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艳回忆着当时的情景，“尤其是静姐和戴军哥背后直对着的那几个人，一定要做到七分以上的相似。”
最有趣的是，有一期坐在两个主持人中间的是一个留着三七分短发的女人。现场实在没有合适的演员，导演组就干脆找来了一个广告部的男孩，他也是三七分，再戴上眼镜穿上妇女的衣服往那一坐，猛一看，真像！说是重录一遍，其实只是把带到冠名标识的一些镜头补录一遍而已。也就是说，导演组把对应镜头里出现的词儿都扒下来，主持人把这些词重新说一遍。然后等补录完，后期就将这前后两次录影的素材都进行重新剪辑拼接，神不知鬼不觉地对节目完成了“篡改”。这就是“超访人”才干得出来的事情，也是在特定时期才能够成立的心态与结局。与其说这些原始表现力，巩固了“超访”的某些特质，不如说它们沉淀为一种更深层的动机，与现实环境一同影响着“超访”的改变，或者不变。但这些毕竟都是日后的映照，那些年，他们真的没有想那么多，那些年，他们只是玩工作。
偏执与共生“你们挺了不起的，这事你们都发掘了。”
这是凤凰名嘴窦文涛2002年在《超级访问》中所说的话。在做客“超访”以前，他从未上过任何访谈节目。而他对导演说的第一句话是：“生活中的我，没有屏幕中的我一半爱说笑。”
这位以幽默、犀利著称的主持人为什么会在生活中有完全不一样的性格？窦文涛的语气越是肯定，编导艳艳就越是想要发掘，谁叫两边都是颇有些偏执的人呢。艳艳想要采访他在凤凰台的同事，怎奈这些人都在香港，相隔万里。最后节目组找到一个在香港做电视的朋友Mackle，由他来协助完成采访。经过多次的电话沟通，艳艳将采访大纲发到了Mackle手上，让他开始行动。同时艳艳也开始对窦文涛在北京的朋友进行采访，并且对窦文涛的“身世”进行了360度无死角排查。Mackle与窦文涛是认识的。为了不让他对采访有所察觉，他只好鬼鬼祟祟地出没在凤凰台。一星期之后，采访完毕。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拍摄的带子要怎么送到北京来呢？影像资料是不允许邮寄的，当下又没有朋友顺路从香港来京。思来想去，Mackle和艳艳没辙。算了，“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俩人最终决定把带子交给窦文涛带过来。“这只是一盘普通的带子，你只要将它交给我北京的朋友即可。”
还不忘补上一句。随着录影时间的临近，艳艳也完成了对一堆资料的抽丝剥茧，并最终剥离出一个不一样的真相。她的眼前已经可以看到李静、戴军与窦文涛在节目中的碰撞，这是值得期待的一期。窦文涛在录影前一天抵京。节目组安排了车去接，艳艳郑重嘱咐司机：找到窦文涛，要带子！两个小时后，司机打来电话，“窦文涛说他手上没带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