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曾祖父严焕然曾是一名举人，祖父、父亲虽以行医为业，但都有着较深的国学造诣。也许是对自己的弃儒从医心有不甘，父亲严振先对严复寄予殷切厚望，希望他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科举轨道上能够顺利地博取功名、光宗耀祖。于是，七岁时将严复送入私塾，为求良师，先后辗转多处。后又延请同邑黄宗彝开设家塾，专为他一人授课。作为一名当地颇负盛名的宿儒，黄宗彝渊博的学识、开阔的视野、士人的品格对儿时的严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不出意外，以严复的聪颖勤奋，考秀才，中举人，升进士，博个一官半职，应该不成什么问题。最不济的情形，大不了什么也考上不，那就子从父业，开家药铺接纳病人，或是背个药箱四处问诊，像他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医术高明、经验丰富、闻名遐迩的传统中医。
然而，一根看不见的命运“魔棒”，仿佛不经意似的在严复头顶稍稍一点，他的人生之路，就此来了个意想不到的“急转弯”。
1866年8月，父亲严振先在福州南台苍霞洲行医抢救霍乱病人时，不幸染上瘟疫，突然撒手人寰。严振先平时积善好德，对许多前来就医的穷人不收诊费，加之嗜赌如命，结果病逝之后，家里穷得连殡葬费也拿不出。还是以前那些受过恩惠的病人送些香火钱，大伙七拼八凑，好歹办了一个葬礼，这才得以入土为安。
面对父亲病逝这一突如其来的灾难与打击，年仅十二岁的严复束手无策，不由得悲痛而无奈地叹道：“肩不能挑，手不能执，奈何？奈何？”是的，家里的支柱轰然倾塌，唯一的经济来源失去，严复不仅无法继续求学，而且五位家人，包括他、母亲陈氏、刚娶的妻子王氏、两个幼小的妹妹，就连生计也成了问题。于是，全家不得不离开省垣，搬回距苍霞洲十多公里的祖居——侯官县阳歧村大夫第，分得两间房屋栖身，靠母亲与妻子替人做些女红勉强度日。
不能继续延聘塾师，也就意味着断了科举求仕之途。年少的严复，不得不寻求新的进取之路，并且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子汉，还得挑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呵。正当他茫然四顾，急欲寻找出路以摆脱艰难困境时，适逢福州船政学堂招收公费生，学费、住宿费、伙食全免不说，每月还发放四两银子，另外学堂三月一考，成绩一等者可获奖金十元。既可继续求学，又可领取补贴，成绩优秀还能获得额外奖励用以解决家庭生计，这样的好事，真是打着灯笼也难寻。严复得知消息，几乎没有半点犹豫地决定报考。
福州船政学堂，原为闽浙总督左宗棠着手创办的由铁厂、船厂、学堂组成的福州船政局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海军之萌芽。左宗棠不久外调，举荐正在福州老家因母丧守制的前江西巡抚、林则徐女婿沈葆桢接任船政大臣。主考官沈葆桢正值丧亲丁忧，拟定的考题便与父母孝道有关——《大孝终身慕父母论》。刚刚经受丧父之痛的严复提笔写来，不觉情真意切，加之较好的国学功底，文章写得情文并茂，十分感人。沈葆桢阅后大为赞赏，严复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录取入学。
1866年，沉重的国门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刚刚拉开一条缝隙，时人对国家的前途与民族的危亡并无紧迫之感，对洋务、船政、科学并无多少认识，也不想作更多的了解。在国人特别是传统知识分子眼里，唯有科举，才是升官发迹、光宗耀祖之正道。哪怕有着相当优厚的条件，前来报考船政学堂的学生并不多。严复如果不是出于家庭变故及生活所迫，肯定也不会前来应试，恐怕这一招生信息，都难以进入他的视野。神秘的命运之手，就这样通过父亲病故这一偶然事件，彻底改变了严复的人生之路。
福州船政学堂作为晚清海军人才成长的摇篮，设有前学堂与后学堂，前学堂开设轮船修理制造，培养造船人才；后学堂学习轮船驾驶技术，造就航海人才。严复上的是后学堂，学习英文、算术、几何、代数、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课程。学堂雇募洋教习，管理、考试、奖惩相当严格。这与严复从前接受的传统私塾教育不仅形式有别，而且内容全为当时国人所不知晓的西方自然科学。五年船政学堂学习生活，展现在严复眼前的，是崭新的学问与广阔的天地。12岁至17岁，正是人生初步定型的重要时期，严复资质聪颖，加之父亲之死所受世态炎凉的刺激，因此学习特别用功，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在与传统国学的对比中，严复经受西方文化的洗礼，由惊奇仰慕到学习吸收，对西方社会的先进文明，有了初步的了解与认识。
