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国灵*
年轻作者许骥出新书，邀我写序，还提议了一个题目给我：“怎样做个城市人？”；我没多想便答允了。没多想是指题目，以为胸有成竹，怎说都是彻彻底底的城市人，可一旦开笔，却发觉茫无头绪。茫无头绪是因为，尽管我每天在城市呼吸，却鲜有把“怎样做个城市人”当作一个问题来思考的。或许，已经置身其中，就不会再想“怎样成为”。你已经被“抛掷”进了城市，从开眼之日，城市就是你的摇篮，你的底色，你的背景音乐，你的日常生活世界。如水之于鱼，鱼还会“想”它应该怎样游泳吗？
但想想又不尽然。不单是说许多人仍生活于农村，或经历着从农村向城市转型的过程（这不是我所熟悉的），而是，即便是一些已然生活于城市环境中的人，也未必就具备所谓城市人的精神特质。没错，环境影响心性，但两者常常是脱轨的，尤其于中国内地，硬件建设大跃进往往不成问题，城市的“基建”全有了，但所谓“城市人的特质”，常常好像还不搭配。由是观之，“怎样做个城市人”这一问题，就不仅只对于“介乎”、准备跨越门槛的人有意义；对于已然生活于城市的人，也许亦是值得思考的。何况城市恒常于变化之中。
“怎样做个城市人”至此稍稍转向，成了“什么是城市人特质”这问题。但进一步诠释前，我感到还有必要多加一个说明。当我们说类似“怎样做个读书人”时，我们说的大概是“读书人”或阅读的美好特质，但“城市人的特质”不然，有些当可看作“正面”（如文明人的素质、现代化的便捷等），其中也包括一些你不可简单定夺为好坏，超出好坏，或好坏并存，只能当作内涵气质来描述的东西。换言之，这不是，或起码不全然是一个“提升”、“变好”（或反之的“堕落”、“变差”）的问题。如果真有所谓由“非城市人”变成“城市人”这回事［如佐拉1883年的Au Bonheur des Dames（中译《妇女乐园》），写一个从乡间来到巴黎、年方二十的女子，经历现代百货公司洗礼而成为“城市人”］，与其说是“进步”，不如说是“转化”。城市人是一种现代变种。
如是者我进入城市人特质的思考。都说我们总是以差异来定义事物，那城市之于农村、乡镇，又有什么最基本的分别？社会学家朱克英（Sharon Zukin）对城市有一个颇一语中的定义：“城市就是一个陌生人（stranger）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居地。”如果农村、乡镇的人际关系是建基于宗亲、邻里、互相认识紧密相连的网络（如今在一些欧洲小镇电影中仍可看到的），城市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却是“陌生人”。于大城市生活，陌生人的角色甚至比亲朋戚友重要。但如果纯粹互为陌生，关系并不微妙，耐人寻味的是，我们也把陌生人拉进自己想象的帷幕，同时又成为别人生活舞台的匿名演员，在地铁中，在街道上，在旅馆里，于虚拟的书面和微博；所有的戏码都是临时戏码，所有陌生人的相遇都是一次“错遇”，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场景置换，戏台随即瓦解。甚至我们曾经以为比较“恒久”的友侪、情侣关系里，也标示了晚期资本主义浪漫诗人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警语： transitory（过渡的），fugitive（逃逸的），contingent（偶然的）。城市人的“匿名性”造成现代人的疏离感，但吊诡的是，我们又同时受其荫庇；我们渴求表演，同时极爱隐匿。“没有纽带的人”（Man Without Bonds），当代杰出的哲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如是说，这是一种难得的轻省，同时又给予现代人无比的怅惘。城市人如果有一个”套餐”，其中的特质是“悖论”式的——你不能只爱亲密不要疏离（或反之），只要安定不要流动（或反之），只要陌生不要交往（或反之）。不，不可以，你要照单全收。从今天起，面对现实，抛开上几代人教你的“安身立命”、“脚踏实地”、“民族扎根”之类（你可能老早已不相信），改以矛盾综合语（oxymoron）来感思生活，如“皈依是在路上”、“流动的居所”、“亲密的距离”、“陌生人的剧场”等，吊诡更接收现代城市的生存情状。如果不因此落入迟疑不定，或者偶尔可于持续的摆荡中提取生之力量。
由是我们又可回头说说城市的“物质性”。城市作为城市，当然有一些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诸如鹅卵石、街灯、喷泉（今时今日当是音乐喷泉了）、广场（今时今日当是“时代广场”了）、步行街、摩天大楼、LED灯、钢铁、玻璃橱窗、地铁、高铁、国际机场（有些几个城市共享一个）；古城有城门，教堂城（cathedral city）有教堂，大学城有大学，等等。中国内地一、二线城市，这方面真是几年一个大跃进。但城市发展到今天，我们又知道，所谓“物质”又是非常“符号性”的。后现代城市，最大的物质生产就是“符号”本身——诸如无数的品牌（brand）、形象（image）、品味（taste）、生活格调（lifestyle）、城市名目等，以此来维系着一个景观化、节庆化的消费主义社会。城市人于此真的成为“最高档”的变种生物——因为最高档的“物质”就是符号本身；只有人类，才可将符号把玩得如此天衣无缝，以此来推动城市人那缺乏（lack）与欲望（desire）互相依存、亢奋与疲惫共生如老鼠滑轮般的循环机制。
