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泽园，在古代与居养院（明初改为养济院）、安济坊（也叫普济堂）一起，是我国的官方福利慈善救助机构。形成于宋代，其核心内容一直持续到清代。
先说居养院。唐代以前还没有较好的救助机制，主要以赐给衣食等实物为主，治标不治本。唐代除了仍发放实物外，还探索设立收容贫老、乞讨流浪人员的专门机构，但设置范围很小，除了都城和其他重要城市，各州府县还没有推广。
到了宋代，每逢发生饥馑时都会出现大批流民，为避免引起祸乱，朝廷设官房，居养鳏寡孤独者、贫困不能自存者、病无依靠者，月给口粮，病者给医药。居养人的口粮、日用钱、冬季柴炭钱，有中央政府拨付经费，有专门的监督管理机构。北宋初年，在京城开封设置，主要赈济那些流落街头的年老之人，以及身有重疾、孤苦伶仃或贫穷潦倒的乞丐，不过规模也很小。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朝廷颁发了“惠养乞丐法”；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朝廷又颁行“居养法”，诏令各州设立居养院。宋徽宗建章立制、完善制度，赐名“居养院”，在全国各州府县广泛推行。
明代继承了宋代的养济院制度，改居养院为养济院，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下诏，要每县设养济院一所，支米煮饭，日给两餐，器皿、柴薪、蔬菜等均由政府设法措办。有病的拨医调治，死者给予棺木安葬。一般是由政府出资修建，但也有以私人名义捐修的，地方官绅捐俸创立的，容留疾病无依之人。清代养济院制度延续。
项城县养济院于明万历二十三年建，位置在县署东大街路南，项城知县王钦浩（江西泰和县人，举人，万历二十二年来任知县。为官雷厉风行，民隐无不烛，吏奸无所容）主持建造，项城训导郄尚贤（河南信阳人，贡士）曾为之作记。
再说安济坊。北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文学家苏轼在杭州领导控制流行病时始建“病坊”，又名“安乐”。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政府将“安乐”接管并易名为“安济坊”，其后，各地均有安济坊之设。安济坊有时也被称为“病院”或者“病患院”。
项城县普济堂于雍正十二年建，位置在城隍庙西，知县刘俶（字书田，镶红旗举人）奉文主持建造，河南巡抚王士俊为之作记，记中云：“项城县..地瘠民贫，又形势卑洼，恒多水患，凋敝穷邑..属令刘俶如檄襄事，率众捐输，置买物料。卜城中隙地为堂一区，周围构屋二十间，中列墙垣，隔别男妇。每人日给钱五文、米一升以为食，冬给棉衣以为衣。病者调之医药，亡者施之以棺。”（宣统三年《项城县志·建置志》）
王士俊（1683-1750），字灼三，号犀川，贵州平越（今福泉）牛场渚浒人。康熙六十年进士，历任河南许州知州兼祁县知县、河南首县祥符知县、琼州（今海南）知府、分巡岭西道、迁湖北巡抚，雍正十年调迁河东总督，专管鲁、豫两省内黄河事务，十一年至十三年兼任河南巡抚。为政官声卓著，“直声久著”，不畏任何强权酷吏，与李卫、田文镜并称。
最后说漏泽园。乍一听漏泽园这个名称，觉得很文雅，其实它可不是个什么文雅之地。那么漏泽园是什么福利慈善救助机构，何时兴起？项城县漏泽园是谁修建的？
古时很多穷的叮当响，死了连棺材墓地都买不起的人怎么办？总不能随意丢弃，任野狗饱餐吧？这样既污染环境，也不符合古人入土为安的传统理念。
北宋时期，宋与元、金战乱频仍，人民饱受战争之苦。战乱中多有客死他乡无人认领的尸体，也有因家贫而无力丧葬者。于是，朝廷想了个办法，在各州府县城外较远的地方选择一处不大长庄稼，没有人愿去，地价便宜的地方，在那里设立一处公共墓园，由官府收集饿死的、病死的、打仗死了找不到主家的，或者是那些穷人、恶人、苦命人死了以后，无人认领的尸体或者因家贫无力埋葬者，由国家出钱安葬。于是，便给这公共墓地取了一个比较文雅的名字，叫“漏泽园”。
说通俗一点，漏泽园就是由国家出资安葬贫苦者骸骨的公共墓地。其作用和“义地”相近，都是掩埋穷人的公共墓地，但又有所不同。
义地，有的属于行会，有的属于寺庙或慈善组织，有的属于私人捐地，是一种公共坟场，埋葬无家可归，倒毙街头的穷人。这种公共坟地一般无人管理，不但穷苦的成年人可以入葬，甚至连那些夭折的孩子用草一捆也可以扔在那里，白骨露野是常事，其实就是阴森恐怖的乱死岗子。据说项城县城西南角缺角的那块地方就是义地，是知县胡琏于正统三年（1438）修建项城新县治时特意留下的。
而漏泽园则是古代政府出钱设置的埋葬贫民的公共墓地，是一个较高制度化的福利机构，涉及州县军监等行政区域，直接隶属中央及地方政府，有人管理，并载列簿记。
漏，有个“遮，藏”的义项；泽，有“仁慈的行动”的意思，合起来“漏泽”就是丛葬地，并且是官府出资设立带有福利性质的。怎么样，漏泽园这个名字够文雅的吧？
这种安葬方法自宋神宗以至后来的几位皇帝都曾颁诏多次措置。宋徽宗曾效先皇神宗元丰年间诏令，于崇宁三年（1104）再置。南宋照样施行。《宋史》有如下记载：“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既为之衣食以振其饥寒，又为之医药以救其疾病；其有陨于戈甲、毙于道路者，则给度牒瘗埋之。若丐者，育之于居养院；其病也，疗之于安济坊；其死也，葬之于漏泽园，岁以为常。”