1877年3月31日，严复作为清政府派遣的第一批欧洲留学生，从福州马尾港出发，前往英国学习。同行的有刘步蟾、萨镇冰、林永升、方伯谦、叶祖珪、林泰曾、何心川、黄建勋、蒋超英、罗丰禄、林启颖、江懋祉等十二人，他们都是马尾船政学堂后学堂的优秀毕业生。
1877年9月，严复、方伯谦、何心川、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等六人通过考试，进入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深造。1878年6月，他们以优异的成绩结束课堂学习，所不同的是，方伯谦、何心川、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等五人上英国军舰学习，严复则另外安排在格林尼茨海军学院再学习一个学期，以便回国后胜任海军教职。将严复确定为教职人选，自然是他平时成绩优异与表现突出的缘故，也与一个重要人物——郭嵩焘的极力推荐密不可分。
严复敏锐的思想与广博的才学，深得清廷第一任驻英大使郭嵩焘的器重。两人虽然年龄相差悬殊，但在许多问题上却有着相同的见解，于是，他们很快成了一对来往密切的忘年交，在心灵深处将对方引为知己与知音。郭嵩焘去欧洲各地访问时，也将严复带在身边，使得他有机会见识了巴黎天文台、下水道、卢浮宫、凡尔赛议政院、万国博览会等许多欧洲文化结晶。郭嵩焘思想深邃，对洋务派仅将“船坚炮利”视为国家强盛之途深感怀疑，认为只有掌握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才是真正的强国之本。这种独到的见解，在当时来说可谓凤毛麟角。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郭嵩焘从西洋国家“君民兼主国政”的民主政治优越性出发，批评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第一个对中西哲学思想、政治伦理观念进行比较研究；针对欧洲教育对社会发展所起的关键作用，力言教育为急务，主张多派留学生，大规模学习西方……郭嵩焘的这些“超前”思想，在铁板一块的封建专制统治下，自然难以引起共鸣，也无法得到统治者的采纳，但它们却深深地感染了严复，潜移默化地融入他的灵魂与血肉之中。
担任海军学堂教习、从事海防教育、培养海军人才这一安排，对严复日后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既决定了他将继续学习更为精深的海军专业知识，也为他进一步观察西方社会，研究西方社会科学提供了便利与可能。如果严复像其他同学那样成为一名出色的海军指挥官，驾驶战舰驰骋在辽阔而蔚蓝的海洋，日后将不可能从事理论研究，大规模地翻译、传播西学；并且在晚清腐朽的体制束缚下，不论个体生命如何卓越，也难有大的作为，等待着严复的，必将是与其他同学类似的悲惨结局——甲午海战中要么战死海疆英勇殉国，要么投降日军终生羞辱。
在留英的两年多时间里，严复一直研习阅读。享有世界声誉的近代思想家大多集中在英国，法国著名思想家的主要著作也有英译本，严复后来翻译，在论著、演讲中提及的众多英文著作，当时多已出版。他经常穿着格林尼茨海军学院的学生服，在图书馆埋头苦读，广泛涉猎社会科学，研读了大量对西方社会、文化、制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文著作，倾心于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理论学说。
严复留学归来，先在母校福州船政学堂当教习，次年调入李鸿章创办的另一所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总教习（即教务长），后出任该校校长。
此时的严复，可以称得上是一名西方文化的饱学之士，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达到了时人难以企及的高度。然而，严复对科举却情有独钟，儿时的传统教育及古老中国的社会氛围都希望严复对自己、对家人、对祖宗有一个交代与“说法”。这种交代与“说法”，千百年来似乎只有一途，那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升官晋爵的资本，进入士大夫阶层。虽然长期浸润在西方文化之中，可受传统文化的诱惑与制约，严复也未能免俗，他的内心深处，急切渴望得到这种社会与世俗的承认与肯定。
