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位太后和皇上回京的第二天，奕、慈禧太后势力集团就发动政变。同治与两宫皇太后，宣布解除了肃顺等人的职务，当场逮捕了载垣、端华；并派人去路上逮捕肃顺。辅政八大臣或被处决，或被罢黜；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就慈禧对政敌的处理来说，表现得相当明智。在查抄肃顺家产中发现的账目、书信时，发现这涉及许多中央和地方官员。一一查办，势必株连甚众。为此，慈禧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将此次查抄肃顺家产内账目、书信，“即在军机处公所公同监视焚毁，毋庸呈览。”慈禧等人在处理政敌上的处理，对巩固政变后的政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辛酉政变之后，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奕主政。慈禧太后取得了最高权力。由于慈安太后钮祜禄氏性情“和易少思虑”，不愿多问朝政，朝廷大权遂落入那拉氏一人之手，从此直到光绪三十四年去世，她掌握清朝最高权力长达四十七年。
这次晚清政治舞台上动人心魄的权力争斗，因载淳登极后拟定年号为祺祥（后改同治），故史称“祺祥政变”；这年为农历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因政变地点发生在北京，又称为“北京政变”。
慈禧利用辛酉政变改变了她的一生。如果说辛酉政变是为了大清的一脉相承不使大权旁落，那么在同治帝死后的继承人的选择上就完全地说明了问题。当时按照大清传位的规定：子承父位或者弟承兄位。根据这种继承的方法有6个最为合适的人选奕忻﹑溥伦﹑溥侃﹑载谶﹑载滢﹑载湉。
她绝不会选择奕忻，这样会大权旁落，因为那时就没有垂帘听政的必要了，同样也不会选择奕忻的孩子载谶﹑载滢，奕太精明了，那就无法使自己大权在握，奕会指导自己的儿子摆脱慈禧的控制，溥伦﹑溥侃也不可能被选择，原因也同样简单，那时自己就是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是不可以垂帘听政的。所以最后她选择了载湉，就在自己儿子死后的几个小时里她不仅平静了心中对儿子死亡的痛苦，也决定了清朝的第十一个皇帝。
当然我们也不能抹杀了慈禧在处理国政上的能力她大胆使用汉人，重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官员；她平定了太平天国，使大量有才能的汉人进入封疆大臣的行列；她主张对洋人采取强硬态度；她坚决反对咸丰皇帝北逃热河；光绪26年，八国联军兵临城下，她鼓励光绪皇帝大胆对联军宣战；她强调女人的独立精神，认为女人应该读书识字，女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阎崇年同样这么认为，“她重用了几个对江山社稷举足轻重的汉人，为国家积聚新的政治力量。她还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满汉之间的矛盾。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出国留学的幼童，也是在慈禧的支持下促成的。”
从这里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我们讨论：如果没有慈禧，清朝会怎么样？其实这个问题专家学者对此都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句很经典的话“历史就是历史，如果可以猜测就不再是历史”。历史是不能够说“如果”的。
清朝最终覆亡，可以说是多因一果，责任并不完全归咎于慈禧，如果当时让同治或光绪来执政，也未必就能改变清王朝的状况，也许中国衰落得会更厉害。毕竟慈禧还是善于用人的，也能笼络一批人才，起码能够维持国家机器的基本运转。“清太祖努尔哈赤当年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哀世的基因。那些基因不停变化发展，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清朝灭亡。”阎崇年语重心长地说。
从另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里”她的生活也同样充斥着痛苦。在中国的传统中“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是人生中最不幸的事，而这一切都在慈禧的身上上演。丈夫咸丰皇帝﹑儿子同治皇帝﹑侄子光绪皇帝无一不让操心挂念。但这一切她都独自承受了。慈禧觉得自己并不快乐，而这些不快乐也不能对别人说。到了晚年，也许是压抑得太久，她开始跟一些她认为亲近的人唠叨自己的过去，也慨叹自己的命运。在《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中的曾孙叶赫那拉·根正的描写“老太后名义上是当了皇太后，实际上是二十六七岁就开始守寡，虽然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可是孤孤单单的，守在身边的是一群不懂事的丫头，伺候自己的是一群又奸又滑的太监。那群太监，吃饱了饭没事干，整天在憋坏主意，揣摩上头的心理，拍你、捧你，最后的结果，谁也不是真心。虽然她明明知道是这样，可是又非用他们不可，这不是受罪是什么？”无论这是真是假，都折射出了其实慈禧有感性的一面，她是孤独的，她也需要别人对她的安慰，她也拥有和她表面所不同的细腻的一面。
有人这样形容过她：少数几个见过这位太后的人将她叙述为一位身板挺直、面目秀丽的高个子女性。她长着一双鹰眼，有着明显的鞑靼人特征。她态度高贵而傲慢，嗓音中带有不可动摇的绝对权威，还有威严。在她内心的另一面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无法了解。
从16岁入宫获封懿贵人到26岁成为皇太后开始守寡，74岁离开人世。从鸦片战争之后到辛亥革命之前，整个中国近代史都与慈禧有关。她带给了我许多困惑，许多惊讶。“一个精致的女人，一个富于个性的女人，一个无所畏惧的女人；一个大胆的女人，一个不顾后果的女人，一个败家亡国的女人。”要完全了解她，揭开所有的疑惑，我们还要更多的探索与研究。
有人也许会以清王朝的覆灭，清末的腐败，清末的丧权辱国来指责慈禧，但是，稍有历史常识的谁也应该想到清朝的覆灭绝不是慈禧个人所能控制和把握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清朝统治的根本体制无法适应当时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不从根本上推翻封建体制，慈禧个人无法驾驭清王朝的颠覆，换作任何另一个人也都无法让那段历史在稳固清王朝统治的前提下能够辉煌！
