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虽然没有成功，但将袁世凯吓得魂飞魄散，不敢随便走出府中。想想也真够后怕的，当时要不是马车驶得太快，炸弹扔得稍稍滞后，他早就一命呜呼了。袁世凯能够一步步地攀升获取成功，除了坚忍不拔，上天眷顾，更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机灵与智慧——他特别善于利用机会，将坏事变成好事，转危为安，变祸为福。暗杀事件发生后，袁世凯称病不朝，借机要挟清室退位，否则他将辞职。隆裕太后眼见袁世凯都遭刺杀，一个没有多少胆子与主见的妇人更是吓得不行，也就准备接受《优待皇室条例》退位。但是，一批宗室亲贵成立宗社党，发表宣言，坚决反对共和。关键时刻，又是革命党人帮了袁世凯的忙，彭家珍冒死刺杀宗社党首领良弼成功，满清贵族闻风丧胆，纷纷逃离京城。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奄奄一息的清室再下一剂“猛药”，在他的鼓动下，原先反对共和的北洋新军突然转向，四十六名将领联名致电清廷，反对立宪，赞成共和。清室四面楚歌，走投无路，隆裕太后无奈之际，只好以宣统皇帝溥仪的名义，颁发三道诏书，第一诏宣布退位，第二诏公布退位后的优待条件，第三诏劝谕臣民。
封建社会的每一次改朝换代，无不以皇族成员的血腥屠杀为代价，达到改姓易主的目的。清廷迫于压力下诏退位，国家权力以和平的方式交接更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当然，这也不是传统的易代，不是由一姓交给另一姓的家族统治。清廷的退位，也意味着中国封建皇帝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此后，哪怕有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有张勋的拥清复辟，有满洲国的群魔乱舞，不过回光返照耳。
南北和谈成功，清廷和平让位，不论袁世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如何玩弄手段，但在客观上避免了一场大的战乱，使得生灵免遭涂炭。以前的相关史书，特别是教科书，总将袁世凯称为“窃国大盗”。在民族与历史的转折关头，袁世凯的确有趁人之危、趁火打劫之嫌，但他也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算得上盗亦有道。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偏见，用“居功厥伟焉”加以形容，其实也不为过。
1912年2月12日，也即清室下诏退位的当天晚上，袁世凯在外交部大楼亲自动手剪掉那根拖在脑后，被汉人拖了两百六十多年的屈辱长辫。他一边剪，一边哈哈大笑。这恐怕是平日刻板、少有笑容的袁世凯一生中最为高兴的时刻。他怎能不高兴呢？他不仅让多次欲置他于死地的清廷干脆彻底地死掉，也替汉人大大地出了一口怨气，更为美妙的是，清廷那高高在上的位置，将由他取而代之。虽然共和了，不称皇帝了，可他就是实际上的皇帝。大总统与皇帝之间，其实是可以划上一道等号的，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不过呢，袁世凯似乎也过于乐观了一点，要是想到日后的一些磨难与坎坷，他肯定就会笑不起来了，至少是笑得不会这么天真与开心。
本来要实行美国的总统负责制，只因不信任他袁世凯，革命党人因人而宜，结果弄出一个内阁总理制，以限制总统之权，其实就是限制他袁世凯的权力。又提出不少要他接受的苛刻条件，比如建都南京，实际上就是让他离开自己的势力范围，将其架空，成为一个傀儡。若论谋略手段，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与他简直不属同一档次。这些，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不仅一眼洞悉，且能施展计谋一一化解于无形。不过也有让他难受的紧箍咒，那就是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第二天就在南京公布《临时约法》。这是一个由革命党人单方面制定，并未经过他参与同意，而又一厢情愿地非要他接受执行不可的宪法。孙中山此后多次发动的护法运动，护的就是这个《临时约法》。
