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生物闪电战”的时间越近，史班瑟岬附近的气氛就越像某种令人困惑的狂欢庆典。史班瑟岬南侧，在霍尔小屋附近有许多肮脏的帐篷、挡风玻璃上布满斑斑虫痕的汽车和旅行车，里面住了超过五十个人。同时，蓝月运动用品商在北侧草地上搭起的鲜艳大型帐篷和遮棚，也很快拥入了一群新来的陌生人，他们穿着适合地形的鞋、干净的牛仔裤和便利实用的背心，上面还装满了量尺、小瓶子和随身旅游指南。
当科学家们聚集在一起时，本地的家庭也出来四处闲晃拍照，仿佛某件值得纪念的大事即将发生。受到好奇心驱使的人们，通常都会到霍尔小屋附近，看看那群低声祈祷或唱歌的怪人，而那一具具涂满泥巴的身体，总会惹得孩子们哧哧偷笑或哇哇大哭——这要看他们几岁而定。我故意离霍尔的露营区远远的，避免听到人们指着我低声说出那句可怕的话：“就是那个小男孩。”虽然他们通常都带着微笑，而且也不会拿问题逼问我。
就算我走在那些科学家附近，也很难不被认出来，不过还好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克拉马教授的朋友，通常只是跟我打个招呼，或问一些关于沼地的问题。我真的很后知后觉，原来克拉马教授就是负责这整个计划的人。不管他之前和我有什么不愉快，现在似乎都消失了，这对我来说真是意外的礼物。我拼命地谢谢他，以至于让他有点莫名其妙。
如同克拉马教授不断重复提到的，这个活动的目的是要对海峡最南端的动植物，做一次“快速普查”。但尽管这些大人物们说了这么多，这活动听起来还是很像一个小孩子设计出来的愚蠢游戏，因为他们所谓的“普查”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完成。
类似的“快速普查”也曾在长岛海峡和苏必利尔湖进行过，但就像克拉马教授提醒所有人的，那些活动都有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这次的活动预定在星期六早上九点三十分开始，因为这个月最低的潮水将会出现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内。这整件事对我最大的好处是，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些科学家和治病的人身上，似乎不会有人再想到我那个可笑的预测——星期天稍晚时，五十年来最高的涨潮将袭击奥林匹亚。
查塔姆湾到处是穿着橡胶靴和防水长靴的人，每个人手上都拿着水桶、瓶子和网子。沼地跳着比平时更快速的脱衣舞，来迎接这群科学家和义工。潮水着急地后退着，沼地罩上一层闪闪发光的海白菜和紫色的杉藻，映照着周日早晨冷清、不安宁的灰色天空。
早在我还不是专家之前，我就已经在查塔姆湾的沼地上混了。现在走在上面的可都是货真价实的生物学家，他们有人能完整说出普吉特湾里四十种水母的名字，解释纽虫的性生活，也有人能说明马蛤和小小的软壳豆蟹之间共享家园的奇怪伴侣关系。不过，他们没有人比我更熟悉这里，因此在活动正式开始前的几分钟，克拉马教授要我向他们大略说明哪里可能有值得看的东西。
当我开始说话时，发现这些义工真是各形各色，都是我没料到会在沼地上见到的人。譬如像我二年级和五年级的老师，还有妈妈的一些朋友，他们甚至还皱着鼻子嫌过我们家外面有“臭蛋味”呢。水泡、暴眼和柯林斯兄弟也都在那，看起来好像很兴奋地要帮忙数海生植物的样子。要是你在一个月前要求他们做同样的事，一定会换回一巴掌外加一串脏话，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却成了一种荣耀。甚至连爸爸和三剑客的另外两个成员，也自愿在营地为大家烤肉和煮咖啡。那天早上，爸爸还跟我再三保证，他预计妈妈在午餐的时候也会过来。