1885年，堂堂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跑回福建参加“乡试”。这一举止在后人看来似乎滑稽可笑，但严复却是认真而虔诚的，并且充满深深的期望，可等待着他的结果，却是落选！只有“乡试”考中举人，才有资格参加“会试”；连个举人也考不上，自然与进士无缘，离闪耀着七彩光环的什么“状元”、“榜眼”、“探花”之类，就更是遥不可及了。
落第后的严复仍回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当时的他，肯定有点灰溜溜的味道，并且十分失望与郁闷，常常借酒浇愁。但是，对于科举正途，严复并未绝望。科举落第并不是一件怎么丢人现眼的事情，不少学子七老八十了还汲汲奔走于考场，而一旦高中，则顿时身价十倍。总教习也好，校长也罢，毕竟算不得一员正儿八经的朝廷官员，难以进入封建统治机构的运转轨道。严复虽然装了满肚子的“洋墨水”，但在“官本位”的封建专制社会里，没有一官半职，就“人微言轻”，遭人蔑视。于是，他更加发愤研习八股文，从西学转回早期的传统国学，大有不中不仕，绝不罢休之势。无奈天不遂人愿，第二次赴北京参加“顺天”考试，第三次回福建乡试，都以落第而告终。
四十岁时，严复经海军保荐“免选知府，以道员选用”。知府为四品官员，道员比知府高半个级别，属正四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已是道员身份的严复仍因未能获取正式功名而深感不安，又一次跑回福建参加乡试，结果仍然落选。堂堂北洋水师学堂校长，中西文化的饱学之士，连一个举人都无法考中，这既是严复的悲哀，更是封建社会取仕的悲哀，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传统的科举制度已是穷途末路，走到了它的终点。
严复四次落第，还会继续参加第五次、第六次乃至更多次的科举考试吗？难说得很。然而，一件改变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事件彻底打碎了严复的“科举梦”——就在他参加第四次科举考试的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泱泱大清帝国，竟然败于蕞尔岛国日本之手。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陆军一败再败，日军直逼京畿，不知所措的清廷不得不派李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澎湖列岛，赔偿军费二亿三千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
如果说败于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强之手尚能让人继续“优哉游哉”，而此次，竟然败于昔日的学生，且人口、领土与清朝简直不成比例的小小日本，这无疑扯掉了所谓天朝大国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国人不禁目瞪口呆，实在难以接受这一无可挽回的败北事实。如果说战争本身给国人造成的只是痛苦折磨的心理伤害，而《马关条约》带来的则是欺人太甚、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也只是割让了当时国人并不知其地理位置在哪里的小小香港与九龙，赔款也不是太多；而《马关条约》一下子就割去一个台湾省，且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简直就是一笔天文数字了！亡国亡种的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紧迫而强烈，每一个关心国事、富有良知的中国人心头，都悬着一把达摩克里斯利剑。
面对甲午海战的彻底失败，严复比他人有着更为深刻的切肤之痛。壮烈殉国的“致远”号管带邓世昌、“超远”号管带黄建勋、“经远”号管带林永升、“扬威”号管带林履中，悲愤自杀的“镇远”号管带林泰曾、“定远”号管带刘步蟾以及因“临阵退缩”罪而斩首正法的“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全是福州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一代优秀海军将领，其中大多与严复一同留学英国，却在甲午海战中如流星般陨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