袁世凯在《临时约法》所规定的总理内阁制下开始行使总统职权，作为一个在清廷专制制度中执掌国家大权、实权的旧官僚，他几乎每办一件事，都要经过内阁审议，议员副署。而内阁与议员们之所以设立，为的就是限制总统的权利，所以他每动一议，每办一事，都深感掣肘。过去在军队，在朝廷，不论干什么，除了皇帝、太后而外，他袁世凯一言九鼎，谁敢说上半个不字？而当上了相当于皇帝的大总统，反而没有以前的权威了，反而不能像以前那样发话办事了，袁世凯先是想不通，大发牢骚地说所谓的大总统，连一个省的都督都不如。在专制政体下做惯了官的他，自然无法适应民主政体。既不适应，以袁世凯的枭雄本色，肯定不会削足适履，不会去给谁当“小媳妇”，就想着突破既定的体制。于是，与内阁的矛盾冲突势不可免。军权、政权在握的袁世凯要想打破“游戏规则”，玩出一些新花样，还不是分分钟就可搞定的事吗？对待内阁与议员，他使出的杀手锏，与小站练兵无疑，也是一手拿票子，一手拿刀子，先是收买，收买利诱不成，继之以血腥镇压。
就民国初年的政治格局而言，推举临时大总统一职的主要人选有四位：孙中山、袁世凯、黄兴、黎元洪。四人中呼声最高的当数袁世凯，他为当时各方政治势力所接受。十七省代表投票，袁世凯以多出孙中山一票的“大满贯”，全票当选为第二届民国临时大总统。
众望所归的袁世凯相当于一只“绩优股”被普遍看好，哪怕发生了刺杀宋教仁的案件，顺藤摸瓜地追查幕后凶手，结果拎出袁世凯与之有染。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尽管无法洗刷“宋案”罪责，但国内势力大多仍倾向于他。当时的云南都督蔡锷，在“二次革命”中也是站在袁世凯一边的。民众爱好和平不愿战争是一个原因，而更主要的，是袁世凯在当时的确具有统摄一切的威望。民心的向背与战争的实力都在袁世凯一边，所以“二月革命”爆发不到两个月，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便告彻底失败。
前面我们曾经指出，袁世凯的性格中有着一个难以克服的致命弱点，那就是一旦得势，便沾沾自喜，飘飘然不知东西南北，不谙节制之道，不懂韬光养晦，继续一个劲地向前向前再向前，非将事情做绝不可，直至事与愿违地走向反面。
随着议员的收买或迫害，控制了内阁的袁世凯仍不知足，先是下令解散社会党和一切“煽乱”的政党，不久又下令解散国民党，后来干脆解散国会，停止议员职务。他由临时大总统到正式大总统，又成立专门机构修改约法，出台《中华民国约法》（俗称“袁记约法”），废除责任内阁制，改行总统制，还弄出一些规定，使自己由任期总统成为实际上的终身大总统，并可传嗣子孙。名有了，利有了，权有了，一时间，袁世凯可谓高高在上，万民景仰，名义上是共和制的大总统，实则比封建时代的某些皇帝更加集权。可他仍不知足，一意孤行，要改共和体制为封建政体，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要做名实双至的皇帝称孤道寡。
当袁世凯成为实际上的终身大总统时，就已经站在了山峰之巅。他忘了自己曾经认识到的每前进一步必将伴随着的危险，他不知道仅能立足的峰巅四周全是悬崖峭壁，无论往哪个方向，只要向前跨出一步，全是万丈深渊。对此，以他的智力与资历应该深深懂得，可他偏偏进入了得意忘形的误区，以为上面还有高峰，还要不断地攀升。仿佛为了体验继续攀升的瞬间极度快感，袁世凯跨步朝前，“临门一脚”，只是这“门”不是生门，而是一道死门与鬼门。
由众望所归到众叛亲离，只有一步之遥；由胜利到失败，也只有一步之遥；由真理到谬误，仍然只有一步之遥……事上许多事物，从左到右，由上到下，从正到反，看似遥不可及，实则仅仅一步之遥。
袁世凯称帝自为，固然打上了个人的烙印，与其性格、心理等密不可分，但主要的，还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与传统的文化土壤所致。
袁世凯逼退清帝，对相命、风水、堪舆之类的东西更加迷信，在确定总统府居时，他请来了一位所谓的“青鸟大师”相度吉凶。这位风水大师卜了一卦，认为中南海居震、离两方，而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乃帝王之所，有百利而无一害。于是乎，袁世凯就这样在“青鸟大师”的指点下搬进了中南海居住。
自革命党人针对他的刺杀案后，袁世凯虽然侥幸逃过一死，但仍心有余悸，常怀杯弓蛇影之忧。住进中南海不久，又发生了一件恐怖案，不知是谁将一枚炸弹给扔进了府内，虽然是一枚没有爆炸的臭弹。但在袁世凯心头，自然又增加了一层恐惧的负担。此后一直到死，素有果敢勇毅之称的袁世凯长期深居中南海，只两次走出新华门——一次郊天祀孔，一次祭祀先圣，这是两次他非露面不可的重大活动，所以不得不撑着胆子亲自前往。
