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到巴黎半年以后，我就放弃了去法语培训班学习法语，开始寻找和他人沟通的捷径。因为我一天到晚只会用法语说一句话，那就是：“您能再重复一遍吗？”可是这样又有什么意义呢？别人重复一遍后我依然听不懂，更何况别人对我说的话都再平常不过了，实在没有什么重复的必要。他们只是问我觉得吐司的味道如何，或者告诉我商店还有二十分钟就关门了。为了应付这些无关紧要的交谈，我开始对他们说法语“D’accord”，意思就是“我同意你的观点”，也就是说“好的”。这个词就好像是可以打开魔法大门的钥匙一样，每一次我把它说出口之后，就开始为接下来任何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感到紧张。
“D’accord”，我对看门人说了这句话后，就要给他孙女的毛绒玩具缝上掉下来的眼睛；“D’accord”，我对牙医说了这句话后，她就把我送到了牙周病医师那里。医师给我做了X光射线检查，然后让我去他的会诊室里谈话。“D’accord”，我又这样对他说，然后过了一个星期之后，我不得不再次回到他的办公室。他先把我口腔内上下所有的牙龈都切开，从牙齿的根部刮去了许多牙斑。如果我提前知道将要发生这种事的话，也不会对我法国的出版商说“D’accord”，因为他安排我第二天晚上去参加一个电视节目。那是一个每周播出一次的文化类节目，在当地十分受欢迎。我跟在流行乐坛男歌手罗比威廉姆斯①的身后走上了嘉宾席。制作商为我安排好座位之后，我用舌头舔了舔嘴巴里伤口处的缝线，有一种满嘴都爬满了蜘蛛的感觉，诡异极了，但这也让我在电视屏幕前多了些谈资，这一点我还是很感激的。
我对餐厅的侍者说一声“D’accord”，他就会为我端上一盘嫩绿的蔬菜，上面挺立着一个猪鼻子；我对百货商店的女服务员说一声 “D’accord”，离开商店时我浑身都浸透了古龙香水。就这样，每天我都会有新的奇遇。
还有一次，我长了肾结石。于是我乘地铁去了医院，对一个兴高采烈的红头发护士说了一句“D’accord”，她就带我去了一间私人诊室，给我输上了镇痛药哌替啶液体。不过毫无疑问的是，这是我说“D’accord”这句话得到的最好待遇，因为接下来我的经历就变得越来越糟糕，越来越悲惨。肾结石治愈之后，我和另外一位医生又进行了短暂的交谈。他为我填好了一份预约表格，告诉我下周一回来找他，那时候再做我刚才答应的事情，虽然我不知道答应了什么，“D’accord”，我又这样说道，然后我很惊讶地听到他说 “Génial”，意思是“太棒了”。
到了我和医生约好见面的那一天，我就去了医院。我先去挂了号，然后就有一位不是那么兴高采烈的护士带着我去了一间很大的更衣室。“把衣服脱了，只剩下内裤就行了。”她告诉我，然后我说“D’accord”。随着护士转身离开，她还说了另外几句话。回想起来，我真应该让她重复一遍，然后画一张图，告诉我到底应该脱到什么程度，因为一旦你把裤子脱了，就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说
①罗比威廉姆斯（Robbie Williams）：英国流行乐坛素有“坏小子”之称的男歌手。——译者注
“D’accord”了。
更衣室一共有三扇门。我脱了衣服后就把耳朵贴在每一扇门上仔细听，以判断出哪间房对于我现在的衣着来说最为安全。第一扇门后听起来极为嘈杂，屋里的电话铃声连绵不绝，所以这个肯定要排除在外。第二扇门和第一扇没什么不同，所以我选择了打开第三扇门，直接走了进去。门后是一间色彩鲜亮的候诊室，房间里摆放着几张塑料椅和一张玻璃台面的咖啡桌，桌上堆放着高高的一摞杂志。角落里有一盆盆景，旁边还有另外一扇门。当时那扇门是开着的，出去后就是走廊。
我挑了一个座位坐了下来。一分钟后有一对夫妇走了进来，坐在了另外两把空椅子上。我首先注意到，他们的穿着都很得体，没有穿运动汗衫和运动鞋之类的衣物。那个女人穿了一件灰色呢子短裙，表面看起来有些粗糙，长度及膝，和她丈夫身上那件运动型外套的布料十分相配。他们的黑发显然都是染过的，因此也很搭配。但女人的黑发看起来比男人更自然一些，我是这样认为的。
