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洪校长时，心里带着些疑问。不是我不相信校长的话，而是校长不一定有我想的一方面。于是，我找到了李超和张静所在的五年级一班的班主任黄老师。正是下课时光，黄老师听了我的询问，马上出了几道问答题，上课前准备让同学们做一下。学生们下了课，虽然喧闹，但基本都在教室里。我与李超、张静打招呼，他们的脸上依然矜持没有笑容。铃声响了，同学们很快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这位是城里来的记者陈云老师。”黄老师向同学们这样介绍我。学生们一边鼓掌，一边瞪大眼睛望着我，仿佛我会给他们出一个难题。
问答题传下去后，同学们很快做完了。张静在问卷上答道：“我很想很想我的爸爸和妈妈，我有两年多没见到他们了。其实家里虽然没有钱，但与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才是我最快乐的。”张静把答好的问卷给我看时，落寞的脸上已经挂满泪水了。我不禁一阵凄楚。接着，我再看李超的。李超在问卷上这样写道：“我已经按爸爸的吩咐，每天锻炼身体练习倒立了。现在我已经能坚持倒立两分钟了。我想象中的城市是富丽堂皇的，可是那里的学费太贵了，我不能去那里上学。”我看了会心一笑，心里想李超是个很乖的孩子。我摸着他的头说：“你真乖。真是好孩子。”他仰起头朝我看看。小脸上显现出骄傲来，但就是这样他还是没有笑容。
我与黄老师在收上来的问卷上，一一看着。那个叫陈诚的学生这样写道：“爸，你能早点回家吗？我很想你。可也没有办法，我们家为了盖这栋小楼欠了伍万元的债，你还要为我挣学费。你为我出远门去劳累，等我长大了一定好好报答你。我要早点赚钱，赚很多很多钱。”还有一个叫谢茹敏的学生这样写道：“爸爸，虽然我们家养鸡赔钱了，可是我相信只要我们继续努力，总有一天我们可以把债还清。天冷了，我比原来感到更加孤独了。”黄老师说：“真没想到啊，孩子们会想这么多，有这么多的心理问题。”
李超和张静所在的班，一共有36个学生。其中25名学生的父母在外地打工。这个班的学生大多很瘦小，有的几乎营养不良。我告别学生和黄老师后，走出校门看见冬日温暖的阳光下，宏伟乡的田野上油菜正低伏着，我仿佛看到了一种新的希望。而不远处，一栋三层的新楼刚刚落成。一个孩子从地面一堆高高的瓦楞上飞了下来，大有雄鹰展翅之势。倏地我想起了李超的姑父，想起了他正在工地干活，想起我为他买的馒头已经分给同学们吃了。但我还是想去工地看看他，我对这个我不认识的男人产生了莫名的同情。也许是小酒馆老板娘骂得太凶，也许是因为我喜欢上了李超这个没有笑容的男孩子。他的姑父，我就有了多一分的关心。
我向路上打听了几处正在盖房的工地。我凭直觉选中了一处笔直朝前走去。那是西篱村正在盖新房的几户农民家，从宏伟乡中心小学回到西篱乡，我得走上一个多小时，那还是绕小道走的。我走得有点疲累又口干舌噪，路上看不到一个小店。我只得决定先回小旅馆喝口水，再把房间或者旅店先换了，以免晚上又是被楼下的小酒馆吵得一夜睡不好。
我回到小旅馆时，旅馆老板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正在与旅客吵架。我站着听了半晌，原来这旅客也是因为“吵”，睡不好，要求退房。但老板不同意，老板说：“你要退，预付的压金就不能还。”男人觉得很亏，说：“去你妈妈的，你们这里是黑窝。昨晚白白被你们的小姐骗去两百元，还说是进来给我一把热水瓶，我一打开门她就一把抱住了我，我推都推不开。接着我就被你们捉住了。我有口难辩。老子哪里要睡这种‘鸡’，你们简直就是强行勒索。老子不住了，但压金不退是没有道理的。”
“你半途而废，我们这里的规矩就是这样的，你好逮也要入乡随俗。”老板一边说，一边摆出了一股打架的样子。那旅客也许不想再吃眼前亏，拎着包就走了。走到门口，他回过头说：“去你妈妈个‘X’，这钱老子给你妈买花圈吧！”老板回敬他说：“你小心路上被汽车压死。”
