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签约后高兴异常，以为替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可保中国二十年无事，清廷可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一心一意地大兴洋务，富国强民了。没想到正是这一条约，惹来西方列强的进一步垂涎。并且四年之后，最先攻破北京第一道城门——东便门的正是俄军。当俄人进入旅顺与大连不久，英国以保持均势为由，强行租借山东半岛威海卫，尔后又再度强租九龙。法国不甘落后，强行占据广州湾。俄、法、德、英、日等列强纷纷前来中国强索租界，划分势力范围，短短两年时间便出现了上百块租借地，国家主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半殖民地”与瓜分的危机，深深地笼罩在华夏上空。拒敌的军事同盟，却成了引狼入室的招牌与祸患，最后还成为李鸿章自作自受的一道催命符。
辛丑议和已定，其他各国撤兵以还，唯独俄军赖在中国不走，对李鸿章大肆要挟，要他奏请朝廷，出让东北三省权益。后又提出“道胜银行协定”，威逼李鸿章签字。受到俄国愚弄的李鸿章本来就窝了一肚子怨气无处发泄，于是，他明确告诉俄国公使雷萨尔，可以签订撤兵条款，但拒绝立下所谓的道胜银行协定。
赖着不走的俄人连续不断地对他施加压力。为签订《辛丑条约》，李鸿章早已气病交加，俄人的要挟使得病情进一步加重。1901年10月30日，李鸿章从俄国使馆回到家中，开始大口吐血，“紫黑色，有大块”，先是碗许，又吐半盂。自咯血开始，李鸿章七天不进饮食。咽气前一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床头逼迫他在条约上签字。临终前问及他对家事有何嘱咐，李鸿章无言；问及国事，顿时老泪纵横，眼睛慢慢闭合。站立一旁的李鸿章助手、直隶布政使周馥大声哭喊道：“我尚有言，公如何气绝？”旁人责怪他多言，不料李鸿章突然瞪大眼睛，真的等他开口说话。周馥只好编出一套话道：“俄国公使说了，相国去位（逝世）后，俄国一定不作难中国的事情，两宫不久也要从西安回京了。”李鸿章听完，这才带着无尽的悲怆与遗憾，头一偏，真正闭上双眼，走完了七十八岁的人生旅程。
尤为可悲的是，李鸿章死后，不仅灵魂，连肉体也无法得到安宁。1958年，位于合肥大兴集的李鸿章墓地被掘，李鸿章惨遭开棺扬尸之祸。
面对历史，一个最起码的常识，便是尊重事实，不能随意臧否，不能跟着起哄，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因了达到某种宣传目的而有意遮蔽、夸大、篡改事实。如果我们认同这一原则，那么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形容李鸿章，实在一点也不为过。
李鸿章外交的最大失误，就在“以夷制夷”之策。在与太平军、捻军作战时，他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方略，取得了极大成功，于是，就想故伎重演，利用列强之间的勾心斗角，将矛盾外引，减轻中国压力，寻求一种平衡术。也不能说此策全然无用，但在关键时刻，列强绝对不会为了中国损害本国利益而与他国摊牌，乃至爆发战争。要想在国际关系中获得尊严，求得主动，唯有“实力”二字。满清腐朽不堪，中国积贫积弱，哪来实力可言？这就决定了近代中国之外交，总是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地。
李鸿章一辈子汲汲于事业功名，孜孜以求，勤勉不懈，就连与他政见相左的革命派领袖孙中山也佩服不已：“中堂从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犹所不辞。”
可无论从哪方面而言，李鸿章的个人努力换来的都是失败：兴洋务，受制于封建官僚体制，虎头蛇尾难收大功；改革军事，因甲午一战败于日本，二十多年苦心经营付诸东流；办外交，屡遭欺凌，谤满天下；开创近代教育，也因多方受阻而中途夭折……李鸿章可谓地地道道的历史悲剧性人物，然而，他的悲剧并非个人悲剧，而是国家悲剧、民族悲剧、时代悲剧的缩影。对此，梁启超相当中肯地评价道：“吾敬李鸿章之材，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毛泽东也说他是“水浅而舟大也”。
也不能说他一辈子事功彻底失败，纵观李鸿章一生，应该说是成功与失败交织、喜剧与悲剧掺和的一生。在他的倡导，或者说引导下，满清帝国总算是挣脱了几千年的传统束缚，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迈着艰难而蹒跚的步履缓缓前行。其实，李鸿章在中国工业化、军事西方化、教育近代化等诸多方面，只要某一方面获得全面成功，近代中国，乃至今日之中国，都会发生扭转乾坤的巨变。举例言之，如果甲午战争清廷获胜，那么就不是日本，而是中国跃居世界军事强国行列，此后绝对不会出现海权丧失殆尽、列强频频入侵的局面。影响所及，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当代中国海防，也不至于寒碜到连一艘航空母舰都没有的尴尬地步。
当然，这是一种不可能成立的假设，近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急功近利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会只有某项单方面的成功。欲达全面革新，必须有长远的规划，有配套的政治改革如君主立宪等。以异族入主中原的满族统治者绝对不会虚君放权，李鸿章也没有什么长远的改革大计与建设蓝图，基本上是走一步、看一步、学一步，仅仅停留在表层的实用技术方面的改革，深层次的制度、法律、政体、文化等方面基本没有触及。不唯李鸿章，这也是近代整个洋务运动的一大盲点。比如清廷派遣严复等十二人作为第一批欧洲留学生专门学习海军技术，而同一时期的日本则向英国输送了一百来名留学生，学习科目多为法律、政治，很少有人专攻军事。
