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印度外交、军事的战略重心都在南下。伴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海军力量的发展，印度对巴基斯坦和缅甸的战略又多了一层含义，即避免中国通过这两个国家在印度洋获得立足点。2000年起印度一改以往在印缅关系上所持的消极态度，采取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外交攻势：7月，印度陆军参谋长访问缅甸。此后相继又有内阁秘书、海军参谋长访问缅甸。11月，缅甸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副主席访印。2001年2月，印度外长贾斯万持·辛格不顾西方所谓“民主国家”不与“军人政权”交往的“惯例”，对缅甸进行访问。辛格与缅甸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并就两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一些共识。引人注目的是，辛格于13日出席了印缅基础设施合作项目：德穆－葛礼瓦－卡列密公路的开通仪式。这条公路最终连接印度东部各邦和缅甸首都仰光，公路设计全长273公里，它的开通对印度从陆地上进入东南亚十分重要。在公路开通仪式上，辛格称：“发展与缅甸的关系关乎印度的国家利益。”
同时，自20世纪末，印度已开始试图将触手伸过马六甲海峡，伸到南中国海地区乃至西太平洋：1998年8月24日，印度海军与新加坡海军讨论使双方联系制度化及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问题；10月24日，印度海军访问菲律宾，受到菲律宾国防秘书的接待；12月15日，印度与越南签署两国文化交流计划。2000年４月，印度国防部长访问越南，印度与越南签署了多项防御合作协定。2000年4月22日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透露：印度和越南、波兰正在就联合生产军事装备问题进行谈判。
同月，印度国防部长在一份声明中称印度将与越南、日本分别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海上演习；2000年２月28日，印度与新加坡海军在安达曼海域进行为期11天的反潜艇作战演习；2001年1月，当时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对越南、印尼进行访问。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印度“面向东方”外交迈出了重要一步；2002年1月2日，中国台湾《联合报》“援引可靠消息来源”报道，中国台湾派出了校级军官担任驻印度武官，而印度空军高级将领也曾经到中国台湾访问，与中国台湾空军司令陈肇敏会晤。报道还补充说：中国台湾与印度的军事联系是在李登辉时代开始建立的。某种程度上说——至少在现阶段，这些区域，也是印度所经营的“城墙外面的斜坡”的一部分。
“佛陀的微笑”
1998年5月11日，是印度的佛教节日“佛陀满月节”。当时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那一天接到一个紧急电话，电话中说：“佛陀又笑了”——24年前，即1974年的5月，差不多是同一天，那时的英迪拉·甘地总理也接到了一个似乎是无关紧要的电话，打电话的人只是说：“佛陀笑了”。当天17时55分，总理瓦杰帕伊突然通过电台和电视台向全国宣布：“今天15时45分，我国成功地进行了3次地下核试验……”一时间，整个世界为之惊愕。两天之后，也就是5月13日，印度在拉贾斯坦邦萨尔沙漠距印巴边境约100公里的博克兰地区又进行了两次核试验。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中，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中印边境战争是1962年6月至10月至11月间发生在中国和印度的藏南边境的战争。
]并非一场值得大书特书的战争，毕竟，这支军队曾面对过太多比这要险恶得多的局面，甚至战争的进程都有些平淡无奇，以至于有关正常战争的相关文献，不得不把描写的重点放在人民解放军如何克服恶劣的自然条件上来。而正是这场“平淡”的战争，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印度的发展轨迹——按照美国著名的南亚学者斯蒂芬·科恩教授的说法：印度在中印边境战争中所遭到的“耻辱的失败”，这“教训了整个一代的印度人……从那时起，印度在心理上已经成了军事化的国家”。
正如许多国家建国初期的情形一样，最初，印度的决策层在心理上也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1955年2月25日，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说：“正如议会所知道的，在最近几年里印度采取和坚持的政策正为许多国家所欣赏。一些亚洲其他国家，不是因为我们，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执行与我们类似的政策。那些没有执行这一政策的国家也开始重视我们的政策。我们执行这一政策是因为我们确信它是一项正确的政策。即使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执行，我们也将继续坚持这一政策……议会知道，我们亚洲的好朋友，如缅甸、印尼在国际事务上采取了与我们类似的政策。”在尼赫鲁执政时期，主要基于不结盟战略思想以及发展优先的国策，印度认为其娴熟的外交很好地保障了国家的安全，抬升了印度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所以，尼赫鲁政府把军事力量的发展置于次要的地位，其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始终保持在2%左右的低水平。当印度的第一任陆军总司令向尼赫鲁提交陆军的发展计划时，尼赫鲁表示，印度“不需要国防计划，我们的政策是非暴力。我们看不到任何军事威胁……警察就足以满足我们的安全需要了”。
