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一件事中了解到是他如何做到行为举止超脱的。我陪同他去一个会议中心参加集会，他将在集会上做主题演讲。对我自己来说，我当然不可能做到超脱。但是世界上也仅仅只有一些事情能够激怒我，把我从一个本质上务实的、爱好和平、敬畏上帝的人变为一个浑蛋——请原谅我用这个粗鲁的词。这些事情就比如：“请出示你的证件！”更为糟糕的是，那样的问题发生在一个碰巧是我最敬仰的导师之一，也是一个因为他的贡献而被全世界人都认识的人身上。
不幸的是，集会中心的安保人员非常不明智地问了威廉·卢西那样的一个问题，甚至在入口挡住我们，要求我们出示某种形式的身份证明。我开始发火了。比尔·卢西不需要每个人都欢呼说认识他，他所做的事情本身比他自己被别人认识更重要。
正是从比尔·卢西那里，我了解到第一手的资料，那些关于劳工的问题曾经是金博士[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的演讲中提到的问题，在那次演讲中，他也第一次向全世界提出了关于尊严的“神允诺的地方”——那就是所有种族的人都应获得一份体面的工资。也是从比尔那里我才知道一些关于他和其他的工会领导是如何迫使投资人从施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撤资的细节。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令人鼓舞和受启发，令人着迷，尤其是因为我开始想办法使那些投资重回南非，鼓动资本流向南非去创造就业机会，在那里和美国创造财富。
比尔常常建议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解决无家可归和赤贫等问题。他经常说：“克里斯，在你能修复某样东西之前，你必须先理解它是如何制造的。”他也提醒我说当前的体系并一定是按照合理的逻辑建构的。因此，你如果要想打败他们，单单靠引进逻辑并不是常胜战略。人力资源组织、智慧、热情、时机、适应——所有这些能力，无论是单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都很重要。
比尔·卢西不但教会我理解我们每个人都有提升自我并同时提升他人的内在能力，也用具体的例子来展示我们如何才能做到那样。我通过观摩他了解到，无论何时，当他感觉到被召唤要行动时，总有一种把自己置身于困难境地的意愿。这种情况下，他永远不会问应不应该做。只要他认为能扮演有意义的角色，不管多艰难，他的问题永远都是如何去做。
如果这样能让你去马上环顾四周，看看是否有什么你可以作贡献的机会，或者是作出更大贡献的机会，那么你就已经做好了学习本课的基本准备。如果你认识到本课对你和他人的好处，那么你已经领会到了本课的精髓。
你甚至也可以像我一样把它提升到另一个层次，运用自觉资本主义的两个步骤，无论你是追求个人的幸福，还是为全球人谋幸福。我要强调的是，并不一定要在商业领域或者一定要跟世界性的问题相关，你可以在追求的过程中把它本土化，个人化，激励自己做一个普通的人、父母亲、专业人士或者平凡的老人。我所采用的简单结构就是：（1）为你的股东创造价值（他们包括你自己、你的家人、同事、合作者、附属企业，或者是任何可能受益的利益相关者）（2）想办法为世界增加价值。
由于我们的行为自主性，当所有的一切都说了也都做了之后，我们仍然一起存留于这个微生物有机体的世界上，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在真空中，火、成功、幸福对你来说又有什么用呢？只不过一场空。
你或许不同意成就和意义来自于你对你自己或者是股东（无论是谁）创造了价值和你为世界增加了价值的说法。你或许会说，为其他人做贡献，见鬼吧！更不用说你自己了。那好吧。你或许还会问你自己，当所有的事情都做了，会对你的现在有什么影响吗？
另一方面，你或许会想无条件地贡献你自己，不把社会意识性行为和任何形式的资本相联系。当然，你有权利以自己的方式去追求幸福。
无论你是否决定去应用这一课，我的建议是：想想那些发明了火的洞穴时期的人们。问题不是“我应该吗？”而是“我怎么才可以？”并且，在他或她，以及我们所有的人身上，一定都有某种力量。这样说，如果洞穴时期的人类都能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
这一课要讲的事情其实在我年轻时就扎根在我的内心，并一直同“我是谁？”这样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但是直到最近五年，因为我到处去接触各种不同的人群，通过详细感人的信件了解到人们的故事，我才意识到它可以应用到很多方面。那些活生生的例子都告诉我如何去开阔眼界，从而梦想去做更加伟大的事情。
