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不过杨澜后来更加从容,她不在乎别人说了些什么,她只在乎自己正在做什么。在2004~2008年连续5年的“胡润慈善榜”上,吴征、杨澜夫妇始终保持在前六名之内。
2003年杨澜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后交出的第一份提案是《完善中国民间非营利性机构的生长环境》,不少慈善机构的负责人对其大倒苦水,称进入21世纪都3年了,而中国非营利性机构的财务审核,用的还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制度。
2005年和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朱树豪等人先后提案吁请慈善立法,时任民政部副部长的李立国称《慈善事业促进法》已进入国务院2006年立法项目,“并将于2007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2007年“两会”期间,杨澜提交的议案仍是慈善立法问题,然而当年全国人大安排的法律审议工作计划中并没有慈善事业立法一项。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中国官方媒体的消息仍然是“民政部将进一步加快步伐,争取今年内能够将《慈善事业促进法(草案)》送审稿上报国务院”。
这边是不成熟的舆论环境,那边是慈善立法依旧步履蹒跚,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杨澜深谙维护美誉度的重要性,尽管有时扯皮成本比较高昂,但又必须接受那份压抑。这并不是杨澜一个人的无奈。
我们选择杨澜为2000年度百富榜代表人物的另一考虑是想说明一点——公众认知度最高的企业家不一定是财富拥有最多的企业家,如果要两者选其一的话,明智之举是选择前者,即宁可财富少一些,也要注重公众认知度和口碑的积累,这正是杨澜一直以来秉承的原则,当然吴征也是一位资本运作高手。
一份调查显示,在“2006胡润百富榜”排名前十的企业家中,只有黄光裕一人进入了公众认知率的前十名;而在排行榜中只位居第59位的杨澜和第185位的张朝阳却成为公众最熟悉的企业家。
服务业富豪萌芽
2008年3月,国内外媒体掀起对世界富豪特征比较的热潮,全球前十位富豪中,来自印度的富豪占了4位,美国占2位,俄罗斯1位,中国无人进前十,李嘉诚为第11位。印度的名声大噪与其IT产业和服务业的强势有关。
相比之下,直到2007年,我们从“胡润百富榜”上可以看出,名列前茅者大都在基础产业或房地产行业,服务业相形见绌。法新社文章称:“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依赖于基础建设行业,从一些趋势来看,中国富豪可能会在今后几年或十年的时间内都落后于美国。美国在第一时间拥有了大批的网络精英。”
事实上,1999年我们的榜单上出现搜狐的张朝阳、2000年榜单上出现阳光文化的杨澜时,我们彼时对中国服务业富豪“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情景很欣慰,认为这是一个信号,也将是一个长远的趋势——10年后、20年后,中国经济如果仍要在世界上保持竞争力,打不开服务业殿堂的大门,便等于宣告自己弃权的宿命。
2008年6月,经济学泰斗吴敬琏来到广东,为广东转型把脉,为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双转移”战略(产业转移与劳动力转移)谏言,他开出的最重要的两剂药方是——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我们希望将来百富榜上的服务业富豪越来越多,一来这份榜单的含金量会高很多,二来更意味着中国经济转轨和产业升级向着成功的彼岸不断靠近,那不仅将是中国富豪——更将是全体中国民众的福祉。
不在现场的田溯宁
2000年是对中国电信业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份。
这一年的3月3日,中国两家电信企业——亚信和UT斯达康,同时率先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最吸引眼球的是亚信,开盘即涨287%,收盘近100美元,涨幅达314%!这一天后来被称为“纳斯达克中国日”。
亚信的创始人丁健、田溯宁,和UT斯达康的创始人吴鹰,注定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不过,亚信上市当天,田溯宁并不在现场,因为他已于1999年抽身离开亚信,担任刚刚成立的中国网通的CEO一职。
在酒店关注亚信上市
2000年的富豪榜上,田溯宁和丁健分别居第14名(164亿元)和第16名(154亿元),在企业名称一栏中我们分别注明的即为“中国网通”与“亚信控股”。
田溯宁被称为“中国因特网的建筑师”,1963年生人,属兔;2000年后几年的“胡润百富榜”上,IT界上榜富豪中属兔的很多。田溯宁于1992年在美国得州理工大学获得资源管理专业博士学位,两年后与几位留学生成立美国亚信公司,1999年回国成立亚信科技(中国)公司,并担任CEO,可谓将Internet带回了中国。
自1995年亚信承建中国第一个商业化Internet骨干网——China Net起,亚信先后完成了中国70%的互联网建设。
与田溯宁见面是在他上榜次年的2001年。他是我们最早认识的“海龟”之一,当时我们向《福布斯》推荐田溯宁为年度人物,不过最后没有通过。2000年前后,不少登上富豪榜者都是“弃政从商”,而田溯宁很另类,他是“弃商从政”,这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道特殊风景吧。
