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使得上述缺陷最终演化成了实实在在的危机。为了限制共产主义的扩张，自1950年起美国就开始插手中南半岛事务，1950年至1954年的越法战争中，美国负担了法军战争开支的3/4，共计25亿美元。法军战败之后，1954年9月，美国又与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七国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将南越、老挝与柬埔寨纳入到条约保护国。同时，美国自1950年起开始扶持南越的吴庭艳，1955年之后先是通过南越政权打所谓的“代理人战争”，1961年5月后，美军开始小范围的直接介入到对北越的军事行动中，1964年8月，美国借口“北部湾事件”[ 又称东京湾事件，美国于1964年8月在北部湾（又称东京湾）制造的战争挑衅事件。
1964年7月底，美国军舰协同西贡（胡志明市旧称）海军执行所谓“34A”行动计划，对越南北方进行海上袭击。8月1日，美第七舰队驱逐舰“马多克斯”号为收集情报，侵入越南民主共和国领海，与越南海军交火，“击沉越南鱼雷艇”。美国政府迅即发表声明，宣称美海军遭到挑衅。3日，美总统 L.B.约翰逊宣布美国舰只将继续在北部湾“巡逻”。4日，美国声称美军舰只再次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击，即所谓“北部湾事件”，并以此为借口于5日出动空军轰炸越南北方义安、鸿基、清化等地区。7日，美国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在东南亚使用武装力量。这一事件是美国在侵越战争中推行逐步升级战略，把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的重要标志。而根据后来美方解密的文件，所谓的“袭击事件”其实完全是美国情报机构捏造出来的，其目的就是要为后面扩大越南战事找到一个能够说服国内民众的借口。
]开始对北越进行轰炸，此后美军开始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
有些时候，当我们为了一件事情逐次投入越来越多，高成本而又不见收益时，一些人很可能就会非理性地继续追加投入，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再坚持一下，事情就会向有利于己的方向去发展，此时他们往往会忽视“性价比”的问题。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中正是这样一种心理状态，美军投入的兵力在1969年曾一度高达54万，外加其他仆从国7万余人，其陆军力量的70%、战术空军的60%、海军的40%都被部署到了这块弹丸之地。战争期间各项开支共计3500亿美元，人员伤亡30余万。
如前文所述，美元具有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各国都必须储备美元，美国凭借这一条可以在国际贸易中单纯依靠印制美元来获取实物贸易之外的额外利益，这种行为一旦超过一定限度，就意味着美国的国家信用被透支，其结果便是金融危机。早在1960年，由于之前朝鲜战争中美国超额印制美元，使得西欧各国手中的美元从不足变成了泛滥，削弱了人们对美元的信心，最终在10月份，中东原油价格暴涨引爆了美元信用危机，伦敦交易所掀起了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狂潮。直至1962年，美国通过联合英、法、意、荷、比、日、西德与瑞士建立“黄金总库”，才使各国恢复了对美元的信心。
为了应对在东南亚的庞大开支，美国再次超额发行美元，这一次要比1960年严重得多，当时美国短期债务为210亿美元，黄金储备为178亿美元，而到1971年美国短期债务高达510亿美元，黄金储备则降至102亿美元。加之第一次美元危机在人们心中留下了阴影，1968年与1971年先后出现两次规模更大的美元抛售的狂潮。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不得不蛮横地宣布“暂时中止美元与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之兑换，除非要求兑换的数量和条件符合货币稳定和美国的最高利益”，同时还宣布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增收10%的附加税——一旦美元不能兑换黄金则意味着美国国家信用支点的垮塌。1972年6月与1973年2月又出现抛售美元的狂潮，只是抢购的对象变成了德国马克和日元，西方各国被迫放弃固定汇率，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事实上已经完全崩溃，各国储备货币开始多样化，美国独占的铸币权开始向德、日等国分散。
美国地缘战略的重心本来应该在欧洲以及盛产石油的中东，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却将军事重心置于东南亚，大量的战略资源被投入到了这里，美国金融状况恶化使得这个问题变得越发地严重，反映到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之下，最终促成了当时美国的战略收缩及苏联的全球扩张。中东的欧佩克组织趁机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进一步抬高了油价，从而加剧了美元的困境，使得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雪上加霜……恶性循环连续打击着美国，国民心态处在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失落之中。
噩梦最终于1981年开始走向终结，新上台的里根政府开始实施新的财政政策——大幅提高银行利率和国债利率，同时降低商业活动中的税负。这一政策吸引了大量国外资本流入美国，购买美国资产和国债。与此同时，美苏冷战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以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 星球大战计划也就是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之战略防御计划，简称星球大战。1985年1月4日由美国政府立项开发，目的是以各种手段攻击敌方的外太空洲际战略导弹和航天器，以防止敌对国家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的核打击，计划于1994年开始部署。由于费用昂贵，技术难度大，以及苏联解体，美国在花费了近千亿美元后，于20世纪90年代宣布中止星球大战计划。
]为标志，美国在战略上进入了反攻，一时间全球战云密布，美国相对安全的地缘环境又一次成为吸引海外资本的本钱。一里一外两层驱动力使得美国自1983年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资本流入国，那段时期每年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都有数千亿到万亿美元。
以大量国外资金为保障，美国开始引导国民超前消费，美国国民人均消费额达到其储蓄额的1.5倍，储蓄率从战后占GDP的40%降至1%不到；同时美国政府自己也开始大量地制造赤字，在军事科研和军工生产中投入大笔的资金，这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财政贸易双赤字经济，说白了就是政府民间一块借债消费。一个拥有两亿人口和旺盛消费能力的庞大市场就此形成——以消费能力论，它相当于两个半日本或近四个西德。