南宋初吏部尚书徐度的《却扫编》有一段文字记述：“漏泽园之法起于元丰间，初予外祖以朝官为开封府界使者，尝行部宿陈留佛祠。夜且半，闻垣外汹汹若有人声，起烛之四望，积骸蔽野，皆贫无以葬者委骨于此，意恻然哀之，即具以所见闻请斥官地数顷以葬之，即日报可。神宗仍命外祖总其事，凡得遗骸八万余，每三十为坎皆沟洫，什伍为曹序，有表总、有图规，其地之一隅以为佛寺，岁轮僧寺之徒一人使掌其籍焉。”
漏泽园也是验尸之所，多选在高亢荒芜地，避免占用农田膏腴之地而影响农业生产。
《宋会要辑稿·食货》有漏泽园建设的记载：园四面立墙，将墓地与外界相隔，以免日久造成遗骸暴露、“道攒路瘗”。墙内分为若***人给地八尺或九尺，掘深五尺，挨着挨埋葬。墓内放置方砖二块，以千字文为号，记死者姓名、乡贯、葬埋年月日，及有关家属姓名等内容，相当于墓志。葬后置物以为祭奠之所，下葬随品及供养祭品亦是政府置办。为保护坟冢，园内建造排水沟，以免常年积水侵蚀墓地。最早置籍的记载是崇宁三年之后。
建造及使用漏泽园需要依靠一定的财力，其米粮经费的支出来自常平仓，由提举常平司进行监管。常平仓，古代政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法，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其作用除了平抑物价，还出借给农民作为种籽口粮，解决一部分青黄不接时农村发生的困难，达到仓谷出陈易新之目的。在大灾之时，也用常平仓谷赈济灾民。以后历代均有设置，但至清朝建立以后，已经名存实亡。
漏泽园的管理经营通常是官府与佛教寺院相合作，离不开寺院僧众的支持，其墓园瘗埋活动、维护管理往往需要僧众们的参与。通常由官府出钱、制定制度，而僧人们秉着救人苦难的想法参与到这种超人入土，度人升天的慈善活动中。僧众在漏泽园建造及管理中发挥着十分突出的作用，为社会慈善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至清代时这种制度依然可见。
漏泽园制度的实施，有效的减少了无主尸体暴晒路边，污染环境，引人非议等问题。客观上改善了环境卫生，对防止疫病流行具有积极意义。
蔡京作为一代奸相，历史早有定论，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很热心慈善事业，社会救助制度的推行力度之大，在古代历史上是罕见的，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等都是在他的推动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的。《宋史》记载：“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坊……三年，又置漏泽院。”社会救助制度无疑是北宋救济制度发展的高峰，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甚至也在元明清三代之上。是蔡京将社会救济活动规模化、制度化了。
安济坊颁行于崇宁四年（1105）十月，规定户数上千的城镇都要设安济坊，凡所属境内卧病无依者，都可送至安济坊医治。居养院颁行于崇宁五年（1106）十月，全国各地不仅州县设有居养院，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寨镇市也设立居养院。
居养院和安济坊解决的是生前的衣食住行和疾病治疗问题，而漏泽园则是解决死后安葬的问题。崇宁三年（1104）二月，蔡京上书建言：“州县有贫无以葬或客死暴露者，甚可伤侧。昨元丰中，神宗皇帝尝诏府界以官地收葬枯骨。今欲推广先志，择高旷不毛之地置漏泽园。”宋徽宗同意了这一建议，并于当月颁布诏令设立漏泽园。
更有趣的是，宋钦宗即位后，蔡京被贬岭南，临行前他的金银珠宝装了满满一大船。沿途老百姓憎恨这个巨贪大恶，不卖给他饮食，不让他住宿。至潭州（长沙）无处安歇，只能住到城南的一座破庙里，病困交加，饥寒交迫，饿极而死。死后没有棺木，只好以布裹尸，埋进专门收葬贫病无家者的漏泽园中。其推行的慈善事业最终用到了他自己身上。
项城漏泽园有三处，一在南关外，一在北关外，均为明项城知县魏勋捐置。一处在南顿之南大路旁，为万历二十三年项城知县王钦浩捐俸置地五亩，立石以防侵占，训导郄尚贤为之记。顺治十六年知县黄陛（字子纳，号摅白，江南亳州人，顺治八年拔贡，顺治十六年来任）捐俸置地三亩三分，在北关外，亦有碑记。
魏勋（约1522—？），号后山，山东临朐城北教场村人，嘉靖三十七年（1558）举人，四十四年（1565）进士，授河南项城知县，官至通议司参议(正五品)，病逝于任。政刑严明善饬，干无卧牍宿理，闾户悍彪者亟击，而一意佑良焉。上官以为能，屡委节行宅。
另：常平仓，一在县署东西街南，顺治十五年知县郑羽侯建，康熙二十五年知县顾芳宗捐俸重修廒房六间。一在县署东工廨内，康熙三十年知县顾芳宗增建廒房六间。雍正七年知县王奎将廒房二十五间全部易瓦。乾隆二年知县钱国宝添建廒房六间。一在东街路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