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里尔阿姨在那年的8月来到威弗林居住。那时候，她经常穿梭在世界各地的演讲台上，新闻媒体都称她为“世界和平之母”。没有受到远东发生的骚乱的困扰，甚至可能正是因为那里的骚乱，她决定要穿过美国去往日本、中国和印度来宣扬她的和平主义思想。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抬头，穆里尔希望可以联系那里的基督徒，联合搞些反战活动。她相信虽然日本政府寻求帝国扩张，日本人民想要的仍然是和平的生活。
凯瑟琳对园艺充满热情，就把她的姐姐带到花园来讨论如何处置一些顽固的杂草。此前穆里尔曾带着乔治的哥哥丹尼尔来到印度，并和甘地见了面。为什么这次不带上乔治呢？
乔治为这个想法雀跃不已，只要想办法解决了钱的问题就可以了。霍格一家由于要供养6个孩子，还要支付每年冬天到瑞士度假的昂贵费用，并没有存下什么积蓄。况且这还牵扯到乔治今后事业的发展问题，在大学毕业后就要出去旅行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和乔治一起毕业的很多人都直接参加了工作。经济虽然正在从萧条中慢慢好转，但是失业率仍然很高，国际形势也很严峻，实在不是一个环游世界，找寻冒险的时机。
乔治变卖了家里的一件古董，换了些钱。这些钱足够支付包括一张价值18.10英镑的到纽约的三等舱单程船票，以及从旧金山前往日本的路费。剩下的钱可以用作他在美国搭便车，直到和穆里尔阿姨团聚前的一些杂费。至于回来的旅费，乔治认为可以等到了印度再想办法去挣。
1937年夏天，穆里尔阿姨和她的侄子搭乘玛丽女王号邮轮远赴纽约。在临行前一晚，乔治和玛芙纳尔逊和其他朋友在“银杯”酒吧（到现在也是哈彭登比较不错的酒吧之一）举行了告别酒会。第二天，乔治坐在开往南安普敦的车上就开始全神灌注地阅读当时美国的一本畅销书，由玛格丽特·米切尔完成的《飘》。
在霍格家的相册里曾有一张发黄的照片，就是那年夏天起程前在南安普敦码头的合影。照片的背景是玛丽女王号，在夕阳下，乔治站在照片中央，头戴一顶呢帽，身着套装，他的父母和姐姐罗斯玛丽，哥哥斯蒂芬站在他的周围。
玛丽女王号的三等舱位于船的前端，因此由于恶劣天气带来的颠簸就格外明显。整整六天的海上行程，天气都不怎么样。580名三等舱的乘客多是去往美国北部的欧洲移民，为了方便大家，船上餐厅的菜单都是用英语和法语共同标注的。然而，没有人去看它，因为整个餐厅都没有什么人用餐。乘客都在自己的船舱内不出来。唯一供给三等舱客人的甲板也被封闭了。穆里尔阿姨选择就在舱内休息，乔治则去二等舱找人聊天，顺便呼吸下新鲜空气。
在继续赶路前，乔治到纽约的和平联谊会去参加一个会议，却恰逢一个来自中国的代表团正在那里指责日本入侵上海，希望以牙还牙地保护祖国。乔治发现整个会议都被民族主义而不是和平主义占据，因而选择了离开。
乔治在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不认为世界上有很多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当您听到中国在战争中获得了一些好处的论调您高兴吗？”我们都不知道这封信是如何到达哈彭登的，也不知道乔治是否告诉穆里尔阿姨，那时的他已经开始质疑以前一直生活其中的和平主义政治。然而，在乔治居住在中国的日子里，他已经不再相信整个家庭都深信的和平主义信仰，尽管在母亲的回信中对于他的这种“背叛”并没有多说什么。
1936年秋天，霍格几个月的时间都穿梭在美国的不同地区。据他自己估算，他搭乘汽车和货车上走过的旅程足足有5500英里，在车上也是能睡就睡。有时候，他实在找不到地方住了，就被当地警察收留在监狱里度过一夜。这是段艰苦的经历，他描述碰到过的一位狱卒，一位警官是“最险恶的人”。他断了的右手被一根钢管代替，将钉子钉到墙上，根本不用锤子。警察局空空的屋子里，有一些人围站在炉子旁，时而发生口角。“如果你比我还着急”，这名警官说，“外面有人行道可以睡”。自尊心不允许乔治退却，这名警官的脸和他的钢管一样冷酷，却有一双忧郁的双眼，塌陷的颧骨和典型的爱尔兰下巴。在肮脏的牢房里，警官给了乔治几块发霉的毯子，然后说：“明天早上4点起床，我们不提供任何食品，然后把这些毯子整理好。”