看着他们的一番吵闹，我对老板说：“我想换房间，有没有不临街的，安静一点的房间。”老板说：“不临街的房间没有了，都满住着。”我转身喊服务员老婆婆给我开门，老婆婆哆哆嗦嗦地拿了一大把钥匙。门开了，我的床铺依然散乱着，热水瓶的水也是隔夜的。我顾不得太多，先喝了水，然后出去找别家旅馆。
“小姐，要入住吗？”新新小旅馆门口站着一个50多岁的大妈。她说：“我们这里经济实惠，也干净。不像他们那里那么‘黑’。”她说着用嘴呶呶我住的那家小旅馆道：“那是什么旅馆啊，简直就是旧社会里的鹞子。”我说：“我要安静的，不要临街的，最好有卫生间的。”大妈说：“安静的，不临街的有，就是没有卫生间。我们有痰盂，很干净的，我都消毒过的。”
我跟着大妈看房间，北面的房间虽然不临街，但没有太阳，阴森森的，像有无数个鬼魂在游荡。但只要安静能写东西，我就满足了。我说好吧，我住这一间。于是我很快回转去，退了原来小旅馆的房，把东西搬了过来。我在退房时，老板说：“你真要退？别后悔啊，我们这里虽然吵闹些，但人气旺。你到那边去，嘿，保你吓得逃出来。”
我对老板不退压金，没好感。所以他再怎么说，我也知道他们是同行嫉妒。我没理老板，拿了发票提了旅行箱就走。到了新新小旅馆，大妈说：“你叫我孙里嫂吧，我两个儿子媳妇都在城里打工，这小旅馆就我与老头子张罗着。我还带着一个8岁的孙子，一个13岁的孙女。他们一个上二年级，一个上六年级。我们平时也没时间管他们，由他们放野马。”孙里嫂说着已经把我领到楼上北面的小屋。这个房间，一张大床，一只床头柜，一张写字台。既没有电视机，也没有卫生间，幸好有电话，我就可以通过电话线上网，把写好的稿子传回报社去。孙里嫂说：“楼下有自来水，洗脸洗衣什么的到楼下去。洗澡就没有地方了，只能用木盆在房间里洗，或者到乡政府的公共浴堂。”孙里嫂交待得很清楚，这让我感到了一种实在和亲切。
孙里嫂说完走了。一会儿，她拿着一只痰盂上来说：“我刚消毒的，很干净的。”孙里嫂把痰盂放到了墙角边，看我在整理东西又说：“我们这里条件不太好，比不得城里，但空气比城里好。你要是住一月以上，我还可以给你打折的。”我说：“好好，谢谢，到时候再说吧！”孙里嫂这才离开了我的房间。我第一件事情，就是采写宏伟乡中心小学的报导。这房间确实很安静，听不见公路上的汽车声和临街小酒馆的喧闹声。我在笔记本电脑上刷刷地写着，那些没有笑容，过于瘦小的孩子给我印象太深刻了。李超、张静、田小雷等，他们一个个在我笔下成为精灵，这些没有父母在身边疼爱着的孩子，有着一个不幸的童年，但也许对他们的成长反而有利。大概不到两个小时，我就写完了三千字的文章了。在这手机没有信号，电话不能拨长途的小山村，上网溜达就是我唯一与外界联系的方式了。
我把文章传给报社后，已经是午后一点多了。匆匆忙忙去小酒馆里吃饭，老板娘见我说：“上午与我吵架那老头，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死了。你看人是不是不能无理取闹。”听老板娘这么一说，我十分震惊，吃饭的胃口也减了大半。我说：“要一碗咸菜面。”老板娘说：“还要些什么？”我摆摆手。
小酒馆依然热闹着，有一桌在喝酒划拳；也有一桌，几乎个个都在边吃边抽烟。烟雾让我喘不过气来，我三口两口地扒完了面条，直奔李超的大伯李加强家。李加强坐在客厅发呆，见我来了他忍不住说：“我那妹夫真是死得轻如鸿毛啊！人要倒霉了，什么坏事情都缠身了。真是命啊！”他说完呜呜地哭起来。我第一次看见一个农村男人的哭，尽是这样撕心裂肺。仿佛所有的苦难、沉重得像山洪暴发那样。
我呆呆地站着，等李加强哭完了，才随他去他妹妹李加英家。李加英家距李加强家只十几分钟路，远远望去就能看见她家三间土灰色矮房前，已搭出了一个棚，摆着两个花圈。我从皮夹里拿出两佰元钱，让李加强差人帮我代购花圈。李加强说：“你是城里来的记者，你要写写我们这里人命如草菅。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下就死了，没有人能替他负责。”我“噢噢”地点头，提出要去看看究竟是脚手架不牢倒塌，还是他自己从脚手架上掉下来的。李加强说：“警方都已拍了照。脚手架没问题。”
