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市场角度来看，“80后”的年轻人，1984年可能还没出生或只是几岁的幼童，鲜有人会去探究24年前曾经发生了什么；“美好回忆”一说也甚为牵强，尽管如今的消费者注重情感诉求，然而对一个因为权力与资本的纷争而变得千疮百孔的企业，消费者很难仅对1984年的美好产生共鸣。
可以说，推出“健力宝1984”等新品及再打奥运牌，仍只能算作是短期的促销行为，而不能算作品牌战略或营销创新。事实上，由于被统一集团接管以及张海事件等余波犹存，健力宝做出长远的战略也不太现实，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再来一场貌似伟大的促销。
2007年7月，健力宝董事长叶红汉曾表示，统一不可能将健力宝这一品牌雪藏，“那样对它（统一）经济上没好处”。当年年底，统一企业在香港上市，并没有将相关健力宝资产整合到上市公司中。当时接管健力宝贸易公司的北京统一食品公司总经理李文杰称，“健力宝即使上市也是独立上市”。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解读：尽管国资与民资惨烈的博弈不可能再次发生在健力宝身上，然而，健力宝集团与健力宝贸易公司间的博弈还在，三水区政府的“余威”犹存，这些都是健力宝新的发展战略无论张弛都难显从容的重要因素。
看健力宝历史，前半场是政商博弈舞台战，后半场演绎成了围绕地方政府之“老虎屁股”的心理战，可叹。老将李经纬昔日一手打造的饮料王国，如过眼烟云。
牟其中差点令榜单难产
“牟其中被逮捕了，有‘替补’吗？”
1999年10月份，我们制作的第一届榜单“中国50富豪榜”就要在《福布斯》发布的前几天，一位同事突然告诉了我们这一消息。
马上查阅新闻、打电话给朋友，结果都与同事所讲无异——尽管牟其中案还未最终宣判，但他确实已被正式逮捕；在我们马上就要发布的榜单上，他被排在第15位，财富为10亿元。
最要命的是，我们手头只有这50位富豪的名单，没有“替补”。不至于发布一份“中国49富豪榜”吧。
怎么办？
最有想象力的富豪
“1999中国50富豪榜”如期发布，牟其中为第15名，财富10亿元。
这一年榜单的最后，有一句特别说明：“就在排行榜即将发布前，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了南德经济集团59岁的董事长牟其中在中国武汉被捕的消息。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榜单差点难产，幸好有惊无险。
事后看来，没有把牟其中从榜单中取下来的意义，更在于它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牟其中事件的普遍关注。后来民营企业家“原罪”话题在中国引起热议时，牟其中案成为争论的发端之一。
牟其中1941年出生，江湖上人称“老牟”。1971年，而立之年的牟其中响应时代号召，在四川万县（现重庆万州区）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几年后这一小组升级为“马列主义研究会”。
1974年，这一民间团体推出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长文，作者为研究会成员刘忠智（牟其中挂名），主要观点之一是“中国的前途在于在共产党领导之下，通过社会主义的方式，建立起商品生产的经济体系”。这期间，牟其中也写出了《社会主义由科学向空想的倒退》等文章。
研究会很快被定义为“反革命组织”。牟其中和刘忠智等人于1975年被判刑入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发文进行全省范围的大批判。4年半后，牟其中们遇上拨乱反正，从而走出高墙，获得了人身自由。
之后牟其中与人合开了一家名叫中德的商店，做起倒卖电器、钟表的生意。1983年9月，他再次入狱，罪名是投机倒把、买空卖空。十多天后，牟其中在狱中写下一份《入党申请书》，后来又写出《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我们的历史使命》、《从中德商店的取缔看万县市改革的阻力》等文，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1984年初，牟其中被释放。
1984年8月，牟其中创立当时全国最大的个体联合企业——中德实业开发总公司。4年后，牟其中转战海南，成立南德经济集团，一年后将总部迁往北京，后至天津。
