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身上都存在某些东西，它可能长期地与科学的分析背道而驰。就算你不但算出了原子或电子或任何组成人体的物质总数，还数清了由人体不同部位行使的无数复杂功能之和，你仍然没有抓住支配某个人整体行为的关键。个性对外貌所起的作用以及对改变身体和容貌等外形所起的影响是肖像画创作者关注的焦点：抓住被画人由外表所展现的个人性格，并用有说服力的方式表现出来。
人们认为，某种程度上，人物轮廓中的个性表达是与美冲突的，并且许多被画者对自身外貌的某些特征感到害羞。明白这点的时尚摄影师总是细致地将他的被摄者轮廓中的所有显著负面特征修改除去，以免显示出弱点。但以结果而论，是否得到了美本身很值得怀疑，而趣味与活力肯定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不论美的本质是什么，很明显，使得一物比另一物更美的是一物拥有另一物所没有的某些外部特征，所以那些试图表达美的艺术家必须对个人特征进行仔细的研究，而那些希望表达个性而自称对美并无兴趣的艺术家也应当如此。
所谓的“准确描绘相似性”，只不过是抓住仅仅属于某个特定个体并将他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的要素，同时将它们以有力的方式呈现出来。某些东西是人所共有的，这就是与普遍类型的相似性；个人相似性不存在于这方面，而是存在于与此相反的方面。
得益于人眼拥有的令人惊奇的细微鉴赏力，我们能观察到的最不同寻常的一件事就是：在世界上数百万人拥有的头部之中，甚至所有曾经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东西中，没有两个看起来完全一样。当一个人觉得两个头部很相像，两者之间的区别很有限时，眼睛还是能迅速地分辨出两个人，这一事实难道不同样显著吗？更为奇特的是，一个人有时能认出多年未见的朋友，而这位朋友的外貌在这期间里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这是如何做到的？而且，我们辨认出来的这种相像并不如广泛认为的那样，是关于个人容貌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只看眼睛，脸的其余部分被遮住，即使是熟知的朋友，也几乎不可能认出；同样难以分辨出表情是哭还是笑。再举一例，如果我们把任何一个人的眼睛盖住，只露出脸的下半部分，我们都知道认出他来将有多么困难。
注意到如何体现出每一点变化，如两只眼睛的不同以及嘴唇两边的不同等等。
如果你试图回忆一位著名人物的头部，比起容貌的样子，你想起的更多的是一种印象，这种印象融合了所有容貌特征，是容貌中的“和音”，而非各组成部分。正是不同部分与“和音”间的关系，形成了头部个性的印象，这是在“准确描述相似性”这一普遍说法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东西。绘制肖像时，思维必须集中于此“和音”，而所有的个别部位按与此“和音”的关系来画。一旦眼睛感兴趣的仅仅是某些个别部位而忽略了这些部位与整体印象的关系，对相似性来说就不妙了。
如果要生动地描绘头部的个性，在不同的头部如此相似的情况下，显然必须把它们之间的不同找出来，并有效地利用这些不同。因此肖像画应该着眼于这些“不同”来画，也就是说，应该首先找到将绘画对象与普遍类型区分开来的总体布局与比例，而将所有头部的共同点“留待它们自己解决”。这么做是因为，眼睛精力充沛时，相比用过一段时间后，更容易觉察出这些不同。疲倦的眼睛不容易看出区别，而倾向于回到沉闷单调的一致性；所以趁你的眼睛还“精神饱满”，视力还敏锐时，要立刻找出这些关键性的不同。
首先找出容貌布局的特征，在一条想象的中心线上记下眼睛、鼻子底部、嘴巴和下巴的比例关系，并绘出方格草图内的脸部轮廓线的形状特征。在绘图早期，将这些比例描画正确的重要性怎样强调也不为过，因为任何的错误以后都可能导致精心绘制的特征完全改换。这一点的重要性可依据此事实判断得出：你从远处辨认一个头部时，首先看到的是容貌轮廓实体的整体布局。头骨的形状是另一个形成早期印象的东西，它与脸部的关系应仔细地加以注意。但不可能为以上要点制定牢靠不变的规则。
一些艺术家在点绘图中从眼睛开始，而一些艺术家则把眼睛留到最后再画。一些绘图者在能够用眼睛来调整头部方向之前从不满意，他们把眼睛看成观众注意力的中心，其他部分都按照与它的相应关系来画。而另一些人说，眼睛画好后会产生一种催眠的效果，从而遮蔽人的视线，使人容易从技术而不带感情色彩的层面把头部看成线条及明暗的确定关系，倒不如推迟到代表外貌的形状与明暗都已成形，这时引入眼睛，能够画龙点睛，将它们变成栩栩如生的形象。这种说法也有些道理。画家在这种不安性影响介入之前，能够更自由地考虑一个人外貌的精确程度。关于这一点，还有很多要说。
尽管在点绘图中，你可以从任何感兴趣的部分开始组织一幅画，而不会带来严重后果，但我认为关于如何进行的正确方法不可能有两种观点。应该首先建构块面的总体布局特征。如果总体草图画得不错，那么即使在这一绘图过程的早期，被画者的特征也从一开始就很明显。你也可以通过草图是否能让人联想起原型，来判断草图的精确程度。如果不能让人联想起原型，那么就在继续进行前改正草图，从仿佛是在远处看到的头部块面的总体印象出发，加入越来越多的细节，逐渐使效果越来越接近原型，直到全部头部绘制完成。这样从一开始就触及了应当一直主导作品的“相似性”。
