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2200多年过去了，中国仍旧是个农业大国，且还是人口大国。新中国成立后，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为政首”，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执政理念。
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堪称重中之重。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主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新中国成立60年来，从毛泽东主席的“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到胡锦涛总书记的“如果吃饭没有保障，一切发展都无从谈起”，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对粮食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日益深化，将其从生存保障提高到具有“一切发展”首要条件的战略根本地位。
经过6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在粮食问题上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巨变：粮食总产从1949年的2260多亿斤增加到2008年的10570多亿斤；从养不活4亿多人口到养活了13亿多人口；粮食单产从“大跃进”浮夸时渴望达到的2000多斤到现在实实在在的2000多斤甚至更高；粮食科技从无到有，覆盖了几乎各种粮食种类及每种粮食生产的各个环节。上述变化之巨，不能不谓之“翻天覆地”，然而其历程甚为坎坷曲折，实谓来之不易。
回顾建国60年历史，我们有太多的感触，也有更多的思考。对于粮食工作来说，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除“大跃进”年代引发的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外，总体而言，没有出现大的粮食安全问题。一个重要关键在于，不断调整政策，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之体现以人为本，关注农民的根本利益，从而最充分地激发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这是解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根本所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发生的大饥荒是新中国历史记忆深处最沉重的一页，在和平年代居然减少了两三千万人，这不能不说是特别惨痛的教训。刘少奇讲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历史殷鉴，永远值得中国共产党人记取。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党和政府领导粮食工作的经验，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使我们不断增强粮食安全意识。在世界粮食危机的国际背景下，确保中国粮食安全，进而为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提供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保障。这是党史研究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所在。
据世界考古发现，人类开始从事农耕，距今约有一万年。一万年来，人类的农业生产已经从原始的“刀耕火种”、“火燎杖种”发展为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其变化可谓地覆天翻。
从远古时代起，我们勤劳的祖先，就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农业文明奇迹，使我国以发达的农业领先于世界。已故俄国学者瓦维洛夫曾经说过：“中国以其作物品种之丰富，以其可栽培的植物属种之广泛，而突出于其他的植物发源地之中。”《逸周书》则曰：“神农……作陶冶斤斧，为未耜钽耨，以垦草莽。”这反映了我国原始时代由采集渔猎向农耕生产进步的情况。
1973年至1978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先后分两期对余姚河姆渡遗址进行发掘。河姆渡遗址反映了距今7000年左右的我国南方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农业状况，这次发掘对于研究中国甚至世界农业文明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该遗址最具价值的发现就是在5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由稻谷、稻壳、稻秆、稻叶和其他禾本科植物混在一起的堆积，平均厚度约40~50厘米，最厚的达70~80厘米。这些堆积的成分以水稻的堆积物为主，局部地方几乎全是水稻。这些遗物保存尚好，有的稻叶甚至色泽如新。
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的发现，纠正了中国栽培水稻的粳稻从印度传入、籼稻从日本传入的传统说法，证明了我国栽培水稻是从本土起源的观点，为我国悠久的稻耕历史找到了毋庸置疑的铁证。
在西安半坡遗址、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粟粒和粟壳。在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88个储存着粟的窖穴。据测算，这些窖穴的原堆积物体积约为109立方米，折合储量约为138200斤。这说明早在六七千年以前我国北方就种植了粟。
1955年，考古工作者在安徽亳县钓鱼台的西周遗址中就发现了很多的小麦种粒，这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很早（至少是两三千年以前）就已经种植小麦了。
大豆本是我国特产，野生大豆在我国南方、北方都有分布，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就已经种植大豆了。
粮食是百感交集之物，凝天地精气，蕴日月精华，承雨露化育，方凝结而成，以济天下苍生。它是大地赐给人类无穷的生命之源，而且是一种让人类深怀着感恩之情和虔诚之心的信仰之物，用中国农人的话说，是命根子。
粮，望文生义，米之良者。很多人都误以为这是一个简化字，其实，早在汉礼器碑（藏山东曲阜孔庙）和西陲简（四九一七）就有这个古老的“粮”字。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是一个无法简化的汉字。而它在典籍中的出现，似乎一开始就与战争有关，“攻其邻家，杀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衣裘”（《墨子·鲁问》）。这样的战争是对粮食的直接掠夺。和“粮”一样，食，也是一个难以简化的古老汉字，“自我徂尔，三岁食贫”（《诗·卫风·民》）。郑玄笺：“女家乏谷食已三岁贫矣。”这是《诗经》时代对饥饿的记载，而且是长达三年的饥饿，也成了一种永远无法简化的存在。
在西方，诗人们把粮食喻为“太阳的血液”，这是我所知的粮食的最伟大也最形象的一个比喻，而且赋予其丰富的象征性。每个造物都表明上帝的存在，却没有一个透露上帝在什么地方。——这是20世纪最杰出的法国作家纪德的一句名言，源出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人间食粮》。无疑，他所说的粮食是精神意义上的，而对于数千年来一直在贫苦和饥饿中挣扎的中国人，只有能够填饱肚子的粮食，才是我们的上帝。
对于一个视痛苦为生存常态的民族来说，西人所谓“灵魂的苦痛”在中国是不具备普世价值的。对农民而言，流汗，吃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像真理一样确定不疑。除此之外，你实在拿不出什么可以换算的东西了。如果这个最基本的真理一旦被颠覆，这个世界就将被颠覆。
中国农人，土生土长的土命，他们朴实，本分，沉默，隐忍，宽容，和平，只要嘴里还含着最后一粒活命的谷子，他们就决不会把他们的镢头、锄头、镰刀和斧头当作起义的武器。只有当饿死成为必然，更准确地说，只有在饿死和在别的死亡方式中作出最本能的生命选择时，反叛才会成为农人在耕耘之外的另一条活路，换句话说，他们选择了一条比成为饿殍痛快得多的死路。
在中国，天灾是最直接的导火索，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人祸。
说到天灾，中国自然灾害频仍，与它辽阔的版图和复杂的气候有关，没有北旱，便有南涝，这样的自然灾害是一种常态，绝不是让老百姓饿肚子的借口。如果生逢某个“太平盛世”，有圣主明君，有贤相良臣，有对天下苍生有利的“良政”，灾情可以迅速化解，决不至于把老百姓逼上死路。如果天灾一旦遭遇人祸，大规模的动乱便开始了。而在所有人祸中，最极端也最惨烈的无疑是战争。对于中国，最频繁的战争是一个民族内部的自相残杀，农人一次次地揭竿而起，也一次次地沦为战争所造成巨大伤痛的最大受害者。
世界上，到底还有多少人在挨饿？据联合国估计，21世纪，全球饥饿人口总数现已达到10亿，30多个国家面临严重粮食短缺，这意味着，在我们生活的这个蓝色星球上，还有1/6的人口每天处于饥饿状态，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因饥饿而倒毙。这源于多种因素：气候冲击、农作物歉收，当然还有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科学家们向世界领袖们发出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是，直接面临饥饿威胁的人口，大都是那些以小农经济模式为主的农业国。换句话说，哪个国家的农民越多，种粮食的人越多，那个国家的饥饿程度越惨烈。这很吊诡，但是事实，也暗合了中国60年粮食发展的规律。很多中国人早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在1978年以前，中国9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而且长期奉行“以粮为纲”的国策，也只能勉勉强强养活一亿吃商品粮的人口，很多种粮的农民连自己也很难养活。而在1978年之后，中国直接生产粮食的人口比率已经下降到不到总人口的一半，中国人在这样的世界性粮食危机中却不愁没有饭吃。
粮食安全，在2008年成了一个使用频率最高的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