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浙江大学人文社科部教授罗卫东撰写的论文《温州民间企业成长的路径分析》，相关数据统计显示，1986年，温州地区农户兼营工业达到11万户，从业人员30万，收入达63 814万元，农户兼业的工业产值占当年农业总产值比重的50％。
正是那些懂点小手艺、善于捣鼓的温州人，成为新中国个体私营经济先驱代表。不管是后来的纽扣、拉链、打火机、剃须刀，还是眼镜、服装、皮革、制鞋、小家电等，都是小商品，都是从家庭作坊开始起家，这与温州历史上的手工业制造发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与家庭作坊的兴起同步的，还有个体经营户。
1980年初，家住温州市解放北路的章华妹领到了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一方面是出于生活的压力，另一方面是我父亲的鼓励，我的店铺在1979年11月就“开张”了。说是店铺，其实就是一张小桌子放在自家门口，卖一些几毛钱的日用品，如纽扣、纪念章、手表表带等。后来，自家开始加工一些日用品，然后拿出来卖。渐渐地周围也有一些人学起了我家。
可是，即使在温州，当时的人们也都是看不起做小买卖的，羡慕集体企业、国企，我的一些同学看到我摆摊做起了小买卖，都觉得害臊，他们路过我家门前时，都会把脸转过去，装着不认识我。开始，我也感觉头都抬不起来。但是做了一段时间，发觉每天还有一些钱进账，一个月下来，差不多能赚100多块，这是当时一个普通工人月收入的两倍多，感觉特别高兴，心里也平静了下来。想着人家上班赚钱，我也是赚钱啊！想开就好了。
“自家开始加工一些日用品，然后拿出来卖”的形式逐渐流行，这就是“个体户”与“家庭作坊”相得益彰，是温州个体私营经济的萌芽，为“温州模式”培育了最基本的土壤。
温州游商与供销军
穷则思变，树挪死，人挪活，一技在身走四方，能干的温州人出走温州，远赴他乡谋求生计。
20世纪70年代，温州人一把刀，一把剪，一个弹棉弓，四海为家闯天下。温州市委党校教授朱康曾这样说：“30年前，温州的手艺人就已经遍及中国各个角落，他们是构成初级‘温州模式’的骨干力量。”
“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有温州人的地方就能开拓市场”。在国内，温州人散布在大江南北，走遍万水千山。
首都北京城里有著名的“温州村”，大钟寺、五道口、沙窝、大邻亭等地都散布着温州人的身影，章光“101”的发明者赵章光、“中国阿信”徐小英、纽扣大王、商标大王等温商的典型代表，都聚集京城；近水楼台的上海更是温州人的天堂，有成千上万的温州人正隐身在上海南京路那生意兴隆的店铺背后；在彩云之南的昆明，在改革开放前后迎来了一批温州人，他们从擦皮鞋、弹棉花、摆地摊开始积累资本，数十年的发展后，温商在昆明建立了大本营——昆明新螺蛳湾国际商贸城；距离不是问题，跋山涉水，据不完全统计，进藏行商的外地人中有将近一半的来自温州，在遥远的拉萨有一条“温州街”，以温州人最擅长的裁缝铺为主。
长年累月游走四方的温州人，精于人际交往，拥有了强大的适应能力，更重要的是，熟悉了各地的风土人情，掌握了各区域的市场需求，建立了可靠稳定的销售渠道。
之后，在温州的“小商品”开拓“大市场”的过程中，温州的农民供销队伍深入全国市场的各个城镇和乡村，再次为“温州模式”立下汗马功劳。
陈云华在《会赚钱的温州人》中写着：“柳市五金低压电器专业市场，有4000多名购销员常年在全国活动；被誉为东方最大纽扣市场的桥兴纽扣市场，有近万名农民购销员串成了一个全国性销售网，全乡徽章、标牌、塑片市场，有7000多人在外推销产品；宜山区再生腈纶市场，有5000多人跋山涉水，挑着一袋袋衣服走村串巷……”
这些被称为“天兵天将”的温州供销团曾经一度达到14万人以上，他们吃苦耐劳，风雨无阻，无孔不入，所向披靡。他们的构成非常复杂，有的是农民，有的是乡镇企业的职工，还有些是复员军人，占相当比例的，则是由那些走四方的“弹棉郎”等手艺人转行而来。