可以从很多种观点来绘制一幅肖像画——我所指的是精神观点。这就如同在传记中，作品的价值取决于作者或艺术家的洞察力和卓越程度。一位伟大人物的仆从也能写出一部主人的传记，而且这部传记从仆从的角度来说非常真实。但是，假定他只是一名普通的仆从，这将不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我猜想达尔文的园丁被问起他的主人是什么样的人时，会回答：“一点也不好，你瞧，他整天精神恍惚。我曾经有一次看见他盯着一朵花看了五分钟还是十分钟。哎，要是他有工作的话，可能会好很多。”一部真正伟大的达尔文传记只能由一个能够领会他的研究主题并能把他放在全人类中进行比较的人写就。这样的自传能去芜存菁，将人所共知的东西与他研究的特定主题区分开来。肖像画法与此很相似。只有拥有从绘图对象的外部表情中抓取重要特征、理清琐碎与重要的直觉才能，并能够将自己的发现通过画布有说服力地呈现给观众——比偶然一瞥真人给人的印象更深——这样的绘者才可能画出真正杰出的肖像画。
诚然，如果所有画家均诚实直率地再现绘图对象，也会有一定趣味，如同达尔文的园丁所写的达尔文传记。但是园丁的观点与那种透彻地理解他的研究主题的人所持有的观点之间，有着巨大的分别。
并不是说艺术家一定要掌握被画者的思想，尽管这也没有坏处，但这不是他的观点，他要做的是表现人物内在思想情感对人物外貌所施加的影响。拥有直觉的力量，能够凭本能抓住能够表现人物内在的外貌变化，这对画者来说是必要的。对任何个人的习惯性思维投射都会影响塑造人物外形、容貌的感觉。对有洞察力的人来说，头部就代表这个人，不管他的体型是大是小、人所共有的特征更显著还是更微观。优秀的肖像画总是表达出那些更显著的个性；而不太强调不重要的个性；向你展示出个人外貌中有意义的部分，而弱化不重要的部分。
头部的姿态是人物的典型特征，这点在肖像画中有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习惯性思维投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头部仪态。有两种极端的类型，一种是强烈情绪化的人，头抬得很高，仿佛各地经过世界各地时在饱览各种风光；另一种是陷入沉思的人，头向前倾，背部也与之协调前倾。每个人都有某些典型的行为，画者应当找出这些典型行为。而当被画者坐在画室座位上，第一次出现在画家面前时，这些典型行为通常看不出来。使用一点儿交际策略以及谈话的幽默感是必要的，这样能使被画者放松戒备，无意识地流露出本来个性。
如何才能获得发现这些特质的能力呢？这当然是不可能教会的。所有学生能做的就是熟悉最好的肖像画范例，寄望于能被其中使用的手法所激励，从而观察到自然界中更优秀的品质，并发掘出自己最好的能力。但他不可以在作品中显露不真诚。如果他无法欣赏获得承认的大师作品，就让他坚持对他在自然中的所见作忠实刻画。这是他唯一能表现的与众不同的地方。直到他在自然界中意识到那些他可能曾经在他人的作品中欣赏过的品质，这时他才能够真诚地把它们放入自己的作品中。
目前在肖像画中可能最盛行的观点是那种被称为“生动形象的突出展示”的观点。这是指在展览中吸引观众目光的那种肖像画。你无法忽视它，它充满了活力，一切都服从于这种引人注目的逼真特性。一些非常出众的现代肖像画就是以这个观点画的。但是我们为了得到这种活力的特性，是否牺牲了太多呢？这里是一位从睡椅上急急忙忙起床的女士，那里是一位“走出画框”向你打招呼的男士，处处都是激烈与活力。但是宁静、色彩与结构的和谐、视觉素材的明智选择与组合，这些我们在过去的伟大肖像画中习惯于见到的，都去了哪里呢？一方面工匠惊叹并折服于这种肖像画的聪明创意与精湛技艺，另一方面艺术家则对于牺牲了这么多，换取的只不过是短暂的兴奋而感到愤怒。时代无疑可以改进一些这一类别的肖像画，在颜色和明暗上使它们显得更为平静。那些设计和布局良好的画作会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品质丝毫无损；而那些牺牲了一切只为换取引人注目的逼真特性的画作则魅力大减。牺牲了设计和布局的更为宁静的品质换取的这种特定品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画作的新鲜感，如果新鲜感没有了，生动活泼感也失去了，就没有有价值的东西留下来了。
弗朗斯·哈尔斯（Frans Hals）是我能想起来的过去唯一一位能与这种形式的肖像画相较而言的大师。但是观众将会注意到，除了仔细地设计画布外，他还经常运用十分克制的着色来平衡形式上的元气与活力。实际上，在他后期的一些作品中，在不安分的活力感十分显眼的地方，运用的颜色顶多不过黑白，加上一点儿赭黄和威尼斯红。正是颜色的这种极端宁静与形式上的不安感相互对立，帮助恢复了画作的平衡以及必要的宁静。有趣的是，弗朗斯·哈尔斯作品的边缘总是有着无休止的变化。只要有可能，他决不令边缘保持平整，而是使它处于不断的变化中，经常是十分参差不齐，以此解释了活力依赖于变化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