李鸿章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性格优点，曾国藩说他“才大心细，劲气内敛”，他身上的确有着一股子难得的韧性与忍劲。他有一幅广为人知的对联：“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别人骂他，他从不为自己辩诬，显得十分超脱，并将女儿嫁给曾经骂他骂得最凶的清流派领袖之一张佩纶。面对各种政敌及反对势力，李鸿章从不退缩。虽饱受骂名，四方树敌，但事情还是要做，与列强周旋不已，力挽狂澜，为救清廷于绝境，不惜搭上老命一条。
李鸿章受人诟病最甚之一，便是积有大量财产，说他“富甲天下”。时人作有一副对联，将他与翁同龢一同讥讽：“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李鸿章籍贯合肥，身为大学士，相当于宰相；翁同龢为江苏常熟人，担任的户部尚书一职，常被人称作大司农；此联嵌官名地名于其中，一语相关，构思相当精妙。而梁启超对李鸿章“富甲天下”说则持怀疑态度，认为他有“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但世人竞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入信”。李鸿章聚财敛财的确不假，但他能够做到公私分明。他的资产，多为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通商银行等处的股份及上海等地当铺、银号的利润所得。而朝廷公款，并未贪污占用，在离任直隶总督时，李鸿章曾将长期“截流”、积存的八百多万两白银全部移交给继任者王文韶。据说这笔经费后来落入袁世凯之手，成为他交结王侯、内外联络的特别经费。
尽管拥有大量资产，李鸿章生活却相当简朴，饮食简单，习性严谨，其个人嗜好，一是喜抽水烟袋，二是午餐爱喝两杯。以致在外国人眼中，他是一个典型的吝啬鬼。李鸿章对毒害中国的鸦片十分痛恨，严复在他创建的北洋水师学堂任职时吸食鸦片，常受到他的严厉斥责。李鸿章病逝，严复以理解同情之心送上一副挽联道：“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严复认为，如果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军事改革没有多方掣肘阻挠，就不会有甲午惨败、庚子之祸；而到了唯有敌败求和才能保全国家之时，如果李鸿章不承担主持和议收拾残局之责，士大夫们又要攻击他只求个人名节而误国误民。
在关于李鸿章的诸多评价中，外国人最为持平公允，他们一致认为李鸿章是中国19世纪第一流的政治家、外交家，将他称为东方的俾斯麦。其中当数美国人格罗弗·克利夫兰的评价最具代表性：“李鸿章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性质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纪中最独特的人物。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位外交官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斯人已逝，但影响仍通过他举办的洋务自强运动，通过他不惜个人生命与荣誉得以保全的中国主权之完整，通过他格外赏识着意提拔的袁世凯等人而深刻地作用并改变着中国的历史格局。特别是在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艰难进程中，李鸿章更是作出了时人无法匹及、后人难以想象的贡献。在当年的万国运动会上，各国国旗伴着国歌依次升起，轮到中国时，却只有黄龙旗在寂静中冉冉上升。所谓堂堂的大清帝国，竟连国歌都没有一首，场上响起了阵阵西人的嘲笑。此时，年过七旬的老人李鸿章站了出来，步履虽然不甚稳健，但神态毅然地走到黄龙旗下，尽可能地挺直腰板，亮开既不清脆也不高亢的嗓子，满怀深情地唱起一首他从小就唱得烂熟的歌曲——家乡安徽民间小调《茉莉花》。喧嚣归于寂静，唯有李鸿章的声音在运动场上回旋。一曲唱罢，雷鸣般的掌声顿时从四面八方涌向这位不惜一切，誓死捍卫祖国与民族尊严的老人。
关于李鸿章的不足与弱点，只要列举，一时间我们可以举出许多。
比如他用人有亏，任人唯亲，只重家乡安徽人，偏袒亲戚门生；他在甲午海战中一味采取守势，缺少主动进击的勇气与锐气；他身上江湖味太浓，政客气太重，缺少曾国藩那样的理学家的虔诚与忠信，漠视“以修身为本”；他强调办实事，不注重学问修养，直到晚年才幡然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他聪明有余，智慧不足，缺乏大政治家的风度、大改革家的气魄、大军事家的胆识，不足以担当济世强国、勇猛精进之大任；他恃才傲物，一副大清天下，舍我其谁的派头，因此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也不例外地“轻侮”；他喜看《庄子》、《管子》，不读西方之书，对西学的认识与了解始终停留在非常肤浅的水平上；他知道中国内部许多腐朽真相，就是不肯付出巨大牺牲着意改革，比如在美国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曾经说道：“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他明明知道中国的虚假伪饰，可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领导人物，为何就不想方设法地根除这一至今仍然存在的弊端呢？……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况且以上所举，不少属我们对李鸿章的个人苛求。历史与国情，决定了古老的中华帝国每前进一步，都得付出超过他人十倍的努力与代价。洋枪队队长戈登曾一针见血地说道：“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又说在他所认识的中国人中，唯有李鸿章，才有一点改革的愿望。
无论我们持何种观点，从何种角度看待、评价李鸿章，都大可不必将“汉奸”、“卖国贼”之类的语汇加诸其身，他为清廷做了一辈子的替罪羊，与秦桧、汪精卫等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即便“愤青”似的不问青红皂白将近代诸多过错与灾难归咎于他，最起码在我们眼里，他也是一位值得敬重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