1992年是牟其中蜚声中外的一年。彼时前苏联解体不久，政治动荡、经济低迷，牟其中抓住时机，用中国数百工厂总共约千余个火车车皮的积压轻工产品，换回了俄罗斯4架图-154飞机和相当于一架飞机价值的航材。
牟其中玩的是一个连环局——银行得到四川航空公司（川航）担保后，贷款给牟其中，牟其中付款给生产厂家，拿到大量轻工产品后出口到俄罗斯，俄罗斯方收货后直接将飞机飞到四川交给川航，牟其中拿到川航付款后再去还银行贷款。
这一“空手套白狼”使得牟其中大赚16亿元，再度成为国内外焦点人物，更重要的是，生意的成功极大刺激了他原本天马行空式的思维和冒险精神。他之后的想法包括做卫星、运作航母、根治陕北的沙漠化等，而将喜马拉雅山炸个缺口引入印度洋暖风的想法，让人们对他的想象力叹为观止。
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早先做过牟其中的副手，他后来在回忆中如此评价牟其中的疯狂想法：“最早的一代民营企业家中，牟其中是最有创造力的，只不过他的创造力跟体制环境脱节、对立的太多，所以大都成不了，这种命运使得其成为‘过去的一代’，也许再等上10年、20年，他就有机会成功了。”
遭遇到体制掣肘，创造力往往是把双刃剑。牟其中没有走出这一中国式宿命。1999年1月7日，牟其中坐着黑色奥迪去南德公司上班途中被布控的北京、武汉两地警察抓获。
牟其中当时对突如其来的阵势并没感到诧异，他身上就装着一封亲笔信，信中嘱托熟人在自己出事后帮忙照顾自己的孩子。1999年2月5日，牟其中被批准逮捕，罪名是信用证诈骗——假进口、真骗汇，金额逾6亿元。
《南方周末》彼时发表《牟其中：其人其骗》一文称：“牟其中有‘空手套白狼’的胆量，却无经营管理一个大型现代化企业集团的能力，他套来的资金投入的项目连连失败，巨额债务无法偿还，终于陷入资不抵债的窘境。‘牟其中旋风’一阵刮过，总归不能长久。”
双面牟其中
2000年8月22日，湖北高院对牟其中案做出终审裁定：维持一审判决的决定，牟其中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经牟其中前秘书兼诉讼委托代理人夏宗伟的奔波，2003年9月，牟其中被改判有期徒刑18年，不过这一新闻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关注，牟其中似乎已淡出人们的视野。
从某种意义上讲，牟其中代表的是一个时代、一种社会现象。我们从1994年开始关注牟其中，没想到1999年要将他列入富豪榜时，正是他落马之时。我们为牟其中的落马感到惋惜。他是一个悲剧性富豪，一个善于利用体制漏洞却终被体制所吞噬的中国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曾在牟其中入狱前与其有过近距离接触，刘东华后来称：“这个人与一般企业家最大的不同是思维超前，实际上他是在生产思想而非生产别的东西。”换句话说，牟其中是位失败的企业家、成功的思想家。
政商关系从来就是一个复杂的命题。牟其中在政府关系上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一面是与当地政府关系搞得不好，一面却是自己无限膨胀的政治情怀——南德公司里的部门命名完全按照政府部门的模式来设定，比如办公室叫“办公厅”，法律服务部叫“监察部”。
牟其中前两次入狱，在狱中的语言、写作和书信饱含政治情怀。1999年入狱后，他的这一秉性仍未丝毫改变。2000年春节，他在写给南德职工和朋友的公开信中说：“每天陪伴我缓步徐行的，是对昨天的光荣的反省和对明天的梦想的憧憬，豪情万丈之余，往往也夹杂着丝丝苦涩。”
后来，他开始思考名为“智慧文明时代的生产方式”的“牟式课题”，并撰写《毛遂自荐，狱中请缨》一文，建议中央派人到南德进行“后续的实验”，由南德自费创办“南德世界大学”，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国吸引管理智慧，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一财经日报》总编秦朔在回忆其采访牟其中的感受时称：“牟其中不停地说他的理想，说自己坎坷的经历，坐牢、流浪、孤独、不被理解，他说自己听到国歌就会流泪。”
然而，后来夏宗伟受牟其中之托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牟其中觉得很委屈，他说自己其实很厌恶政治。”
冯仑经常提到“江湖方式进入，市场方式退出”。牟其中最大的失足，或许就是始终以江湖方式做人行事，结果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冯仑如此评价牟其中：
