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的游击队中担任司令官的朱德和聂荣臻随后成为了中国军队中最高级的军官。1955年两人都被授予元帅军衔。朱德在朝鲜战争期间被任命为中国海陆空三军总司令，而聂荣臻负责中国的核武器发展项目。尽管两人如此位高权重，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即1966年，他们还是被打倒并受尽了屈辱。幸亏有周恩来的帮助，朱德才没有被杀或关押。9月9日毛泽东去世，朱德于1976年7月去世，终年88岁。聂荣臻，这位在19世纪末出生的元帅，在他93岁生日即将到来的前几天去世了。
凯瑟琳·霍格没有完成她那本根据儿子的家信写成的书。但她收集的乔治·霍格的家信以及她写成的材料成为了家族历史上珍贵的资料。她丈夫罗伯特于1947年去世，而她本人于20年后去世。
霍格的兄弟姐妹都在有生之年看到霍格在中国得到平反，他的墓地也被重建。斯蒂芬，霍格最亲密的兄弟，成为了英国萨里郡福兰杉高地预备学校的一名教师。当他1970年因心脏病去世时，已经是这个学校的校长了。终年61岁。
霍格最钟爱的姐姐罗斯玛丽寿命最长。她于2007年7月去世，终年95岁。当我在1986年拜访她时，她满怀热情地对我讲述她弟弟的事。她说仍然清楚地记得她最后一次在英国南安普敦郡的码头见他的情形。那些记忆没有随时间而磨灭，50年以后仍然鲜活如新。
小任一直不断地给她的英国爱人写信，直到1944年下半年她嫁给了八路军军工厂里的一个工人。霍格从不知道她结婚了。她当时是共产党部队中少有的几个前线女游击队员之一，负责操作肩扛式掷弹筒。任参加过许多次战役，与日本人打过仗，也在1945年以后对抗过国民党。“我们当时在河北、湖南和山东省的各地作战。那时到处都是战争和杀戮。”她说。
她和她的丈夫——一位武器技师——有四个孩子，20世纪50年代他们举家搬迁到上海。之后她丈夫在北京被提升为高级轮机工程师，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和资本主义清道夫”。他被革职关押了起来，受尽了折磨。其后又被押送至“劳动改造”营，直到1977年平反以后才被释放。多年的艰苦生活毁了他的健康，而任和孩子们被迫离开上海，下放到边远的农村地区去劳动。
2007年在北京一家安静的餐馆讲述那些伤痛的往事时，她一点都不愤怒，非常平静。“很多人遭受了比我们更多的痛苦。”她说。她的丈夫于2002年10月去世了，但她的孩子们活跃在各自的职业领域。我现在写这本书时，任正享受着愉快的退休生活。她独自生活，但她的孩子们把她照料得很好。她对生活的热情，就像她的记忆那样，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消退。
1985年3月我在伦敦的《星期日电讯报》上发表了关于乔治·霍格壮丽的一生的故事时，在中国和别处的记忆被唤起。布莱恩·哈兰德教授——一位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研究员——2003年他去世之前在一次采访中对我说：“当我1945年7月，也就是乔治去世前不久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就在想，他就是那种完美的英国年轻人。那是在1945年，别忘了，那一年我们刚刚战争胜利，我们是如此的自豪。乔治是个英俊、高大的年轻人。对我这样一个陌生人，他非常坦率。事实上他对每一个人都这样。我觉得他的公立学校的背景以一种很有意思的方式，对他后来所做的一切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接纳了那些孩子，有些当时只有7、8岁，而有些已经是17岁的年轻人了。
他挑选了他们。他教他们怎样作为一个团体思考和工作。“同心协力”是他们的座右铭，但这让那些性格差异极大的男孩们真正懂得了团队精神。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他们因为这而崇拜他。当然你在那个时代那样一个腐败、贫穷，随时都面临着危险的中国不可能不受到政治的影响；那是一个政治气氛浓烈的时代。但我和霍格聊了很长时间的政治，而他对意识形态并不在意。他对于人们应该怎样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有更远大的认识。但当你仔细理解他的话，你会发现他的思想更倾向于约翰·穆勒，而不是卡尔·马克思。他是那种典型的利用自己特殊的教育和背景实现承诺的人。他发挥出了自己每一分才能建起了那个学校，拯救了它，又顶着重重阻力重建了它。当我遇见他时，他堪称人格完满。”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于1950年在牛津大学逝世，享年58岁。那时，她正处于国际上关于她是否是苏联间谍的论战中心。她的去世和她动乱的一生充满了争议。最近一本由鲁思·伯莱丝撰写的学术型传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一生》（2004）中，作者坚定地宣称史沫特莱事实上就是苏联间谍。她是唯一一个积极公开地宣称自己是共产党的支持者的苏联间谍。
美国小说家凯瑟琳·安·波特是史沫特莱毕生的朋友。她深切地爱着这位朋友，1949年她这样形容史沫特莱：“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造就了大批容易受欺骗的可悲的人，史沫特莱就是其中一个。她的童年充满了磨难，所以她从一开始就体验过生活的各种痛苦——但是如果给她一个不一样的童年，她就能做得更好了。确实，她在这受到了责难。但她要明白，在其他任何一个她热爱的国家，如果有一个像麦克阿瑟将军这样位高权重的人指控她叛国的话，她早就被送到劳动营或者处死了。”
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盛行。那个年代各国都在像猎女巫那样到处搜捕那些所谓“被中国迷惑”的人。乔治·霍格在合众国际社的导师杰克·贝尔登也成了联邦调查局的怀疑对象。贝尔登带着愤怒离开了美国，去巴黎度过了他的流放岁月。1989年他因肺癌于巴黎去世。记者哈尔多·汉森因其为美联社撰写的关于中国的报道而被怀疑，1992年在墨西哥逝世，终年80岁。
彼得·弗莱明——曾在汉口出版公司工作过的最著名的英国记者——在二战期间加入掷弹兵近卫团，曾先后在挪威、希腊、缅甸服役，战功卓著。之后他在东南亚司令部担任高级情报人员的职务。战后他退休在英国牛津郡养老，于1971年8月在苏格兰阿盖尔郡参加一个摄影聚会时去世。
凯瑟琳·霍尔于1970年4月在新西兰辞世，享年74岁。她曾经在宋家庄开办了一个传教士诊所，并且在霍格患病期间医治过他。到今天，那里的人们仍然怀念她。镇上最主要的学校以她的名字命名，在学校的操场上树立着她的一座雕像：一手拿着医疗箱，一边站着她的狗。而当地医院是以她最好的朋友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的名字命名。
1986年，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设立了一项以乔治·霍格命名的奖学金。
霍格在山丹的第一座坟墓前树立着一块刻有“GAH”和“1915-1945”的石碑。当坟墓在1984年重建时，石碑顶部又加刻了合作社运动“工合”的徽章，下面刻上了霍格最喜爱的几句诗句。这几句诗歌选自一战期间最著名的诗人朱利安·格伦费尔所写的《深入战场》。格伦费尔于1915年5月在比利时的叶普斯附近被杀。那时刚好是乔治·霍格出生3个月后。
生活是光，是热，是色彩
让人为之奋斗，不曾倦怠
死去的人已不再战斗
而会有更多的人为战斗献出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