田溯宁是个情感非常丰富的人,然而很多时候,他的使命与角色,使得他必须把自己的情感窖藏起来。不过在一些场合和节目,他仍然会真情流露。一次参加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田溯宁提到亚信上市时,禁不住回忆起当初刚到美国时的情景,有些动容道:“在洛杉矶转飞机,一下飞机我感觉非常孤独。”言语之间透出一丝悲怆。
2000年亚信在美国上市的时候,田溯宁不在现场。他当时正在上海出差,回到酒店,他看到美国CNBC电视台正在讲亚信上市,顿生感慨,一为自己的“孩子”得到了国际资本市场的认可,二为之前习惯大谈IBM和思科的CNBC电视台,终于开始谈论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了。
业界后来开始猜测田溯宁突然离开亚信,是不是与丁健之间发生了什么。田溯宁与丁健之间的关系,的确不是特别默契,但他们绝对都是聪明人,清楚各自真正要的是什么。
总有贵人相助
有人说田溯宁是个不断被边缘化的悲情英雄。不过换个角度看,他在多次的起落之间,总能做到“次优”。
亚信上市前夜,田溯宁到了当时的中国网通(俗称小网通),他随即声称要建设一条高速的、无处不在的宽带网络,同时开始摸索国企改革之路。然而,他摸索了没多久,2002年,电信业重组开始,小网通、原吉通及原中国电信所属北方十省电信公司组成了网通集团,田溯宁尽管任副总裁(后任网通国际总裁、网通上市公司CEO),但棋盘大了,他的实际权力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掣肘。
但他做得很棒。2002年,网通吃下亚洲环球电讯,以8000万美元换得一张价值十多亿美元的东亚电信大网,可谓蛇吞象。
2003年前后是田溯宁的尖峰时刻,他用国际化的手法倒逼相对陈旧和低效的体制,最后占了上风。2003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田溯宁的管理哲学》的文章,文章开篇即称:
一个人的名字同时代和历史联系到了一起,立刻就变得厚重起来。很多年以后,打开中国宽带网络和通信企业发展的历史,人们肯定能够发现“田溯宁”这个名字。
田溯宁的一大特点是,热衷于管理。“我不在乎企业大小,只希望能有一个企业,给我七八年时间,让我把看到的一些优秀企业的管理方法运用到这个企业中去,认认真真地把每个细节都管理好,使这个企业成为优秀企业。”田溯宁这样说,“我没有别的意图,只是喜欢管理。对于管理甚至已经不单单是喜欢,而是当成了自己的宗教。”网通公司无疑是他发挥管理才能和爱好的更好平台。
2004年11月,田溯宁成功导演中国网通在香港和美国两地上市,名声如日中天。所谓“高处不胜寒”,此后他即开始走下坡路。2005年1月,网通以10亿美元买下香港电讯盈科20%股权,然而到了3月,田溯宁即被调离北京总部,前往香港,任新参股企业电讯盈科的联席CEO。7月,网通国际这一网通集团中标志性的国际业务子公司,被草草撤销。
业界一片哗然。据称田溯宁的战略当时在网通内部并未获得足够认可。2006年3月,网通的年报发布会上,CEO田溯宁缺席。果不其然,5月17日“电信日”这天,田溯宁正式辞去中国网通CEO一职。
然而田溯宁很快又找到了自己的支点——中国宽带产业基金(CBC)。这是中国第一家专注于电信、互联网、媒体与科技产业的股权投资基金,出资人包括中信资本、中国网通、电讯盈科、WPP(世界最大的广告公司、奥美广告的母公司)。CBC以独立身份开展市场化运作,入主和投资的华亿新媒体、长达科技等,收益颇丰。
可以说,田溯宁走过的路看似坎坷,其实不无“幸运”。他并没有显赫的出身,但他似乎总能得到“贵人”相助,如刘嘉伦、严义埙、王功权、冯仑、冯波……
田溯宁与邓文迪(国际传媒巨头默多克之妻)的关系很好。默多克通过田溯宁,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市场。默多克和索罗斯,都为CBC投过巨资。
2006年11月,默多克决定开设中文版的MySpace网站,找的洽谈者是IDG旗下的风险投资公司和田溯宁,背后正是邓文迪搭的桥。
虚心若愚
2008年5月23日,汶川大地震余震犹存,电信业“地震”开始,新一轮电信重组拉开帷幕,中国联通以换股形式吸收合并中国网通,后者从纽约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证券交易所退市。或许这个时候,田溯宁正躲在旁边偷着乐。
田溯宁的几次转身,不少人为之扼腕,比如他离开网通后,财经观察者苏小和在《南方周末》撰文称:
田溯宁的失败就在这里:他当初接受邀请,切入中国国有企业体系,显然是认同了国有企业的制度规则,但他后来的一系列动作,却是与国有企业格格不入的现代企业方法论。田溯宁从一开始就让自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矛盾之中。其中的选择似乎是二元结构:要么田溯宁从一开始就认同体制,入乡随俗,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要么,他从一开始就站在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层面,所有工作都坚持国际化、制度化、市场化。但田溯宁没有勇气做出这样的选择,他选择的是中庸之道,是左顾右盼。一方面他要食旧体制之利,一方面又想在旧体制中折腾出新花样。
这种质疑不无道理,在我们看来,正是田溯宁的中庸之道的技巧和左顾右盼的脾性,使他最后所遵循的“次优选择”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他仍然在继续着自己的宽带梦想。在与体制博弈过程中,没有什么比保全自己和继续自己的梦想更值得庆幸的了。
互联网观察者林军对田溯宁的评价角度值得关注:
田溯宁应该是中国互联网历史乃至中国商业历史上最具备理想主义情怀,但又有所善终者之一,这样的人很难得。他是个很善于规划自己和进行自我讲述的人,他是中国互联网行业里最知道怎么样留下、该留下什么思想和沉淀的人,这样的人有着无比坚强的内心世界和自我约束能力。这样的人,断然不可能因一时的意气风发而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