我来海湾的次数已经多到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我知道哪里有什么蚌类，但我并不像自以为的那样清楚所有东西的位置，何况潮间生物的变化是很快的。而我太兴奋地想解释所有我确定的东西，到最后已经变得不知所云了。再加上我的声音不够大，大概有一半的人根本听不到我在说什么，但似乎也没有人介意。
在大家散到沼地各处之后二十分钟，所有人又聚回一位软体动物学家附近，听她兴奋地对一群丛生的海笋大加评论。
海笋是一种蛤类动物，但你平常看到时会以为不过是一种在浅水中摇曳的强韧植物，或者像半埋在地上的人类心脏，上面还有大动脉直直地往外伸出。我以前曾在土堤旁的深水池中看过一些，但现在这片海笋群的范围可能有半个网球场这么大。
海笋并不是那么罕见或特别有价值，但这位绑着马尾、脸上有着点点雀斑的科学家所用的词汇，像是在大礼堂里发表演说似的。就在她差不乡要说出这是普吉特湾有记录以来最大的海笋群时，海绵动物组的组长忍不住插嘴说，这附近的紫海绵——某种看起来像假橡胶呕吐物的动物——颜色是他所见过最鲜艳以至于有点吓人的。
科学家们摸着胡子或兴奋地猛嚼口香糖，每个人工作和说话的速度都加快了，仿佛是在参与一场赌博，而赌注被大大地提高了，非得找到可以超越海笋的发现才行。
下一个吸引群众围观的是环节动物组，组长正在滔滔不绝地讲解她发现的一只沙蚕。她对这只蓝绿色的海虫特别情有独钟，它的大小像一支皮尺，正像鳗鱼一样地翻腾不休。
“我不知道在海峡中，它们能长得这么大。”她边说边用手背将垂下的刘海从窄窄的脸上拨开。
我们大家往她旁边靠得更近了。“这真的很壮观。”大家应和着。
我找了一个空当插嘴说：“我在海湾里见过一些比这个更大的。”
喋喋不休的声音突然停了下来，这位女士眯起眼睛怀疑地看着我说：“你确定那些是沙蚕吗？”
“有天晚上我看到密密麻麻的一大群，”我感觉其他人的目光集中在我身上，也看到费普斯在故意吞一根巨藻想让我分心。“那是在七月中旬的时候，”我说，“事实上是因为它们在海面上翻搅个不停，制造出许多发光的波浪，我才注意到的。我本来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等靠近后用头灯照在它们身上才看到的。不过，我还真希望没看到呢。”
群众的窃窃私语声中不时出现“头灯”、“巨鱿”、“他才十三岁”等字眼。小组长说海虫和鳗鱼是很容易搞混的，我回应她说，我只知道我看到的正是在她桶子里翻扭的那种蓝绿色海虫，只不过体型更大罢了。在回答了一些问题后，我就回去做自己原来的任务了——在一米见方的潮间沼地上，尽可能找出所有的生物，并加以分类。
我找到一块看起来有很多生物的地，用四支塑胶管围了起来，然后计算出上面共有三只粉红色和白色的海葵、二十六只寄居蟹（其中大部分背着玉黍螺的壳）、一百零九只藤壶、三十六个贻贝、十二个蛤蚌的呼吸孔（其中三个正在喷水）、四只海螺，还有一只蓝灰色的杂色海星——它正缓慢地试图将一只布满青苔的石鳖从它的壳里拉出来。
所有东西看起来似乎都比平时变得更快速，也更明亮一些，好像沼地正在为我们所有人表演似的。就连海螺的动作也变快了，它们闪着微光的白色身体比它的螺旋状的壳超前许多，似乎在和寄居蟹赛跑。温哥华蚬互相推挤喷水，水沬四溅，以至于它们四周的沙砾都在不停震动。海星沿着食物丰盛的路线一路滑行，它们平时只有在水中才可能这么快。海鸥和苍鹭也俯冲得比平日更低，翅膀的扑扇声引得所有人抬头查看，不禁怀疑它们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我们没留意的东西。甚至连天气也多了些戏剧性，来自北方的阵阵狂风让节节败退的海湾变得阴暗沉闷，让人意识到这是六月以来最冷的一个早晨。
我和费普斯的距离近到可以看见，他正炫耀自己能从一个小小的呼吸孔中，挖出多少种不同的软体动物。随后，我还发现他把双壳类组一半的人全哄去抽烟，其中三人边喷着费普斯妈妈的烟，边大笑着听他被困在泥滩中，得“像个该死的蛤贝一样”靠塑胶管呼吸的故事。