“早上好”，我用法语和他们打招呼。然后我忽然想起来那个护士貌似和我提起过袍子之类的东西，大概就是更衣室里挂着的那一件。我想马上回去拿过来穿上，但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对夫妇肯定能看出我之前的疏忽，肯定会觉得我智商有问题。所以，为了证明他们是错的，我决定继续坐在那里，装作一切都很正常。啦啦啦……
当你只穿着一条内裤坐在两个陌生人面前的时候，脑海中浮现出的想法都是很有意思的，例如“自杀”。但正当你认为这个选择十分可行的时候，却忽然想起来你没有任何可以帮助你自杀成功的工具，例如可以用来勒脖子的绳子，可以穿过鼻孔或者耳朵直接插进大脑的钢笔。于是我考虑是否可以把手表吞到肚子里去，但又怕会被它噎住，那样就会很难堪。但根据我平时的饮食习惯来看，这块手表应该能很顺利地掉下去，表盘和表链都是如此。吞下一个闹钟可能是个挑战，但如果是五十美分那么大的“天美时”的话，那可真是小菜一碟。
那个染了黑发的男人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副眼镜。就在他打开镜架的时候，我回想起小时候在家里的后院中度过的一个夏日的夜晚。那是很多年之前的事情了，那天为了庆祝我妹妹格雷琴十岁的生日，全家人举办了盛大的晚宴。我父亲亲自烤牛排，母亲点上了驱虫蜡烛。正当我们就要开始吃饭的时候，母亲忽然发现我嘴里嚼着足足有一个零钱包那么大的一块牛肉。她平时就很讨厌看到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那天她尤其反感。
“你竟然这样吃牛排，我希望你噎死。”她说。
我当时只有十二岁。听到这句话时我愣住了，禁不住问自己：“我是不是听错了？”
“是的，贪吃的小猪，最好噎得喘不过气来。”
那一刻，我倒真的希望自己可以被牛排噎死，希望牛肉块堵住我的喉咙咽下不去。而我母亲定会为此事抱恨终生，觉得自己是位失职的母亲，每当她再经过牛排店或者浏览杂货店的肉食柜台时，她就会想起我，想起她是如何在同一个句子中使用“希望”和“噎死”这两个词的。不过，我当然没有噎死，反而很健康地长大成人，所以今天我才能穿着一条内裤坐在候诊室里。啦啦啦……
正在这时，屋里又进来两个人。那个女人大概五十岁，和她一起来的那个老人穿了很多衣服，多得有些过头了。他穿了一件外套和一件毛衣，脖子里戴了一条围巾，外面还套着一件大衣。他脱去大衣的时候极其费力，对于他来说，解开每一颗纽扣都称得上是一次挑战。“给我穿吧！”我想，“我就坐在这里。”不过我们没有心电感应，所以他把大衣递给了那个女人。她把它叠好后搭在了椅子的靠背上。我和她目光相遇后互相注视了几秒钟，但是她的目光并没有在我身上停留，只是从我的脸挪到了我的胸部，然后就移开了。她从桌上拿起一本杂志，递给了那个老人，随后自己也拿起一本翻阅了起来。我现在已经把他认作是她的父亲了。再注视她时，我觉得自己用不着那么紧张兮兮的了。她只是一个正在阅读《巴黎竞赛》的女人，而我只是坐在她对面的一个病号罢了。的确，我是没穿多少衣服，但她大概不会往心里去，这间候诊室所有的人大概都不会。那个老人，那对头发很般配的夫妇，他们可能都不会很在乎。“今天去医院怎么样？”他们的朋友会这样问，然后他们就会回答说：“还好。”或者是“噢，你知道的，和往常没什么区别。”
“看到什么笨蛋了吗？”
“没有，我想没看到什么笨蛋。”
但我有时候也会提醒自己，并非每个人的想法都和我相同，并非每个人都会像我这样随时在笔记本上写几句，然后再把这些线索整理成一篇日记，更不会有人再把日记稍作加工，在众多人面前大声朗读：
“3月14日，巴黎。今天我和父亲去了医院。在候诊室里候诊时，我们对面坐了一个家伙，只穿了一条内裤。不过他穿的内裤不是那种平角裤，而是三角紧身内裤，略泛灰色，由于洗了太多次，腰间的松紧带都有些松弛了。后来我告诉父亲说：‘他走了之后，其他人还要坐那个椅子呢！’父亲也同意这样做很不卫生。”