在美国的最南部，穆里尔阿姨的介绍信让乔治来到位于密西西比州罗奇代尔的Delta合作农社。在那里，黑人和白人佃农一起工作，一起偿还债务，并购买他们自己的土地。这种合作形式从几年前就出现了，它把以前种植棉花的农民团结到一起，形成一个联盟，我们的英国访客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里，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仍旧沉浸在《飘》中的霍格沿着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小说中的路线在美国的各州和城市中穿行。他来到了里奇蒙德，查尔斯顿和大草原。当时美国颁布了禁酒令，但是很多人试图逃避这一规定的做法，让霍格嘲笑他们：“田纳西州没有酒。”他这样写道：“他们选择同意禁酒令，因为人们从非法饮酒中得到了好处。州警官从中捞到不少小费，人们购买低价酒，而那些酿私酒的则发了大财。酒还是很便宜，因为各州无法对它征税！”
乔治在美国的最后一段旅程给他带来了一次特别的幸运，这个幸运之神一直跟随他来到中国。在他按照约定时间要和穆里尔阿姨在旧金山见面的几天前，霍格发现自己身处德克萨斯州的平原，距离美国东部1000多英里，这强迫他触犯城市里不许搭乘的法规。他每天看着来往的汽车在他面前加速而不是停下来。终于，有一辆车停了下来，驾驶员没有多说什么，就直接朝西开，开了一个半小时后，才问乔治的目的地在哪。
“和我的阿姨一起去日本和中国。”乔治如实回答了他。司机想了一下，说：“我也正要去中国，我和一位名叫穆里尔·莱斯特的英国女士一起。”这时，乔治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名司机就是美国圣经协会的莱西博士，他要将圣经装船运往日本。于是，剩下的1600英里路途，乔治都和他一路同行，并终于在码头和他的阿姨团聚。
两星期后，也就是1937年11月中旬，穆里尔阿姨和他的侄子乔治到达了日本横滨，接着来到港口城市神户，和他们在日本的朋友贺川丰彦住在一起。这个人是位有名的基督教领袖，而在当时的日本，天皇被认为是神圣的，而崇拜祖先和其它神祗的神道教则是国教。在军国主义植根于人民心中的日本，他却在宣扬和平主义社会，并两次由于激进活动被判入狱。贺川丰彦出生于1888年，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成为了一名孤儿，后来被一位美国传教士抚养成人。皈依了基督教后，他来到美国和日本的神学院求学，却对永无止境的教条争论不感兴趣，而是决定通过自己的努力减轻大众所受的疾苦。他在1925年的全民公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在1940年日本入侵中国后出面道歉。这些不可避免地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牢狱之灾。
在贺川丰彦从事的其他工作中，他花了20年的时间研究出一套适用于神户地区的农民和小商业者的合作系统。在穆里尔阿姨积极地和政府官员谈判，希望他们可以接受她对军事扩张看法的时候，乔治被带去参观合作银行、合作农场、合作餐馆以及商业花园。他还从贺川丰彦博士那里明白了军队主导的政府是如何把深深植根于日本民族优越感中的文化和宗教信仰神圣化，从而将日本入侵中国的恶劣行径合法化。日本将其入侵中国的行为说成是帮助其进行文明开化使命，是要给军阀混战、政府腐败的中国带来和平和繁荣。他们传递的这种信息，在日本民众心里获得了共鸣和认同。
霍格发现他身处的日本是一个充满了盲目爱国主义、歇斯底里的国家。自1890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部地区满洲里开始，其入侵中国的脚步一步步缓缓进行。而从1931年起，这种侵略速度加快了。乔治和穆里尔阿姨到达日本的那一年，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并在东北部建立了傀儡政府，满洲国；日本还控制了这个古老帝国的首都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
在日本，任何批评政府的言论都是严厉禁止的。谁敢公开质疑政府的政策就要被解雇，甚至还有遭遇暗杀的危险。日本的报刊、广播等媒体也在严格的审查制度监控下。外国人随时都可能因为一点小事情而被当成间谍；中学和大学里所用的教科书也都带有严重的国家主义倾向，很多国外的学科也被禁止；连广播台里播放给孩子的节目都总是包括他们的士兵如何英勇作战的故事。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客居日本的人很难不被这个国家的政治孤立主义和民族妄想症所触动。霍格开始学习一些简单的日语，他居住地方的主人也经常翻译媒体对此的报道给他听。这时，他才开始逐渐意识广播和报纸上对中国的描述，这是一个被内战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撕碎的国家。这些宣传因为其部分真实性而给人留有深刻印象。另一方面，这也传递了日本的在中国的使命是教化人民的信息。日本军队入侵中国的目的是阻止其残酷的内战，阻止中国实行共产主义。日本当然希望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但是这种宣传掩盖了他们的真实目的，即建立一个臣服于日本的地区霸权。