到了十一点三十分，甲壳动物组自夸他们已找到普吉特湾沿岸所有种类的蟹类，甚至还发现一些他们本来以为不可能游到这么南边来的邓杰内斯蟹宝宝。但他们把大家召集过去的真正目的，是要宣布他们发现了一只可怕的欧洲绿蟹。至少那位眼睛很像猫头鹰的生物学家是这么说的，而且他至少重复了六次，因为不断有人质疑他的判断。
那只绿蟹看起来没什么杀伤性，整个壳的宽度只有六七厘米长，但听过这位生物学家的可怕描述后，会让你觉得所有人都应后退三步，拔出手枪来自卫才行。它的螯像开罐器一样锋利；它每天要吃三个牡蛎外加三十颗贻贝；它为了吃蛤蚌会挖洞到十五厘米深的地底；它甚至还会吃其他螃蟹！这听起来简直像是那种夸张卡通片里的大反角——比如强壮有力又邪恶，还会攻击其他老鼠的大老鼠。
突然间，这个有趣的“生物闪电战”，变成了将海峡从邪恶螃蟹手中拯救回来的重要任务。甲壳动物组的组长重新分配任务，我们原先负责计算物种的人半数以上都被指派去专门搜捕这种绿蟹。不过我承认，在找了二十分钟之后，我就失去了兴趣，开始观察寄居蟹的贝壳争夺战。这天早上的贝壳一定是稀缺货，因为我发现到处都有寄居蟹拖着一个额外的贝壳到处走，要不然就是威吓其他寄居蟹把壳让出来。我看到两只个子最大、到处欺负弱小的寄居蟹——一只身上长了许多毛，另一只的蝥是蓝色的——正为了抢夺一个白色的岩螺壳，进行一场激烈的拔河战。
这个闪亮城堡本来属于另一只较小的寄居蟹，但现在显然已经没它的份了。我扮演着上帝的角色，将壳从这两个大家伙手里移开，但没多久又被它们找到了。决斗重新上演。最后，蓝蝥寄居蟹将对手一把抓住，直接摔到一只大海葵的毒触手上，并将它按在上面，让那可怜的对手窒息在海葵的毒素里。我十五分钟后又溜回来，发现那只蓝蝥寄居蟹还狠狠地按在那里，等待落入陷阱的对手投降放弃自己的壳。我没有留下来看结局，毫无疑问，中毒的寄居蟹会被海葵吞掉，那只以大欺小的家伙会住进它的新家。真可惜，沼地上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我不能同时看到所有的东西。
终于，刺细胞动物组也在某位生物学家走进水深及膝处检查了一只他所宣称的澳洲水母后，把我们大家拉离沼地，走进了水里。这位生物学家更可能是忘了或根本不知道那只水母的种名，但他用超过实际需要两倍以上的音量，不断重复说那是一只货真价实的澳洲水母。他说得太激动了，以至于有口水悬在他两边嘴角吸进又吐出，而他的肚子就像微波炉加热后快胀开的爆米花袋。那只水母真的很特别，白色伞形的身体有一只篮球那么大，还带着小小的斑点，长长的触手上有许多皱褶。我在这个夏天看过至少十五种不同的水母，但从来没看过这么大、这么像球和动作这么迅速的。
我突然觉得，我们是不是上了某种无聊恶作剧的当，会不会是某个浑蛋——就像墙板工人B.J.那样的——昨天夜里偷偷拿了一些外国品种的生物放进了海湾里。
克拉马教授一定听说我们有了些发现，因为他正跨着大步亟亟地从营地走回沼地来，先是研究了海笋，再来是绿蟹，最后他涉水朝我们走来，后面跟着一群义工和科学家。
“在巴德湾的船艇小组刚刚鉴定出了三只黑色海豚。”他甚至还没看我们那只澳洲水母，就连忙宣布道。
“黑色海豚？”有人问，“它们不是南半球的动物吗？”
“没错，”教授肯定道，“通常只会在智利附近看到它们，而且这个季节它们很少出现，尤其不可能在这附近。”
“这只也是啊。”那位胖胖的生物学家指着正在水里缩放鼓动的大水母说，“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等待着，但教授没有回答。这时头足类动物组的一位组员突然拿出一个雷尼尔啤酒的空瓶给大家看，瓶里是一只章鱼宝宝，身体紧塞在瓶身里。他把瓶子放下，举起另外一只，里面又是一只小章鱼。
我们没再说话，全都低下头开始默默寻找脚边的啤酒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