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军说。那哥们儿一时语塞，望了望天，走了。身后，李静的脸上扯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随着周围的人潮消融在暮色之中。2002年初，一项对民营电视公司非常重要的新政开始实施——《关于实行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准入制度的实施细则（试行）》。很多人说，这是个好消息，那只掐着民营电视公司喉咙的手终于要放开了。然而坏消息是，这个好消息只是亮了一下相，就很快被淹没在中国电视那一整年的大风大浪之中。这一年，华娱电视成为了首个落地的境外电视台，而星空卫视、凤凰卫视资讯台被允许在内地有限落地播出；这一年，国内的广电集团达到了13个，中国电视广告收入正式进入250亿俱乐部；这一年，央视建成了全国第一家高清晰度电视制作演播室；这一年，被嚼滥了的“脱口秀”成为了电视台同质竞争的炮灰；同样是这一年，新节目的突起并不亚于老节目的衰落。《新周刊》评论说，2002年中国电视酷似一场大秀。李静对着镜子，最后整理了一下头发，准备上场。她为这场“秀”准备太久了，那就是《超级访问》开播一周年特别节目。直到上台前她也还是说不清，那时候的他们究竟适不适合停下来稍作总结。她只是看了戴军的新书，一本叫作《戴头戴脑》的杂文集，便决定为自己的搭档和这个节目留下点什么，又或许她只是想为自己留下点什么。几周前，她终于也坐过了嘉宾的椅子，才发现坐到那个位置上真的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这一次，要坐过去的是戴军。而她要给他一个礼物。节目组把戴军在深圳打工的经历拍成了一个TV。画面中闪过深圳东门的长途汽车站，电子工厂的流水线，潮湿难耐的宿舍，以及他的第一个舞台，海豚乐园。在那里他遇到了两只小海豚，叮叮和当当，他不仅要负责海豚的训练与表演，还要负责给它们换水。当时一个水池差不多要投6吨盐，而一包盐是100公斤，都是戴军和工友们一包一包地往里扛。舅舅到深圳去看他，指着他问：“你们这儿有叫戴军的吗？”仅仅两个月不见，他就变得又黑又瘦，连舅舅也没认出来。1989年，他们带上两只海豚去北京表演，没想到第一天，一条海豚受了凉得了肺炎，在午夜死了。另一条也被感染，死在了第二天晚上。戴军在自己的书中写道：“那天是六月二十四日，这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那天，我扑在床上，大哭了一个晚上，为海豚也为我自己。”
后来，两只海豚被送给了北京自然博物馆做标本，戴军每年都会抽时间去那里看看它们。有一天，当他再次来到博物馆，却发现角落里的海豚不见了。他找到馆里的服务人员询问，却被告知那两个海豚标本当初做得不是很好，已经烂了，就撤展了。“好像一切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在你的生命中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