶、抓鱼虾，他就一个人在田里慢慢地锄草。有时，我玩倦了抬起头，远远地看见他秃了顶的头在阳光下发亮，总觉得他怪可怜的。一天收工，同学们要把锄头全部交给他扛，我不同意，就和他们打起来。后来我被同学们推到河里。我从河里落汤鸡似的爬上岸，同学们已经跑光，只有熊老师阴沉地坐在阿边，幽怨地背对着我。似乎落水的不是我，而是他。看到他的这幅样子，我的忧愤也就消溶到水中，我抱起了全部锄头，悲壮地往学校里走去。
在“**********”的日子里，熊老师一直没有达到“炮轰”的规格，每次都只有“火烧”或“油炸”的缘份。可是他一丝不苟接受批判的殉道精神却叫我终身难忘。记得那次批判王校长的斗争会上，作为陪斗的他，胸前挂着反动教师×××的黑牌，头上黄豆大的汁珠颗颗地渗出来，双脚在瑟瑟地颤抖，脸色苍白得已经失去血色。我猜想他肯定站不长久。果然，他昏倒了，黑板发出“哐啷”的响声，几个红卫兵把他拖进一间教室。不一会儿，他自觉地出来，又挂上那块显得很大很方正的黑牌，我不忍心再看下去，悄悄地离开了现场。
我下乡的前夕，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在球场上碰到熊老师，他把我拉到墙角边，恳切地对我说；“去吧，孩子，好儿女志在四方！老夫老矣，不然跟你们走出这小小的学校，到广阔天地去，也不枉了却此生。”我当时想，说得好听，要是轮到你，就不会说这样的漂亮话了。后来，留在学校的哥哥给我写信，说他把熊老师送到了高寒山区，这老头真怪，并无怨言，还很乐观。这时，我才慢慢地回味起熊老师对我说过的话，觉得有些道理。
几年以后，我回到昆明。听说熊老师平反恢复了名誉，还作为民主党派的代表到BJ参政议政。我邀哥哥一起去学校找他，期望听到他的教诲。然而，他只问寒问暖，支支吾吾，几次把话题扯到生话小事上，我和哥哥很失望。几天以后，哥哥收到封厚厚的信，是熊老师写给我哥俩的，他在信上说，你们都是大人了，不敢贻误后生，经过慎重考虑，建议我们从读书做起，他还开了长长的一串书名。
从此，我和哥哥开始读书。翌年，哥哥考上夜大，我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现在，熊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作为他的一个编外学生。只留下几缕轻烟似的缅怀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