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估计其实也是保守的。有位专营西北运输线和俄罗斯市场的客商向我透露，他每年从常熟市场批发的货物大约在15万件以上。作为中间商，他每件获利在10—15元之间，而他的后端还有两个中间商，他们的利润也跟他接近，也就是说，从常熟市场上批发出的每件服装假如是50元的话，真正卖到末端消费者手里的应是150元左右，如此估计常熟服装城对国家的贡献应超过1000亿元的GDP肯定是少说的，因为在制成服装前的加工和原料阶段还有至少两至三个利润环节。
常熟服装城的书记告诉我，现在这个市场带动的就业人数约50万人，其中一半是本地人，一半是外地人。外地人中浙江人占了绝大多数。这个现象很有意思。都说浙江是民营经济发育最完善的地方，但浙江人则更愿意到常熟服装城来做生意，或者在这里生根落户。这是为什么·
浙江人的回答是:常熟的风水和纺织资源优势是浙江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比的。
杨岩锡，浙江温州人。他15岁时到上海码头当搬运工，后来听说常熟招商城生意好做，于是把所有积攒掏出来在这儿租下三个摊位，宽不过15米，杨岩锡起初卖的是袜子，后来有钱后也批发服装。又过几年后他自己搞了一个叫“洋蕾”的服装品牌，去年他的“洋蕾”牌服装一年就销了5000万元，而且获得了国家免检产品称号。靠常熟招商城“发”起来的杨岩锡说:常熟现在是他的“第二故乡”，他不仅早已把全家人迁到这里定居，而且先后投资15亿元和18亿元建了一个“九龙国际尾服市场”及一个物流投资公司，他说他现在的目标不仅自己每年要赚回一个亿，更重要的作为一名“新常熟人”，要为常熟服装城贡献“绵薄之力”。
“只有把服装城建设得越来越好，我们的事业才能越来越红火。”常熟服装城的几万个老板，几乎都与杨岩锡怀有一样的心思。我知道，因为杨岩锡的成功和榜样的力量，他在温州老家的瑞安现在有500多人到了常熟服装城来做生意。
“常熟服装城不仅仅是常熟人的，光我们浙江人在这儿为生的就有20多万人。”一位浙商告诉我。
呵，这就是一个市场的力量!
然而所有上面的这些内容我们仅仅看到的是市场的中心区域的景况，常熟的市场何止是一个“服装城”。常熟的市场遍及每一个乡镇与村落……
我几次对我的朋友说，在我老家的地盘上，我何家就有一个“市”。朋友们都不相信，说我吹大牛。这也难怪，说到“市”，人们常常会把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搬出来。其实中国人最早对“市”的理解并非像现在大家所认识和了解的城市概念。
《易·系辞下》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里“市”的概念，乃是“集中交易”之地。随着历史的变迁，“市”越来越被理解为一个行政区域概念，这是一种并不十分准确的演变。行政区域式的“市”，事实上仅为一个“域”而已。城市城市，只有有了城、有了市之后才可以称做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在名称的应用上，习惯用方块字的中国人，总比用*式文字的西洋人更聪明些，并且恰如其分地用上了。早在三四千年前，古代的中国就有了“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的“市井”。秦汉时还列了一系列“市籍”、“市规”，那些有“市籍者”除必须向国家交纳税金外，在国家需要时还要从事劳役和征戍。汉高祖更明确规定，凡有“市籍者”(经商人)不得坐车、穿丝绸衣服以及携带武器，后来又规定商贾子女不得做官。瞧，我们的祖先就这样聪明地意识到官商是不能同坐并行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