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一位名叫斯科特的十六岁男孩写邮件告诉我，两年前他和他的朋友们决定要为他们的社区多作一点奉献，他们打算每周花一个早晨自愿给无家可归者照看中心送吃的东西去。他写道：“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看到那些接受馈赠食品的人脸上露出开心的表情，真是一件非常令人惊讶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和一位中年无家可归者成了朋友，这个人已经失业一段时间了。起初，斯科特和他的朋友们只是意思一下，比如花点钱给他买些梳洗工具之类的，后来，他们就给他买衣服之类的东西了。每当他们问他是否还需要什么别的东西，他总是回答说：“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斯科特明白他是真心关心他们这些十几岁的青少年，如果他们为他做的太多，那么到头来也会变成无家可归者。于是有一天，当他们自愿在厨房做汤时，斯科特总结出他们可能做更多的事情：
“无家可归者一个接一个。年轻的，年老的，带着孩子的单身母亲，他们都需要食物。他们都有很多现实的困难。但是给他们食物的人中，我们没有谁能为他们解决……我在想，我们是在帮助他们活下来，仅此而已……我们怎么做才能够使他们不再无家可归呢？”
他们想起了那位无家可归的朋友，想着怎样帮助他，比如指导他找份工作，能维持自己的预算，帮他创建一个能支持他的社区，并能从中得到爱的关怀。
斯科特继续说，两年后，他们的那位朋友找到了工作，开始自己支配金钱和时间，在自己的领域过得很幸福，过着“一种他过去做梦都没有想到有可能过的生活”。对斯科特和他的朋友们来说，他们所需要的就是一种契机去创建一种被他们称做“开放式桌子”的项目——使用和他们前期成功的做法相同的支持资源和帮助方法，把他们所有的精力投入到一种比他们自身更加伟大的事情当中去。他们三人继续拓宽他们的眼界，同社区中别的力量一起合作，共同为相同的目标而做事情：帮助和激励那些无家可归者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斯科特的邮件在两个方面给了我深刻的印象。首先，他从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他“作出你想看到的改变”，或者是“你已经开始改变”。充满激情，专注而有决心，他开始了改变，他本身就是一种改变！另外，斯科特帮我回答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经常来自那些本来该他们开始行动去追求梦想，却仍然还在徘徊犹豫的人。他们所有的人都是想怎样去找到一位导师。许多人问我是否能担当那样的导师。斯科特没有四下寻找，他选择当他自己的导师。当然，他也可能曾经被他的社区或是其他的榜样激励过，但是可贵的是，他自己卷起袖子，鼓动其他朋友们说：“走，我们来干这件事。”
如果你也像大多数人那样，常常因为有机会见我一面或是了解我就对我感到很感激，那么我怀疑这一课的内涵是否真正深入你的内心，或者是它已经被激活，又或者它只是在等待着某种恰当的肥料来帮助它成长从而显现出来。
有时，那些险恶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挑战的出现对我们的终生事业来说正是需要的。它使我们有机会开拓视野，明白我们究竟应做什么样的人。我曾遇到过从难以想象的苦难中幸存下来的人。他们告诉我很多。他们说在他们最黑暗的日子里，他们唯一能找到的希望就是这样的信念：他们要战胜困难，不要让后来人再遭受他们遭受的苦难。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的梦想就变得比他们自身伟大很多了。
当你在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如果你们没有经历过那样的苦难或者是遭受过一种严重的打击比如失去亲人，你或许不知道怎么去承受。如果你了解那样一种失去亲人的痛苦，你就能够理解我曾经收到的一位母亲写来的话。她来信告诉我关于她在失去她母亲之后的挣扎，母亲是她赖以依靠的岩石，人生的激励者。很快，她又失去了年轻的女儿，她人生的希望之光。对一个失去双亲和唯一孩子的人你会说什么？当我们失去父母，我们被称为孤儿。当我们失去配偶，我们被称为鳏夫寡妇。但是没有词汇来表述当我们失去孩子后的身份。她给我来信告诉我说唯一能让她精神集中的办法就是去帮助增加资源，加大对夺取她女儿生命的那种少见疾病的医学研究。这样，其他的家庭就不会再遭受类似她的痛苦。以这种方式来怀念她女儿的想法帮助她开阔了视野，并且相信：“黑暗之后必有光明。”
