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令人诧异的是，恒大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了逆转胜。从2006年11月至2007年9月，恒大与美林、德意志银行、淡马锡、瑞信等投行陆续甚至多次签订协议，获得近10亿美元的融资（包括抵押贷款与认购可换股优先股等）。
抱上了投行的金佛脚，恒大拿地速度之快令人惊叹。之后恒大的招股书显示，截至2007年年底，恒大的土地储备为4580万平方米，是一年前的75倍。
2004年的永乐也需要钱，用以扩大规模、加快其全国扩张步伐。为解资金之渴，投行摩根士丹利和鼎辉投资出手5000万美元认购永乐逾422亿股，折合的股价比之后的招股价折让近60%。
但是要知道，永乐在与投行联姻前的2004年，销售额达到百亿元，并且之前通过自有资金完成了包括收购广州东泽等系列资本运作。
机构投资者们为什么还会对许家印慷慨解囊、大胆放贷呢？投行们其实也在“赌”，赌中国房地产投资仍处于上升周期中，而2007年以来人民币升值速度明显加快，2008年上半年升值幅度超过6%，投行将钱交给中国的房企，还可增值。
机构投资者选择许家印，而不是找一些优质房企比如万科来合作项目，是因为他们深谙，即便有合作可能，万科也不会在利益方面做多少让步。许家印则一上来就是大手笔——出让约33%的股权。
投行们不是省油的灯，他们的条件非常苛刻。永乐尚且如此，恒大更是如此。根据恒大的招股书，恒大承诺给机构投资者的回报率很可观：如果在2008年6月6日前上市，回报不少于40%；若在2008年12月6日前上市，回报率不少于50%；若在2009年6月6日前上市，回报率不少于60%；若于2009年12月6日前上市，则回报率不少于70%。而如若无法完成上市，恒大将以现行市盈率回购相关机构投资者的股份。
永乐当年与投行签订的对赌协议，到最后发现横竖都是投行赚个不亦乐乎，因为摩根士丹利是“天使与魔鬼的结合体”——当初不断调高永乐评级推动其股价上升的是摩根士丹利，但解禁期一到马上减持，并且一面调低永乐评级、一面增持国美并调高其评级的，还是摩根士丹利。
恒大同样遭遇国际投行的阳谋。上市折戟，对许家印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然而对投行们来说，或许意味新的机会，一来与恒大谈判的筹码更重了；二来，更低价入主的契机来了。
2008年3月恒大上市搁浅后，有传媒报道称许家印意欲通过私募方式融资5亿～6亿美元。这一传闻在当年6月底有了答案：6月28日，恒大在香港完成了6亿美元的私募融资，加上此前德意志银行、美林银行等机构投入的5亿美元，恒大地产资本金增加了逾10亿美元，负债率下降到65％左右。“这相当于做了一次小型IPO。”许家印称。
许家印逃过了一劫，但他对关键问题——这次私募他又做出了何种让步——并没向传媒透露半句。不过，众所周知，私募意味着给投行更低的价格，同时他们占恒大地产股权的比重将进一步增大。
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投行们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绝非“赚一把就走”的短炒心态，他们或许在更早的时候已盯上恒大等易控房企，同时试图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走得更远。
许家印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虽不至于对投行言听计从，但后者的话语权已非同小可。恒大如果不能在上市这条路上突围，最后极有可能落得与永乐一样的结局，即半推半就地被某大型房企接盘，最大的赢家仍然是美林等投行。由于妥善处理好恒大各种错综复杂关系与纠纷的难度要大得多，许家印将来就是想如张大中、杜厦那样套现离场，也绝没那么容易。
邱继宝之痛与魏东之死
邱继宝和魏东都曾是“胡润百富榜”上榜富豪，尽管他俩可能不认识，但在2008年5月，却均成为中国甚至国际焦点人物。
一个是“缝纫机大王”、制造业的领袖，一个是“涌金系”掌门人、金融界奇才，这两个所处行业悬殊的富豪，在2008年夏天，一个郁闷，一个自杀。与其说这是中国经济转轨加速所必须经历的阵痛，不如说是行业分化加速的缩影。
邱继宝坐上过山车
2008年，任飞跃缝纫机集团董事长、浙江省工商联副会长的邱继宝45岁。他连续3年（2005～2007年）登上“胡润百富榜”，分别位居第267名、第375名、第328名，财富分别为75亿、9亿、25亿元，这种财富增长速度足以令同行羡慕。
2008年3月，一年一度的“两会”召开，首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邱继宝显得很兴奋。3月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浙江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德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等出席。
李长春刚入座就问：“邱继宝在哪里？”张德江听后，指着坐在其对面的邱继宝说：“继宝是浙江民营企业家的优秀代表。”邱继宝急忙起身致意，李长春笑称：“飞跃品牌是很有名气的。”
会议后，李长春临出门时握住邱继宝的手说，“继宝，你们不仅自主创新做得好，而且党建工作也走在了前面。希望飞跃把这次‘两会’精神学习好、贯彻好，坚持科学发展观，推动各项工作更好更快发展。”