“他是个稀奇古怪的小个子男人，看起来让人觉得毛骨悚然。他的头发散落在了肩膀上，脸上露出傻乎乎的笑容，就像是贴了石膏一样。他就这样坐在那里，自言自语，疯疯癫癫。”
我还期望别人能记住我。这是一种多么自大的想法啊！尤其是在这繁忙的医院里，人类的病痛才是首先应该被关注的问题。如果在他们当中，真的会有人每天写日记的话，那么他们记录的内容肯定都会和医院的诊断结果有关，可能都是些从医生那里得知的不太令人愉快的消息，甚至可能会改变自己的一生，例如：肝脏并不是我生病的导火线，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脊柱。和这样的消息相比，一个只穿着内裤的男人和一盆落满灰尘的盆景或者掉落在咖啡桌下面地板上的杂志订阅卡又有什么区别呢？自然也就没有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了。而且无论诊断结果
如何，他们最终都会离开医院，消失在大街上的人群中，而他们在日后生活中将会拥有的经历都会把我从他们的记忆当中抹去。
他们大概会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只装了木头假肢的小狗。有一天下午我就遇到了，那是一条德国牧羊犬，它的假肢看起来就像是用一根警棍改装的一样。固定假肢的东西是一个用皮带编结而成的网，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不过更奇怪的却是它走在地铁地面上时的脚步声，那是一种沉闷的巨响，听起来十分忧郁，同时却又极其有力。然后再说说狗的主人，他看看狗身上那条自制的假腿，再看看我，露出了自豪的表情，似乎在说：“还不错吧？对吗？”
或者他们还会遇上一些小事，虽然相对来说比较琐碎但就惊奇程度来说，丝毫不会逊色。有一天上午我正走在去往公交车站的路上，忽然看到一家办公用品商店门口的人行道上躺着一个穿着体面的女人，旁边已经围观了很多人。正当我也要走上前去看热闹的时候，消防车赶到了。在美国，如果你看到有人跌倒在了地上，你肯定会打电话叫救护车来。但在法国，这些工作大都是由消防队员来完成的。那天一共来了大概四名消防队员，他们先是检查了一下女人的呼吸和心跳，然后一人走到消防车旁边打开了车门，我以为他会拿出来一条急救毯之类的东西，安慰一下受惊的人，但他却拿出来一个高脚玻璃杯。在其他场合下，人们就会拿出一个普通杯子，可能是纸质的，也可能用塑料做成，但那个却是用玻璃做的，而且是个高脚杯。我猜想消防员平时就坐在消防车的前座上，旁边摆放着那个高脚杯，还有斧头之类的工具。
消防员往高脚杯中倒满了瓶装的矿泉水，然后递给了那个女人。当时她已经坐起来了，用手捋着自己的头发，就好像刚打了个盹醒过来一样。那天晚上我在日记中记录下了这个故事，但无论我怎样用文字调侃，都觉得仿佛缺失了点什么。我有没有提到这件事发生在秋天？人行道上的片片落叶和我纯粹的快乐感觉有没有关系？还是那个高脚杯和它
所透露出的信息？它可能会说：“是的，你现在的确还坐在地上；是的，这一杯可是你的最后一杯了；不过等你喝完后，我们还是要按正确的程序办事，好吗？”
也许每个人对这件事情的态度都会有所不同，但根据我的观点来看，这样一幅场景至少要比我现在只穿一条内裤的情景更加让人难忘，高脚杯给人留下的印象至少要比我深刻五十倍。这个故事可能会让你谈论很多年，但一个只穿了内裤的男人大概说上两天就够了，顶多也就一个星期。当然，除非你就是那个没穿别的衣服的男人，因为这样一来，你一辈子都难以忘怀。这次经历并不会总是在你意识的边缘徘徊，也不像一个电话号码那样记住了就很难忘记，但依然可以毫不费力地就回忆起来，就像你满嘴都塞满了牛肉，或者牧羊犬安装了假肢一样。也许时不时地，你就会想起候诊室那把冰冷的塑料椅，还有护士穿过候诊室时发现你把双手放在膝盖之间瑟瑟发抖时露出的表情。她是那样的惊奇，又觉得你是如此的滑稽。然后她就站在那里，又提议进行下一项冒险历程，等着你说“D’acc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