他住在中南海这个到处都是帝王遗迹的园子里，不做皇帝梦倒反而有点不正常了。这里的每栋楼宇、每棵树木、每块石头、每处墨迹，都是王者的符号与象征，似乎都在向他述说着皇家的霸气与帝王的梦想。袁世凯无时无刻不浸淫在这种浓浓的帝王氛围之中，他的身与心，也在这极度的诱惑中日渐膨胀。他学古代盛世君王，想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强盛伟大，所以他勤勉有加，每天都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劳形于案牍之余，还让人呈进摘抄历代帝王政治言行的《居仁日览》，毕恭毕敬地捧读不已，以为借鉴。
那些与他同样居住中南海的家人仆人，也不断地为本已浓烈的帝王氛围“增光添彩”。袁世凯睡觉醒来必喝香茶一杯，一位茶童在送茶时，发现他还在鼾睡，下意识地朝床上望了一眼，一不小心，竟将朝鲜国王送他的一只上等碧玉雕刻茶杯给打碎了。于是，茶童就说刚才看见睡在床上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全身闪闪发光、正欲腾飞的大金龙。此言说得袁世凯疑疑惑惑、恍恍惚惚，以为自己真是一条神龙下凡尘。结果撒谎的茶童不仅没有受罚，反而得了一份袁大总统的赏赐。
茶童这样说，其他仆人也捕风捉影，总说深宅大院深夜常有游龙掠过，还有意制造出多起令袁世凯深信不疑的假象与征兆。儿子袁克定为了自己日后能够继承皇位，更是推波助澜，极力怂恿父亲推行帝制。他私自刻了一枚“太皇子印”的金印，那些溜须拍马的人称他“大皇子殿下”，他也安然受之。他走得最远做得最为过分的事情，是对袁世凯封锁消息，每天伪造日本人在北京办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送他呈览。本是一份反对称帝的日人报纸，结果让他弄得面目全非，尽是一些支持、同意袁世凯改行帝制的文字。据袁世凯三女儿袁静雪回忆，一次，她吩咐一名回家探亲的侍女，让她在返归中南海时给她买一些爱吃的黑皮五香酥蚕豆。侍女将蚕豆用整张《顺天时报》包了带回来，袁静雪一边嚼吃一边看报，无意中发现侍女带回的这张报纸，竟与平时看到的假版《顺天时报》不一样。把戏被戳穿，袁世凯气极，挥舞皮鞭将袁克定打得跪地求饶，他一边抽打，一边大骂长子“欺父误国”。
如果说仆人、家人、亲属要他当皇帝尚怀一份个人私心，而外人众口一词，本来十分机敏的袁世凯不禁变得十分迟钝起来，不得不跟着将信将疑了。他深居内宫，部下纷纷呈文，要求改行君主制，希望他早日登基称皇。“筹安会”六君子中，除严复确有勉强拉扯之嫌外，其他五人对复辟帝制全都不遗余力。特别是杨度，一直到死，都认为中国不适宜共和，“非君主不足以定乱，非立宪不足以求治。”据说有一次，杨度见两乞丐吵架，其中一人道：“似你这等无法无天，都是因为共和民国没有王法的缘故，假使皇帝复生，决不会让你这等东西如此横行。”杨度一听，不觉大受刺激，原来乞丐也信仰帝制呵！广大民众的帝制基础，恐怕是支撑杨度长期主张君主立宪的动力与源泉。洪宪帝制失败，主张君主立宪的首领遭到通缉，他们不是逃窜就是降服，唯有杨度处变不惊，继续坚持过去的观点。1916年5月1日，杨度在一篇发表在京津《泰晤士报》上的文章中写道：“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我的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人，这四个字，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我认为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
在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一批京官的发动下，各省成立了人民请愿团，在北京还成立了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学界请愿团、教育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最让人大开眼界的千古奇观，是这些人居然别出心裁地拉出了两个相当特殊的团体——乞丐请愿团与妓女请愿团。这团那团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敦请袁大总统顺从民意早日称帝，恢复中国自古就有的封建君主制，不要照搬什么西方的民主共和制，那是洋人的玩意儿，咱们中国人可学不来！为首的梁士诒之所以如此卖力，就因为他在五路借款时拿了回扣，其手下又吞款贪污，害怕他人揭发，便以拥戴袁世凯称帝，建立“殊世功勋”来赎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