我们自己遭受的苦难和追求更高梦想的能力之间的联系并非偶然。在我看来，没有谁比纳尔逊·曼德拉更能典型地代表这一关系。他的人生经历充分展示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不管你处于生命中的哪个阶段，你能看见你走过的所有脚步，所有的脚步都会一起起作用——而且它们必须一起被考虑、接受和认可。毫无疑问，如果他没有经历过人生途中的那一系列的挑战，包括他那二十七年的牢狱生活，他就不会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也就不会在这个过程中给我们带来如此巨大和深远的变化。
我曾经参观过曼德拉于1962年底被关押的罗本岛监狱，这次经历久久萦绕在我的脑海，并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巨大变化。当时他被判终身监禁。我还参观了他被关押的牢房。在我的眼前闪现出他一生的故事——出生在一个遥远的山村，失去父亲，失去很有前途的教育机会，他很有成就的法律和拳击事业，为了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而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二十七年的监禁生活，其中十八年是被单独隔离关押。当时让我非常惊讶，甚至现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还想试着去想象究竟是什么东西能使他维持这么强大的恒心和毅力。究竟是什么使他在1975年就宣称他坚信有一天会重获自由并将用双腿走出监狱？
他的远景目标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因为从那一扇跟镜框差不多大小的高高的方形小窗户透进来的光线。在白天，他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从那扇小窗户透进来的外面世界的一抹光线。那就是他在被单独关押的那些年里唯一能被允许看到的东西。在那之后，他被送到采石场劳动，在那里，他差点被太阳光弄瞎了眼。
在1990年，在国际压力的帮助下，纳尔逊·曼德拉被释放，曾经很多人说过的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他自己走出了监狱，一小步一小步地走出来。曼德拉先生的自传书名用《漫长的自由路》真是太贴切了。就在我自己参观那个曾经关押他的地方，想到他获释的那个时刻，这本身就体现了人生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眼界被逐步扩展开来。从很多方面来说，马蒂巴，他的部落名，早就应该退休，退出公众的生活视线，但是看起来却是每过一年，他做的事情反而更多。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他当选为南非总统，服务于人民，甚至为他的国家的人民创造了一种时尚。他的梦想持续扩大，包括成立一个国际老年人委员会来关注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
然而，那项工作并不仅仅是局限于我们的老年人——这是我能跟你分享的关于这一课的应用的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有机会提升你的梦想，你的追求就会变得比金钱、成功、你熟知的领域的成就大得多。有了远景目标，在更高的层面来说，你就已经远远超出所有人很多很多。当你选择去关注上面提到的一切，而不是通过欺骗别人来提升你的梦想，那么所有的金钱问题、经济麻烦和商业泡沫都不能打败你。
在我有幸获得拜见纳尔逊·曼德拉的机会后，我们原计划只有十五分钟；只是简单地握握手，跟他交流一下关于自觉资本主义的观点。后来变成了长达四十五分钟的会面座谈。我们俩并排坐在他的沙发椅上，谈论正逐渐兴起的社会意识性的私人投资，谈创造工作机会，也谈刺激经济和发展——在南非、美国和所有地方，在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我们的谈话，当然也是能引起人生变化的。但是正是他那细致入微的观察最使我产生共鸣，这也是我想跟你分享的。马蒂巴告诉我说尽管还存在着挑战，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被赋予历史的机遇和责任，必须要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扮演一个角色。“伟大的时代”，这是他用来对这个时代的定义。在这个时代中，我们拥有毅力和方法去做比我们本身更伟大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