“我妹夫就是从那上面掉下来的。”李加强用右手指着左边最高的脚手架说。我说：“这脚手架不规范，没有防护纱。”李加强说：“咱们农村盖房子从来就没有防护纱，咱们没有城里人讲究。”李加强这么一说，我就想着他妹夫早上与老板娘吵架，没吃完早饭一气而走的场景。如果是这样，饿晕了从脚手架上掉下来，那么老板娘该负有责任。但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掉下来的？我有点后悔早上没有将四个馒头送到他妹夫手上，也许他妹夫吃了我送去的馒头就不会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了。
从脚手架回到李超姑姑家，李超姑姑李加英抱着丈夫的尸体，一边哭一边如唱山歌似地唱着叙述她丈夫生平的小调儿。悲伤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家，有一种直让人淌眼泪的感觉。早上还是鲜蹦活跳的人，现在就笔直地挺在床上死了。生命是多么脆弱与无常。这天晚上李加强和一些亲戚，就守候在李超姑姑家。李超姑姑的两个在县城读书的儿子，也将当夜赶回家。李加强说：“李超爸爸明天也会赶回来，见他姐夫最后一面。”我这才知道李超爸爸辗转南北，最近刚在杭州的某家通讯设备公司做保安，而李超的妈妈却在几户人家做钟点工。他们辗转南北，过年也不回家就是为了省来回的路费，为了积累多一点钱好回家盖房子，好供李超日后上大学。
我离开李超姑姑家时，李超与奶奶来了。奶奶听见女儿唱着调门儿哭便说：“好了好了，要哭坏的。人都已经死了，也没有法子了，自己身体要紧。”奶奶的话是心疼女儿的话，也是有道理的话。奶奶见我要走，说：“白发人送黑发人，悲哀哉。”我说：“奶奶，那是意外，意外的事故。”
晚饭我仍旧回到小酒馆吃，老板娘有点幸灾乐祸。她脸上笑嘻嘻地问：“要点什么？”我坐着不说话，朝她看看。她说：“喂，在问你要点什么？”我说：“咸菜面。”她说：“一个城里女人怎么尽吃咸菜面？是不是在城里山珍海味吃多了，到这里来换换口味？”我没作声，也不想与她搭话。我总觉得假如早上她对李超姑夫态度好一点，也许李超姑夫就不会出现意外事故了。在我的潜意识里，仿佛她就是杀害李超姑夫的凶手。
孙里嫂的这个小房间确实很安静，整个二楼就住着我一个旅客。我起先上网看邮箱，与朋友在QQ上闲聊，并不觉得恐慌。但当我关闭电脑，躺进厚厚的被窝时就听见“呜呜”的哭泣声，还有“吱吱呀呀”门窗的碰撞声。我想那是因为风把李超姑夫家的哭泣之声传过来了，李超姑夫与我有一面之缘，他是否在向我喊冤呢？我这么想着，把头埋进被窝里，但翻来覆去睡不着。子夜时分，我扭亮灯，从旅行包里找出安定，服下四片。也许服了多一些，我一直睡到中午方才醒来。醒来的第一件事，我在孙里嫂给我的痰盂里拉了一泡长长的尿。怕尿酸影响房间的空气，我在痰盂上盖了一张报纸。下楼梳洗时，孙里嫂问：“睡得很好吧！”我说：“好，很好。”
我依然到小酒馆吃饭，与老板娘已经是一回生二回熟了。老板娘说：“你常来吃，我给你优惠价打八折。”我说：“谢谢！”她又说：“我叫翠花，你叫我翠花好了。”翠花给我递过来一份菜单，她说：“你不能老吃咸菜面，那样会没营养的。”我想想也是，在这小山村两天，我还没吃过鱼和肉。于是，我点了一条葱油扁鱼，一块东坡肉，一只炒青菜，还要了一瓶红葡萄酒。当然我不会把一瓶酒喝完，我只是喝一小盅，为这小山村特别的寒冷暖暖身子。
我还是选择与李超姑夫一起坐过的那张临街窗口的桌子。在等待菜端上来的那一刻，我恍惚间又看到李超姑夫把整口饭吐了出来，桌上烂烂的一滩，然后他用手在饭粒中抓出了那粒石子，冲老板娘骂道：“他妈的，你这饭是怎么做的？这么大的一颗石粒。”我望着翠花亲自给我端上菜来，我忽然忍不住说：“翠花，假如你昨天早上对李超姑夫态度好一点，说不定他就不会饿着肚子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了。”
“啊，你说什么呀，他的死难道都是我的不是？他是自己寻死，有事没事尽挑我们的毛病。你说饭里有一颗石子，用得着这么大动肝火骂人吗？他就是要与我们过不去。上帝有眼，这叫恶有恶报。他的死怪不得我，也与我无关。”翠花一边说，一边在我的菜单上划着勾。我望着她，没再说什么。也许她是无辜的，但我心里总消除不了对她的嫌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