而各国对美元如同毒品一般的依赖就此形成。20世纪80年代往后，西欧国家和日本等国由于人口少，国内市场与其制造业规模相比显得非常狭小，在各国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它们的国内市场很快就饱和了，美国市场旺盛的需求成了拉动制造业国家经济最重要的发动机，各国通过贸易顺差都积累了大量的美元，为了保障这台发动机的正常运行，为了让美国人有钱继续消费，就得不断把储备的美元再投回美国购买美国债券。这就形成了现在非常奇特的现象：一面是在制造业领域一败再败、早已债台高筑的美国还在通过贸易逆差肆无忌惮地借债，时不时还通过汇率、利率的变化来赖掉部分债务；另一面作为债主的各制造业大国却无比依赖美国，小心翼翼地观望着美国的汇市和股市。美国经济一感冒,全球就得跟着打喷嚏。由此看来美国政府在各种外交场合趾高气扬、牛气冲天也就不难理解了。
世界工厂与奇异的中美经济共生体
1949年至1979年，共和国建立的头30年间，历史赋予新中国政府和人民最核心的任务只有一个：维护中国刚刚得来的独立自主的地位。无论期间出了多少问题，但这一核心任务始终都被很好地完成了。因此，这30年可以彪炳史册的功绩首先是抗美援朝，朝鲜战争在地缘上保障了东北地区的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后超级大国都断了与中国交战的念想，也恢复了海外华人对祖国的信心——许多华人能在物质条件反差巨大的情况下回到中国，正是基于这样的民族自信心；其次是以“两弹一星”[ 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是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另一弹是指导弹；“一星”则是人造地球卫星。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中国的“两弹一星”，是20世纪下半世纪中华民族创建的辉煌伟业。
]为标志，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国防工业体系，为在封闭的国际环境下保持国家独立自足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三是中美关系的改善，从1971年4月“乒乓外交”到9月尼克松访华，再到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中美之间逐步地完成了一次微妙的战略接近，使得中国在当时的国际政治舞台上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活动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这30年间，中国政府的操作主要都集中于政治和国防层面，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基础的一点是：政治是建立在经济这一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政治层面的安定有赖于经济层面，这一点恰恰是不能长期违背的。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的这段时期，从金融角度看，南京国民政府由四大家族所把持的金融体系通过滥发货币，对社会财富进行疯狂掠夺——即使拿“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来解释也说不通，一是这种行为已经远远超过了底限，二是这些集中起来的财富并非用于更大规模的生产，而是单纯地用来支付少数人的消费——最多是发展了欧美国家的生产而已。由此，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终结就已经是理所应当的了。历史是最为民主的，人民总能选举出可以胜任那个时代的政治力量。站在历史的高度去俯视，历史总会向特定的时期赋予特定的使命，每一个历史的参与者都有其特定的角色和位置，角色演得好不好是我们判断其是非功过的唯一标准——今后我们的后人也会以此来评价我们，脱离这个标准去争论谁好与不好，不客气地说无异于刻舟求剑。
言归正传，回到新中国的头30年来看，我们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为国家发展搭建了一个最大化的活动空间，要把这个空间转化为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到的利益，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实到经济建设上来。到了1979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了。最初，中国与外界的联系，由于历史背景的限制，绝大多数都集中于官方的政治外交层次，更差一些的时候则是在战场上。经济、民间的对外联系大幅增加是1979年之后的事情。从那时起至今，中国经济大致已经走完了三个阶段。
1979年到1994年：这一阶段引进外资和进出口贸易量一直是在大幅增长，但总体上那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是以内需拉动为主。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国内消费市场供应在一些领域第一次由不足变成了过剩。1992年中国经济开始“过热”，中国政府第一次面临“潜在经济危机”的考验，为实现经济“软着陆”，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举措：首先是人民币大幅贬值，对美元官方汇率从最初的2:1一路贬到8.7:1。不过当时海外媒体对中国的兴趣更多的是集中在“民主”“人权”这些话题上，屈指可数的关于这一汇率变化的报道也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说这预示着红色中国政权的统治危机即将到来；其次是出口退税政策。这一系列的措施把国内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引入到了国际市场，中国经济开始转为出口导向型。前文已经交代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正在搞又一轮全球化浪潮，虚拟经济逐步取代实物经济，物质生产开始向成本更低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
把中国放到第三世界国家堆里，很多优势立刻就会显现出来：其一，中国人有刻苦耐劳、积极向上的优秀品质，而且总体素质要高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其二，中国国内环境，以及周边环境都处在非常稳定的状态；其三，1979年中国经济的起点固然很低，但毛主席给我们留下了一笔遗产，那就是无债一身轻，这就使得我们后面的发展避免了像其他国家那样，因债务问题而受到国内外各种势力的掣肘。
正是凭借这些优势，自1993、1994年起中国的出口额开始大幅增长，除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缘故仅增长0.7%，那几年中国的出口增长额都在20%~30%，其中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大体上各占一半。从世界范围看，各类产业开始由低向高逐次迅速地向中国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