1962年“耻辱的失败”，使得“圣雄”甘地和尼赫鲁思想的权威和影响跌落到了谷底。印度国内舆论开始谴责尼赫鲁对巴基斯坦和中国的政策“太软弱”，把战争的失败归咎于尼赫鲁低估了武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时至今日，印度精英阶层对尼赫鲁对外政策，特别是国防政策的批评仍是随处可见：有的批评尼赫鲁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政策过于理想主义化和不切实际；有的则谴责尼赫鲁“以其个人的道义和伦理牺牲了现实的国家利益”。
1962年之后，印度进入紧急备战时期，5年中迅速组建了旨在与中国和巴基斯坦作战的11个山地师，空军由25个中队增加到46个中队，军队人数从1962年的51万迅速增加到1965年的90万，国防开支则由29亿卢比猛增至100多亿卢比。虽然印度自1971年以后没有出现过战事，但其军事实力却始终处在一种似乎非理性的膨胀状态。
之所以说是“非理性”的，是因为从技术角度看，印度并没有那种“天然而来”的敌人，无论是克什米尔的不毛之地，还是与中国的领土争端，都并非无法摆脱的、结构性的矛盾，事实上1962年以来，中国政府已不止一次地向印度抛出橄榄枝。而在“非理性”之前冠之以“似乎”，是因为无论是军购还是印度本国的军工生产，其背后都包含着太多的家族及集团利益，在印度的政治生态下，这一因素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忽略的。
也正是这种“非理性”的状态，使得印军的装备发展始终都是在一种急功近利的氛围中进行，无论外购还是自行研发，都一味地求大求全。LCA战斗机、“阿琼”坦克和“戈尔什科夫”号航母所面临的尴尬局面，都是这种浮躁气氛下几乎必然的产物。
棋局、棋手、棋子
冷战时期，尽管印度声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但这两个国家在战略上却彼此对立——“印度主义”和美国“处处插手”的全球战略是很难彼此包容的，两国外交自20世纪60年代起便开始渐行渐远。
而东欧剧变之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1991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印度经济也迫切需要海外资本流入，这些都要求印度必须改善、加深与美国的合作。冷战结束后，印度政府和精英阶层开始高举“民主”牌，宣扬印美两国是“天然盟友”。1994年，印度总理拉奥一改冷战时期先访苏后访美的惯例，首先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提出与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作为回应，1995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在访问印度时也强调：“冷战的结束开启了美印安全关系的新时代。妨碍两国合作的旧障碍为新的机遇所取代。美国很高兴有这些机会，并希望增加我们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安全联系。”——一方面，随着苏联的解体，作为冷战后的红利，美国必然要插手南亚，这中间和印度保持某种“合作”关系是必然而为的事情；另一方面，众所周知，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曾一度处于一种混乱不清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对华敌视、遏制政策曾一度成为中美关系的主线。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2000年前后，而这也正是美、印关系迅速加深的一个重要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印度都被众多力量视作是一个制衡中国的“点”，这种制衡，既体现在地缘上，也体现在全球经济结构上：中、印都是在此轮“全球化”浪潮中崛起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上“应对”存在着的彼此替代的可能。
因此，可以这样说：冷战后印度广阔的外交空间，很大程度上正是拜中国的外交困局所赐。正是由于拥有了这样一个宽松的外交环境，印度才敢在沉寂了24年之后，突然迈过“核门槛”——在经历了短暂的“关系紧张”之后，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于1999年7月在新德里表示：“基于美国自身战略利益考虑，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乐见一个安全的印度，一个经济更富活力的印度，当然还包括与美国发展更加友好关系的印度。核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因素，但却并不一定是一个冲突的因素。”此后，自1998年到2000年，美印双方开始了所谓的战略对话。
自1993年、1994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转入出口导向型模式，多年的打拼之后，全球低端制造业在2000年前后已集中于中国这座“世界工厂”，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已经难以撼动，中美关系由此开始由混乱走向清晰，由敌对走向对话乃至合作。到了2005年前后，在多年积累之后，中国制造业开始由低端向中高端发展，原有的出口导向型为主的经济模式随之开始转轨，整个全球经济体系随之开始了一系列的变化，当然，中美之间的战略格局随之也开始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而2005年也正是印美双边关系的分水岭。美国政府高官拉姆斯菲尔德、赖斯相继访问印度，声称美国支持印度成为“21世纪的全球大国”。2005年7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访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的核心是印度决心成为全球大国，美国决定将帮助印度成为全球大国。美方在印度拒签《核不扩散条约》的情况下，宣布印度是“一个拥有先进核技术的负责任的国家”，应该“得到同样的利益和优势”。2006年3月，布什总统访问印度，双方签署《美印民用核合作协议》，美国将向印度输出核技术以及核燃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