有统计数据显示，如今在温州柳市，40岁以上的老板都当过电器供销员。新华电器的郑元孟本是一名赤脚医生，后来成为供销员；天力管件的柳知春出身铁匠，也跑过供销；德力西集团的胡成中更是凭借走南闯北跑供销，积累了第一桶金。
胡成中那段推销员的经历，就如同南存辉补鞋的经历一样，刻骨铭心。
1978年，年仅18岁的胡成中带着姐姐给的200元钱，平生第一次乘上开往长沙的火车。长沙郊区的乡村土路上，胡成中背着样品在泥泞中艰难跋涉。馒头和水背在身上，一般在村户家借宿，实在找不到住的地方，找个草垛也能过夜。年末，为了推销低压电器，胡成中已经在长沙郊区85个村子的抽水站间连续跑了十几天。远处驶来一辆拖拉机，他拼命追赶，可拖拉机还是驶了过去。他只能在寒冷中耐心等待搭乘下一辆车，载他到下一个推销地点。
一天夜里9点，在公路上冒着刺骨寒风等了4个多小时，胡成中才吃力地爬上了路过的运煤车。此时，他心中唯一的心愿是能喝上一碗热开水，能在两块钱一夜的通铺上肆无忌惮地睡一觉。这天，胡成中赚了100元。那年，中国农民的贫困线是年纯收入100元。
作为东方的犹太人，温州人操着吴语软侬，带着一身技艺，远赴重洋，美国、加拿大、巴西、日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都有温州商人的群体，“四海为家，商行天下”是温州人最好的写照。
温州人海外移民的历史最早发生在一两百年前。第一批出走海外的温州人，带着瓯绣、木雕等技术，通过各种方式“偷渡”漂洋过海，前往欧洲等国。
苏东在《解读中国经济奇迹：了不起的中国人》中记载：
温州人移民欧洲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当时的北洋政府宣布参战，并在各地招募了大约14万劳工赴法国支援协约国军队。根据与英法政府签署的合同，这些劳工每天报酬为5法郎。当时温州一带百姓生活贫困，因此青年人纷纷应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劳工中大多数乘船回国，也有部分幸存的温州人选择了留在法国。
许多年过去后，这些人中的一些人依靠自己的吃苦能干发了财。他们发达的消息传回老家后，吸引更多的温州青年来到法国谋生。许多温州青年凭着擅长石雕的技能，另一些则依靠另一拿手手艺——皮件制作，经过漫长的路程辗转到达法国。他们最初一般都在火车站附近落脚，一开始靠出卖劳力，或从小商小贩做起，走街串巷卖一些杂货、日用品。
很长一段时间里，“游商”都是温州人的代名词。
2003年，第一届世界温州人大会隆重举行。据当时2003年温州市统计年鉴的不完全统计，在国内有160多万温州人遍布于神州大地，创办的企业达3万多家，其中个体工商户37万多个，年销售总额达3000多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温州；在海外，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居住着40多万温籍华侨，作为全国著名的侨乡，温州归侨侨眷就有43万人。
温州人在海外的影响力不仅限于人数，温州人为当地经济带去的活力不可估量。
《欧洲时报》曾经以法国巴黎为例，对温州人的现状进行了介绍和阐述。据称，目前生活在法国的温州人超过10万人，通过近20年的努力，温州商人在巴黎的2、3、11区，从事童装、电脑、餐饮等行业，购买商铺，抢占地盘，逐渐将当地的犹太人排挤出去，建立了属于温州商人的领地。
由此可见，一份在温州本土，一份散布全国，一份远在海外，温州经济有三份之说，并无夸张。
如今，温州市歌《会飞的家乡》似乎依然在诉说着温州游商们的辛酸历程：“因为有了翅膀，也就有了飞翔；因为有了飞翔，也就有了天堂……五彩鸟飞过的地方，有我温州人的歌唱；五彩鸟落脚的地方，是我温州人的家乡……飞呀飞飞呀飞，飞呀飞飞呀飞……因为有了梦想，哪有什么敢与不敢；因为弄潮赶浪，哪怕浪花湿了翅膀！”
风雨侵袭
所谓草根，就意味着出身平凡且身世飘零，历尽艰辛却依旧生机勃勃。