“这是党和国家对飞跃集团走自主创新之路的肯定。”邱继宝更坚定了走自主创新之路的决心。当时传媒津津乐道的是，自主创新使邱继宝把一个5间简陋的田头厂房变成了年销售产值60多亿元、拥有120个国家贸易关系的国际缝纫机领军者。
3月11日晚，央视《新闻联播》“代表委员议国是”栏目中，出现了邱继宝的身影，他在被采访中，再一次大谈“内忧外患”的环境下民企自主创新的重要性。电视画面中不时出现飞跃多功能家用机专卖店的画面。
政治领袖对这位民营企业家的爱护和眷顾并非第一次。2002年前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曾去飞跃调研，对企业运营情形表示赞赏，当场戏称邱继宝是“国宝”。虽是谈笑，但获总理如此昵称，足见其被重视程度。
然而，就在李长春赞许飞跃“很有名气”后的两个月，坊间盛传，飞跃集团资金链断裂。国人一片哗然。
事实上，飞跃早已四面楚歌。有据可查的是，2008年4月中旬，浙江台州市、椒江区先后出台具体措施，协助飞跃集团渡过困境。而台州市外经贸局数据显示，2008年1～4月，飞跃集团出口总额为1848万美元，较上一年同期的3300万美元大幅下跌44%。
当5月份传媒热炒飞跃集团面临严重危机时，起来“撑门面”的还是台州市与椒江区政府，他们异口同声称，飞跃确实存在困难，但并未到资不抵债、申请破产的程度。而邱继宝也称：“飞跃未来的命运，更多地掌握在公司自己手里。”
不过，也有不少政府官员私下评价邱继宝称，飞跃出事是注定的，只是早晚问题——短短几年就扩张至近10家邱继宝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18家海外分公司、22家国内销售公司。更为重要的是，1994年开始，邱继宝利用政策优惠多次以低价拿得不少地块，如2001年获批用地近3000亩建造飞跃工业城，这涉及到5个村2000多名村民的拆迁安置。
据《财经》杂志报道，一位熟悉内情的人称，飞跃在2002年和2003年危机就已露出端倪，一直靠银行不断“输血”才撑了下去。据悉，截至2008年5月，飞跃欠银行贷款约18亿元，四大国有银行及交通银行均涉及其中。
然而，新华网在2008年6月的报道中称，通过浙江省政府的协调，飞跃的各家贷款银行已签署了支持企业发展、不压缩贷款的协议。
一个月后，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到浙江调研，听完邱继宝的汇报后称：“在当前宏观形势下，整个行业包括飞跃在内遇到较大的压力，但飞跃仍然充满信心、斗志昂扬，视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这充分体现了浙江企业家的精神。”7月底，在政府的牵线搭桥下，中捷股份开始与飞跃集团进行产业整合。
邱继宝在2008年上半年遭遇到的系列戏剧性事件，将中国制造业过往与当下、主观与客观的软肋暴露无疑，他执掌的飞跃集团注定成为一个悲喜交加的制造业蓝本。
搞金融不如开餐馆？
“胡润百富榜”上有两个魏东，一个是“涌金系”掌门人魏东，一个是福记食品的魏东、姚娟夫妇。我们这里讲的是前一位。
“四十而不惑”，这位金融大亨魏东，2007年登上“胡润百富榜”时，资产为50亿，居第148位，并位居这一年“胡润金融富豪榜”第13名。
未曾想到，半年后的2008年4月29日，衣着整齐的魏东，当着家人的面，从家中阳台纵身跳下，了结了自己年仅41岁的宝贵生命。
魏东之死也成为2008年中国经济与社会转轨过程中的另一起代表性事件。这位13年前摧垮万国证券一举成名，6年前收购湖南九芝堂，2008年完成第一家券商借壳上市的资本大鳄，在坠楼前留下的遗书中，给自杀开出的理由是“长期工作压力和近期外部环境压力”、“严重的失眠及抑郁”等。
资本市场是高智商战场，魏东的遗书毫无疑问只是一组达芬奇密码，只有极少数人能真正看懂其中的玄机与奥妙。据说他在自杀前曾两次被中纪委的调查小组找去谈话。人们联想最多的是其收购国金证券并借壳上市事件。
5月7日，《21世纪经济报道》一篇报道称：
本报记者近日通过多渠道调查发现，魏东自杀背后，或许与中纪委联合几个部门，正对股改前及股改之后形成的巨额利益输送进行的联合调查有关，其中一些公司上市前的国有资产流失以及一些券商借壳上市，可能是魏东自杀背后原因的重要疑点。
一个月后的6月10日晚，财经网一条新闻——《祸起证监案国开行副行长王益被“双规”》迅速被广泛转载，报道称：
2007年起，出身白族、热爱音乐的王益作词作曲的《神州颂》在全国很多城市进行演出，演出阵容庞大，耗资不菲。知情人士称，与王益关系密切的企业有的直接提供赞助，有的则买下数百张票让员工去看，其中不乏一些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不久前自杀身亡的“涌金系”掌门人魏东，据传与王益关系密切。涌金旗下的国金证券董事长雷波是王益在证监会时期的秘书，魏东的哥哥魏锋是王益《神州颂》演唱会的策划人之一。
1999年2月，王益从证监会调任国家开发银行担任副行长，分管研究部等部门。一些市场人士反映，王益并未就此离开证券界，而是凭借其深厚的人脉关系活跃于资本市场与证监会官员之间。据悉，广发证券借壳的内幕交易、太平洋证券的蹊跷上市等，都与王益颇有瓜葛。
《证券市场周刊》本计划于2007年年底太平洋证券离奇上市前发表《谁批准了太平洋上市》的封面文章，却被有关部门临时叫停；妥协3个月后，又拟定于2008年3月初那一期发表，然而就在2月底送厂印刷时再次被有关部门叫停。记者李德林后来在博客中写道：“我不知道该愤怒还是哭泣，这是资本市场的悲哀，也是新闻人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