牟其中是被社会长期压在底层的一个角色，其悲剧性在于要用冲撞体制的办法不断证明自己的强大，要翻身。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意人。政治情结、江湖大哥、民间智慧、合理的商业想象力，以及我们有限的体制空间，塑造出牟其中这样一个形象。现在没有此类人物了。生存就是在每个阶段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不断改变行为方式；而以原有方式一直往下做，环境改变人不变，会死得很快。
牟其中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人，作为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很具有标本意义。一个人在一个时代中能够迸发出的光芒，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光芒。所以，我觉得解读和了解牟其中，最重要的是应该明白一个企业家的命运不是孤立的，一定要在一个时代的背景下才能发光。你所能做的事业一定取决于制度空间的大小，你个人的品质再好、能力再强，都不重要，只有跟制度空间相容，你才能够很好地成长。
多少年之后，不少第一代企业家的政治情怀依然浓烈，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2007年与法国达能烧起战火，浓浓政治味，大打民族牌。事实上宗庆后等企业家与牟其中的挣扎一样，打出政治牌只是不得已的一种突围之道。
2008年6月，我们接触到杭州的一位地产商，他的企业刚在A股市场上市，一向立足杭州本地市场的他，在与我们喝酒时突然冒出一句话：“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要到北京去盖个样板房，让那些之前对我不太感冒的官员们知道我造的房子其实是一流的。”
这种激昂背后，同样折射的是民营企业家寻求认同过程中浸淫的政治情怀。
适度宽容
牟其中在政治情怀上一败涂地，与他张扬的性格不无关系。他早早地大肆宣扬自己是“中国首富”，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中国，无异于提前宣告自己落入政商博弈陷阱的宿命。曾有人提醒牟其中收敛一下、以免受查，他反问道：“谁来查我？怎么查我？”
同于1999年登上富豪榜的健力宝前掌门人李经纬，后来由于产权问题与当地政府产生纠葛，性格的强硬使得他最后仰天长叹，欲哭无泪。
相比牟其中和李经纬，2001年“胡润百富榜”上榜富豪、前华晨集团董事长仰融（第3名，70亿元）要低调得多。仰融是一个令业内外人士都琢磨不透的企业家。2001年我们为了核实他的财富数据，给他发了二十多份传真，结果总是石沉大海；我们专程跑到华晨设在上海的总部造访，他的秘书总是告诉我们“仰总出差去了”。
仰融同样没有逃出落马的宿命。2002年10月，辽宁省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仰融，虽然此时他已身在美国，但恐怕很难以从容的姿态再度踏上中国的土地了。这位以资本运作闻名于世的传奇企业家最终也以悲剧性结局收场。
仰融其实是介乎于李经纬与牟其中两种类型之间的一个样本企业家。他有李经纬式的天才头脑，但比李经纬懂得在与权力相争时适时保护自己；他有牟其中的政治与商业敏锐性，但比牟其中更懂得自我节制。尽管如此，他依然走不出属于那个时代的迷宫。
十年百富史，从第一届榜单上的牟其中开始，原罪和政商博弈成为永恒的命题。而我们探究中国企业家特别是第一代企业家的创业史，会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当初创业的条件和境况都相当糟糕。时过境迁，中国的财富社会，虽然仍难改掉以成败论英雄的心态，但却有必要对一些失败者保持适度的宽容和敬畏。
2008年5月底，一直以来高调为民营经济发展大声疾呼的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最近10年民营经济发展历程时说：“民营经济的成绩巨大，但是问题也相当艰巨；现在改革的动力缺乏，我们要寻找动力，我们要人人争当动力，不要当阻力。”
身在大狱的牟其中如果听到保育钧此言，或许会感慨万千。2008年6月19日，他在狱中度过了自己的67岁生日。“时间是无法补偿的，钱再多也没用。”牟其中刚入狱时的这句话，现在听起来，仍是那么令人心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