于此，情况也变得混杂、暧昧、吊诡起来。我们不能返回、再认同简单把城市看作毒瘤的“反城市主义”（anti-urbanism），以至法兰克福学派把商品看作“虚假需要”（false need）的判词；但你要我无限拥抱“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种盲乐观口号又是没有可能的（唯有把它置换为”让城市生活更美好”方可接受——仅当作一种期许。城市人本性跟周遭物事保持距离，包括一句简单的官方语）。情况错综复杂多了，因为我们有距离地批判的消费主义、符号经济，同时也是替城市人生产源源不绝的愉悦、快感、意义之场域。对此我们并非全然无知，尽管未必可说出所以然来。问题是我们已走入了一个“No-Exit”的世界——你即使尽量过“简仆”生活，也不可能脱离消费社会的城市“母体”（matrix）——因为所有的城市互动、自我表现以至身份认同，都不可能拐过符号之网而另起灶炉。身在城市，没有场外，所有批判都成了同谋式批判（complicitous critique）。我并没说因此尽皆虚无。刚刚骂了连锁店一通，经过星巴克时又买了一杯拿铁，我分裂但我不虚伪，你不能怪我。
如是者说着说着也可串上许骥这书的核心。许骥这书之特别，是不止访问了十位香港文化人，还替他们各自配对了一个议题，计有“蚁族”、“粉丝”、“蜗居”、“考研”、“富二代”、“剩男剩女”、“拆迁”、“创业”、“微博”等。年轻的许骥热血方刚，他关心社会问题，企图以香港的城市化经验，向香港有识之士取经，来给内地城市正在发生的奇难杂症把脉断症，这份期许与心意，从《同胞，请淡定》这书名可以得知。他当然也明白即便是香港曾经历过的问题，时空不同，历史轨迹有别，问题也就完全不同了。一如理想主义的失落，香港兴许也没啥理想，但跟内地的变化又自不同。又如“反城市心态”，香港早年亦曾出现，但跟内地几十年间由大规模“反城市”，一下子变成全面拥抱城市的一百八十度转向，不可同日而语。也有人说中国短短几十年经历了外国的几百年，没完全现代化便径直走入后现代了。如此看来，经验的借鉴不仅是前行后发的次第问题，还是时空压缩、转换而生出无限扭曲变形之事。中国城市是世界突异的变种，想来置身其中的城市人也无可幸免。而且，单看以上议题名字，一如在香港大行其道的“80后”，不少都是肇出内地，自北而来的。说以香港经验来让内地同胞少安毋躁，其实这书所言，也值得香港人“淡定”一番。
观照城市的眼光有很多，许骥显然是带着强烈问题意识来关切内地城市发展的。有趣在访谈之中，被访者不时会把先设的“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转化、有距离地审视，譬如“蚁族”不是问题而可能是一种现象，“富二代”不是问题而可能是一种标签，粉丝本质其实是媒体操弄问题，等等。如是者，在容许不同观点交锋、转换或回返话题、边说边探讨，提出观点但不一定作结论的开放对话中，我们看到议题的多面性或多层次。同一个被热话的议题，可能是社会问题，可能是新现象，可能是伪概念，可能是固有事物的新命名，可能是媒体生产的消费符号。我不是说所有东西混同为一而再无社会问题需要正视，而是，情况往往比想象中更纠缠不清，即便是一些明显的社会问题，知识分子认为理应解决，落入市场机制却可能是不可多得的“资本”。究其实，我们的城市，根本就是需要以压力、焦虑、问题来运作的，越是“城市”越精于此道。去到一个极端，甚至可以说，问题是有待制造多于有待解决的。城市表面常常摆出化解问题之姿，但与此同时催生了各种城市需要（诸多心灵治疗师、life coach、社会专家等）。另方面，一个被热议的题目是不是问题，往往也去到没有”本然”可溯的地步： 第二轮的媒体再现僭越界线成为真实本身——如布什亚说到的先有药才有病（现代精神科药物不少如此）；同理，如果媒体说“剩男剩女”有病，在大众接收中卷起这病感风暴效应，那它就是病了。不同市场力量自会参与其中，一边提出解决之道一边延续生病的周期，直至它降温而由其他状若现象／问题／标签的东西取代。生生不息，连病痛也是生机，这也是城市人的精神特质之一。
是为序。祝许骥此书成功。
2011年8月8日于清水湾
* 潘国灵，香港小说作家、文化评论人，为多份刊物撰写专栏，并为香港中文大学、浸会大学兼任本科及硕士课程讲师。着有小说集《亲密距离》、《失落园》、《病忘书》、《伤城记》，城市论集《第三个纽约》、《城市学2》、《城市学》，文集《爱琉璃》、《你看我看你》，及主编《银河映像，难以想象》、《王家卫的映画世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