改革开放前，温州曾被形象地描述为：“50年代的海防前线，60年代的武斗火线，70年代的投资短线。”
50年代，国民党将温州作为反攻大陆的桥头堡。政府决定“放进来，关门打狗”，将温州定为反帝反蒋的前线。随着国民党派遣的武装人员一次次登陆、空降，温州政治之弦，绷得比任何地方都紧。60年代温州发生大规模武斗。全国当时武斗最厉害的地方是武汉和温州。与武汉不同，温州武斗战火猛烈，死伤不计其数。武斗使温州的粮食、水、煤、电全面紧缺、人心惶惶，所以当时流行民谣：“日昼无米，黄昏无被；工总、联总、有饭吃就让你总；日昼靠天光，黄昏靠月光。”
据统计数据显示，从1957年至1978年，温州工业增长仅3.26倍，而浙江省是5.47倍，全国是6.01倍。在此期间，温州经历了：永嘉的“包产到户”遭到批判，“弃农经商”遭受打击，“地下工厂”被封，“集市贸易”关闭，温州成了“全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几番风吹雨打，温州经济凋敝。
更让温州人不堪回首的是，从1949年到1978年，国家仅在温州投入了5.95亿元，如同政府和国家的“弃儿”，自生自灭。
恶劣的、残酷的生存环境，让温州人有了百折不挠的“韧劲”。经过几年的摸索，温州的家庭作坊、社队企业开始形成气候。生产的小商品、小电器多了，需要的各种资源配件也多了起来。一来一往，市场开始流动活跃。
那些多年在外闯荡的销售大军带回了大量的市场信息：东北缺什么温州有的，温州急需的物资在哪里可以找到，哪里价高哪里价低等。诸如此类的市场行情，都被温州数十万“行销军”了如指掌。
当时外出采购纽扣的供销团队经常要冒着被查的风险。桥头市场“纽扣第一人”叶克春回忆：“那时候政府查得很紧，我们背着货都不敢从火车站正门走，只能偷偷地从火车站周边的小路绕过。”有一次，叶克春在外地签订一笔生意，在住旅馆时，被政府人员查到他身上的合同，被处以“投机倒把”之名，身上的货物托运单、合同以及3000元钱被通通没收掉。
尽管如此，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全国人民都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半步的时候，温州人依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其中柳市以居委会的名义成立了一家街道企业——柳市通用电器厂，下设的32个门市部，交由专人负责。在这些门市部中，有的人胆子越来越大，逐渐渗透到商贸领域，做起五金配件、原材料、机电等贸易。
1971年，一社队企业生产煤油钻开关，急需1万件3×25规格的螺丝，寻遍各商店没有落，便求助于刘大源。在1967年以做煤油灯发家的刘大源神通广大，四处购齐所需螺丝，赚了一笔丰厚的差价。自此，刘大源放弃了国营企业招工指标，摆起螺丝摊。
1978年，柳市五金电器风生水起，大批量的螺丝需求催生市场。刘大源赶到上海，一周内收集到300千克螺丝。码头到轮船有500米距离，他将螺丝分成四担，来回搬运。当螺丝全部装到船上，他早已汗流浃背。口渴难忍，想进船上餐厅喝水，服务员见到他的寒酸，直接当众人面拒之门外。
不过，刘大源的螺丝种类越来越多，达到17 000多种，无论怎样少见的螺丝都能在他这里找到。
《人民日报》两位记者听到“螺丝大王”的名声，决定调查是否货真价实，想方设法找了两种极为罕见的螺丝要求配。刘大源看到螺丝，马上说：“有！”于是，“螺丝大王”刘大源的名号越来越响。
已经小有名气的刘大源，就在此期间成为柳市通用电器厂一家门市部的负责人。与刘大源齐名的还有9个人，并称“八大王”。所谓“八大王”有10个人，是营业额最好的10个门市部的负责人：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电器大王郑元忠以及螺丝大王刘大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