仅仅从慈禧初掌大权的几个动作，我们都应该对这个女人的胆识报以惊服。一是为了惩治官吏的贪污腐败、贿赂成风，敢于力排众议，大胆施政。精通政治的慈禧深知“文官贪污腐化，武官贪生怕死”是国灭的毒瘤，因此在惩治文官的过程中借助兵部侍郎庆英一事，惩治大批贪污受贿的官员；是否株杀一品大员武官何桂清曾经在清朝廷掀起了一股狂飙，但慈禧最后力排众议，坚决要杀。处置贪污受贿的兵部侍郎庆英，又杀了玩忽职守的何桂清，整饬了吏治，使纲纪为之肃然。二是严格官员考核，不走过场。所谓“求治国方略不难，求治国贤才不易”。在此过程中，慈禧破格任用人才，采取种种有效的措施严格各级官员考核，并破例对真正有政绩的汉族官员得以和满族官员同等奖励。三是打破历代为保满人统治地位的常规，对满人而言是冒着极大风险，并震惊满族重臣，大胆任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大批汉人到重要的军政位置支撑摇摇欲坠的江山。
虽然，慈禧的行为在一定的时期稳固了清王朝的江山而阻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但是仅仅作为一个在政治上施展手脚的统治集团的掌权者，慈禧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人。
需要强调的是，在博弈中懂得进退，在进退中，双方均衡并不是最好的结果，均衡可以看作是一种“稳定”的结果，每一个回合双方都不知道对手要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所有的行动都应该预先设想。
所有的赌徒只想着赢，只想着如何才能一本万利，所以他们都不惜血本，因为最后换来的只有两种进退情况，一种是退——血本无归，一种是进——飞黄腾达，面对着50%的诱惑，许许多多的人愿意尝试，这正是赌徒与生俱来的本性，也是赌徒的博弈。
用经济眼光考察赌徒的行为，不难发现，赌徒的投机行为其成功率几乎是和自己所期望的投入与收益的比值是相当的。简单地说，一个赌徒想投入1元钱，而得到100万的回报，那么他的收益几率就是100万分之1。100万分之1在常人眼里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在赌徒的眼里，只要机会不是0，那么就值得放手一搏，不顾性命。从风险的性质出发，诈骗、打劫、博彩都可以算作一种赌博。
三、袁世凯的“皇帝梦”
心理上巨大的压力和过后所带来的快感是赌徒所需求的。赌徒愿意一次次的赔钱，只为了一次次生死就在一线之间，下一刻就能上天堂或者是入地狱的快感。在赌徒的心里只有三个字“我要赢”。
关于袁世凯称帝，史家论述颇多，有狼子野心说，有被迫拥戴说，有鬼迷心窍说，有尝试国体说，不一而足。其间毁誉褒抑，我们不去参评，倒是平心静气坐下来，探究一下在那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下，袁世凯这个历史人物的心路历程，可能是一件既生动有趣、又前事可鉴的事情。
袁世凯出生在河南省项城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里。他的父亲袁保中是当时项城县地主武装的首领。他的叔父袁保庆，在清政府里当军官，长期在安徽、河南一带镇压捻军。袁家住在项城东北10余里的张营，拥有50多顷土地，并在北京等地放高利贷，一家四世同堂，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地主家庭，这样的家庭出身对袁世凯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
袁世凯7岁时，因叔父袁保庆40岁尚无子，就把袁世凯过继为儿子。虽然叔父一心一意想要他读好书，以便科举考试，取得功名，但他却游手好闲，甚恶读书，只喜欢游山玩水，逛戏院，结伙打架斗殴。也曾两次参加乡试，但都榜上无名。他很泄气，作官的梦破灭了。他烧了自己写的诗文，决定另寻升官之路，他说：“大丈夫应该志在四方，不能天天被困在书本和笔墨里面！”此时，已见他要走的是投机之路，以政治投机取得权势地位。
光绪六年袁世凯22岁时，袁保庆（袁世凯18岁时袁保庆去世）生前的朋友吴长庆在山东登州驻防，袁世凯去投靠吴长庆，吴长庆看在老父之面上，对袁世凯备加照顾，将儿子的老师张謇介绍给袁世凯做老师，袁世凯为了取得吴长庆及其幕僚们的好感，总是非常谦虚，不久就得了“有造之士”的美称。吴长庆并给他了一个营务会办的差事，袁世凯跨出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
1882年8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当时朝鲜和中国有宗藩关系，吴长庆受命前往镇压，袁世凯由李鸿章奏举，任驻汉城清军“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至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化装逃出汉城，回到天津。1895年12月，袁世凯由荣禄、李鸿藻等奏派扩练驻天津小站的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
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小站练兵是清末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时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开展，袁世凯捐资参加强学会，以示赞同维新。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当面应允维新派“除旧党，助行新政”，但随即告密。21日，慈禧太后囚禁光绪帝，宣布重新临朝“训政”。次年6月，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署理山东巡抚，率领全部新军，残酷镇压义和团运动，一跃而成为中外瞩目的实力人物。通过办理新政，很快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庞大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对满族亲贵集团的世袭地位构成严重威胁，双方权力之争日趋激化。1906年，袁被迫辞去各项兼差，并将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次年，又被调离北洋，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1909年初，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去一切职务，令回籍“养疴”。但他的许多部属依然位居要津，实权在握，袁世凯时刻准备东山再起。
袁世凯一生有两个重要身份，一是满清重臣，一是民国总统，两个身份的转换过程中，曾经有三年罢官归隐的经历。这里面应当有大玄机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