20世纪30年代早期，日本就处在狂热的军队控制下，热衷于帝国扩张。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压力激发了这个国家古老的民族光环梦。战争大臣南次郎将军和他的高级军官为了创造并利用政治极端主义倾向做了很多准备。20世纪20年代向着议会民主和多元政治的缓和发展被最近十年中爆发的民族主义热潮所淹没。
帝国主义的传道者很容易地就可以找到借口来证明他们追求领土扩张是正确的。学校历史课上，老师一遍遍地告诉学生日本在19世纪的帝国野心被贪婪的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所阻拦。这些委屈有很多名目，澳大利亚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限制了日本移民的数量。这为他们的借口注入了新的民族理由，即由于欧洲人在经济贸易上享有的优越性，是日本曾经所寻求的。20世纪为了保护美国经济而设立的新贸易关税，更加增添了日本人对西方人怨恨。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很快就沦为日本信仰军国主义阶层和那些每天只想打仗的军官的牺牲品。对于日本进军满洲，并继续计划下一步入侵计划的举动，中国的反抗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抵制日货以及未曾停歇的反日游行的作用似乎也没有那么明显，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和政治混乱的局面，蒋介石民族主义政权急于一统地方军阀，消灭当时快速成长的中国共产党队伍，都只能加速日本进军中国的野心。
1931年9月18日，以“中国政府挑衅”满洲里附近的奉天镇为由，日军发动了进攻彻底攻占了整个满洲地区。这次入侵是日本人蓄谋已久的。当时的政府只是一直在商议增兵的问题。从那时起，直到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投降，军方一直都在实际上控制着政府。
在日本的基督教联合运动是少有的反对政府的声音，而且这个声音非常微弱甚至外界根本就听不到。直到1878年基督教才被日本宣布为合法。此前，日本的国教神道教意志都是整个帝国民众心中的精神崇拜，没有人质疑它的神圣地位。几个世纪以来，神道教都和佛教共存，在某种程度上说，二者已有些融合的地方。从19世纪末期，它被用作召集民众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手段，它关注于崇拜，这样它就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一种政治宗教。神道教的核心思想认为，日本天皇是太阳神灵的孩子，这个国家也因此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日本岛国和生活在岛上的人民也是神明的孩子。也正是因为这样，日本是比任何一个国家都优秀的民族。
由于乔治·霍格从小在信奉浸信会的家庭中长大，他对于在被带有侵略性的异教主导国家中基督教的困境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在这样一个拥有7300万人口的国家里，只有30万人信奉基督教。17世纪对宗教的迫害已经使得信奉基督教的人大大减少，而在这一宗教合法化后的岁月里，也只有一些小的基督团体零落地分布在国家的土地上，而且时而遭受恐吓和摧毁。
由于担心历史会再度上演，贺川丰彦博士和其他基督教领袖拼命寻找一切方法让这个野心十足的国家接受基督教。因此，对于日本在中国的军事侵略行动，他们小心翼翼地发表言论，避免受到政府的指责；对于此，霍格冷漠地写道：至少这些基督教堂还没有沦为为日本胜利而祈祷的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