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先生，我们会同意所有的条款。现在，”他有点迟疑，“我们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不要拒绝。”
“很好，先生，只要是合理的，我当然不会拒绝。”
“当然，是这样，请允许工会的头头们替工人们签这些文件。”
“为什么不呢？当然好了，先生，我很乐意这么做。既然我答应了你的要求，那么我也希望你能给我帮个小忙，请不要推辞。在工会头头们签完字之后，请每个工人再签上自己的名字。你看，班尼特先生，这份合同持续3年有效，有些人—或者说会有很多人，可能会有意见。认为你们没有权利让他们遭受这么长时间的束缚。但是如果我让他们自己签了名，就不会有什么误会了。”
接着是一阵沉默，他旁边的工人向他耳语道（但是我听得很清楚）：“天哪，一切都完了。”
这次并没有从正面进攻，而是从侧边攻击，迂回包抄。如果我不同意由工会首脑来签署合同，他们就会愤愤不平，就有了发动冲突的理由。既然我大度地允许他们这样做，他们又怎会拒绝这一个简单的要求呢？每一个自由独立的美国人都应该为自己签名。但是我的回忆中，事实上工会的头头们并没有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在上面签字。如果每个工人都要求独立签写，他们还有什么必要呢？此外，工人们知道，一旦标准被接受之后，工会就什么也帮助不了他们了，也就不愿意再交会费，而工会也就会遭到废
弃。（那是在1889年，距今已有27年，那个工资标准一直没变，工人们也不愿意改变它，就像我跟他们说过的那样，这个标准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实行浮动工资制是我对劳工问题作出的最大贡献，这是解决劳资双方的很好的办法，因为这使得他们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合伙人—不管是在繁荣时期还是萧条时期。早年间，在匹兹堡实行的是一年一度的工资标准，这使得劳资双方总是在为一场注定要爆发的斗争作准备。对双方来说，对一个业已达成协议的标准不限定实行期限，这是一个好得多的办法。经过６个月或者一年的实践，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如果确实体现出了它的优越性，这种工资标准就可以成功地被实行好几年。
一些看上去不起眼的琐事有时候可以很好地解决劳资双方之间的矛盾，我举两个友好解决此类问题的例子。有一次，我去与一个工人委员会面谈，他们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受了一个人的煽动，这个人尽管在工厂上班，但是他有自己的地下酒吧间。他一向蛮横霸道，老实厚道的工人都怕他，去他那喝酒的都是他的债务人，他才是这件事情真正的煽动者。
我们以一种惯常的友好方式见面，见到他们我很高兴，他们之中很多人我早就认识，并且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我们围着圆桌坐下，那个领头的同事与我各坐桌子的一端，所以我们面对着面。我看见那人从地板上拿起他的帽子，慢慢地戴在头上，暗示他要离去，这时，我的机会来了。
“先生，你出席的是一个绅士的聚会，请你最好脱下帽子，要不然就请离开这里！”
我的眼睛一直紧紧盯着他。我能感受到当时会场有多么安静，这个工痞有点儿犹豫了，但是我知道，无论他做什么，都已经被打败。如果他继续戴着帽子，没有礼貌地离开会场，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绅士；如果他脱掉自己的帽子，继续坐在这里，那么他的气焰已经被压倒。他到底要怎样？我并不关心。他只有两个选择，而且每一个都是死路。他陷入了任我摆布的境地。慢慢地，他脱下了帽子，将它放在地上。在会上，他一个字也没有说出口。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不得不离开了工人领袖的位置，大家为这段小插曲而感到高兴，纠纷得到了友好解决。
有时候，金钱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问题。公平、尊重和关心，是美国工人们无法抗拒的。雇主们只要略微花费一点成本，就可以为他们做很多有价值的事情。在一个会议上，我问工人们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我记得一个叫比利爱德华兹（我对他印象深刻，后来他被提拔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的工人站起来说，因为我们是按月付酬，所以他们很多人都不得不在商店赊账。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他说的话：
“我有一个很好的老婆，她很善于理财。我们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六进城去大批量地购买下个月的必需品，这样就能节省三分之一的开支。而许多工人做不到这一点，这里的店家要价太贵，而且，煤的价钱也很高。如果你给工人们每两个礼拜付一次工资，这就和给他们涨10％的工资一样好了。”
“爱德华兹先生，你的建议很好。”我回复说。
这要求我们增加些人手和更多的文员，但这都是小事情。他们对物价太高的抱怨给了我启示：他们为什么不开一个合作社呢？这个也得以组织起来—公司答应支付租房的费用，但是坚持由工人们自己持股并且管理。于是有了布拉德道克斯合作社。有很多理由可以说明这个机构的价值，至少能让工人们明白，做生意也有很多的难处。
煤的问题很快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我们答应公司可以卖煤给所有的工人，只收成本价（这大概只有外面煤商要价的一半）。同时我们还安排把煤送到工人的家中，当然得由他们支付运费。
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发现我们的工人有了结余之后，就迫切地想把钱存起来。但是我们的政府还没有邮政储蓄，这一点不如英国。他们对银行没有什么信心。我们主动提出帮助保管他们的积蓄，每个工人账户上只要达到2000美元，我们就给他6％的利息，以此来鼓励勤俭节约。这些钱和公司需要运作的资金是分开的，我们还另外建立了一个信托基金。一旦出现某个工人要建房的情况，就从中借钱给他。我认为这是为了保护工人的利益所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
像这样一些满足工人福利的做法，可以视为公司最能获利的投资，即使是从经济的角度看也是如此。这是在与工人签订的合同之外的。菲普斯先生曾说，我总是过于大方，总会答应一些工人的要求，甚至是不合理的要求。但是如果回顾一下我在这方面所遭受的失败，我只希望我能再大方点，甚至不只是一点点。如果能获得工人们的友谊，这比钱更重要。
在我的商业生涯中，有很多的事件表明，劳资冲突并不只是单单与工资有关。我认为避免纠纷的最好方法莫过于真诚地承认工人们的贡献，让他们感受到你对他们的真正关怀，由衷地感谢他们出色的成绩。我对工人的了解越多，我就越发地喜欢他们。他们通常比他们的老板具有更多的优点，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更慷慨大方。
与资方相比，劳动者往往处于相对无助的地位。如果雇主关闭车间，那么他也许在短时间内不再创造利润，他们的习惯、饮食、食物、穿着并不会有多大改变—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恐惧和需求。
但与他们相反，他的雇员则会因为生存手段的丧失而遭受折磨。他们有妻儿需要养活，他们的孩子有病需要治疗。我们要保护的不是资本家，而是无助的劳动者。倘若我重回商场，对劳工问题的担忧不会主导我的思绪，我会用我充满柔情的心去对那些贫困的劳动者，尽管他们有时候会被误导，但是他们的心是善良的。我要用我的心去温暖他们的心。
在荷姆斯泰德冲突之后，当我在1892年回到匹兹堡，我去了工厂并且见了很多没有卷入暴乱中的老工人。他们说，如果我当时在家的话，罢工就不会发生了。我告诉他们，公司已经提出了非常慷慨的条款，我也不可能会有更优厚的条件。我说：
“你们听信了谗言，我的合伙人的条件已经很慷慨了，是可接受的，我甚至不知道我自己能否开出这么好的条件来。”
对此，一个工人说：
“噢，卡内基先生，这个问题和钱无关。工人们允许你踢他们，但别人要揪我们的头发的话就不可以。”
这就是感情因素在实际生活中发生的作用，甚至是在处理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事件中。那些不知道情况的人不会赞成我的观点，但是我敢肯定，与工资相关的冲突在劳资纠纷中占不到一半的比例，很大部分是因为雇主没有给予工人正确的评价，对他们也不够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