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李开复从台北到北京少年时期从福建逃到台湾的台达电董事长郑崇华跟人说，如果他没去台湾，可能现在还是个乡下老头，李开复则不这么认为：“如果我家没去台湾，我认为凭着我们家的教育和影响，我依然能成功。”
开始新的闯荡。
中关村，号称“中国的硅谷”。
在这片科技热土上，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是中国大学密度最高的区域；同时，它也是中国IT公司密度最高的地区，联想、新浪、搜狐、百度等均在此起家，无数创业公司活跃在此地，他们怀着成为下一个Google或者Facebook的梦想在这里创业。
学府云集，意味着潜在的人才；公司攘攘，意味着蕴藏的金矿。
李开复，理所当然地在这里开始他新的闯荡。2009年8月辞去Google中国区总裁职位后，他创办了创新工场，从一名高薪职业经理人成为一名创业者，自己做老板。
依他的设想，“创新工场”是天使投资+孵化器的模式。对有好点子、有创业激情的青年，“创新工场”将投入一二十万美元作为创业者的启动资金，并为创业者提供场地、法务、公关、培训等服务。他将“创新工场”定位为，一位投资者、一位辅助者、一位教练。他认为，自己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在苹果、微软、Google工作的17年，是和乔布斯、比尔·盖茨、埃里克一起工作的经验，是他对跨国企业如何运营、用技术改变世界的理解。他说，“创新工场”不是慈善事业，目的是赚钱。不过，他希望不仅自己能赚钱，而且还能帮助青年人成功。最初，创新工场安家于清华科技园——北靠清华大学，西临北京大学，与Google、微软、网易、搜狐为邻。
清华科技园16层，出了电梯，拐角的墙上贴着一张A4纸大小的告示：“创新工场左转”。游敏丽——创新工场“点心”项目研发总裁——第一次到这里就对此印象深刻：“创新工场名气这么大，但到了它门口，居然不知道怎么走。我在走廊上碰见过好几次拖着箱子一脸迷茫找不到路的人，因为告示太小了。”
“他原本可以舒适地找一个国际机构，拿着数百万美元的年薪，过比较舒适的生活。”创新工场第一批投资人之一、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说，“现在的开复比以前务实多了，他忙的是创新工场能不能成事。”2009年，李开复曾和俞敏洪探讨过创业的问题。俞敏洪说：“你快50岁了，再往后还有出来创业的机会吗？”
俞敏洪的问题也许让李开复下了决心。他带上汪华（创新工场管理合伙人）、王晔（创新工场产品总经理）、王肇辉（创新工场新闻发言人）一起创业。汪华与王肇辉出生于1978年，王晔是1982年。而李开复，1961年生人。他的资历、人脉、经验远优于他们。一开始，创新工场就是一个中年创业者带着三个年轻人做。
这并不常见。就我所接触的创业公司，更多的是几个资历相似的年轻人共同打拼，或者一个成熟的职业经理人（他们的年龄也远小于李开复）带着构架较成熟的班子闯荡创业之路。
放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范围里来看，李开复仍然是独一无二的样本：他出生于台湾台北市一个“外省人”家庭，深受中国传统教育熏陶；他少年时求学于美国，耳濡目染西方开放文明十余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与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做过同学；他先后在世界最著名的三家IT公司——苹果、微软、Google就任，以跨国公司高管的身份与中国大陆发生紧密的联系，创办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现微软亚洲研究院），为Google在中国开疆辟土；2009年他进行职业经历上的转身，做了一名天使投资人，创办创新工场，旨在帮助中国的年轻创业人，并且获得投资回报。
鸿海精密集团董事长郭台铭说：“开复的创新工场其实最重要的产品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人才。在他血液里面，他一直都在想怎么样把科技跟中国的年轻人结合起来，再加上大家的创意。”他亦是创新工场第一批投资人之一。
从台北到北京，直线距离1700公里，直飞航班需三小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地并不通达。横亘彼此之间的，是被历史强行隔断的遥不可及的空间，是同宗同源却渐行渐远的文化。
2005年，李开复辞去微软的工作，跳槽至Google。微软以一纸诉状将李开复和Google推上法庭，引起全球轰动。最后，此案经调解，不了了之。李开复披露他决意走的原因：除了Google的年轻、创新吸引着他以外，他还希望Follow My Heart（跟随我心），回到中国工作。纵观他这些年来的经历，离不开以下几个词：中国、青年、科技、创新。你难免会好奇追问，支持他回中国、推动他热衷于中国青少年教育的精神内在驱动力，是什么？
也许，这需要回溯他的前半生，一直至他生命的原点——台北。
在台北的外省人。
1961年，李开复出生于台北一个“外省人”家庭。“外省人”是区别于台湾本省人的称呼。1949年前后，数百万人随国民党迁徙至台湾。他们及其子女，被称做“外省人”。
李开复的父亲李天民，随国民党迁台，与妻儿离散。1950年，李天民妻子带着儿女变卖家产，将金子焊在手电筒里藏着，一路辗转，不顾关山险阻，离川赴台，与李天民团聚。从四川到台北，这段路，走了半年之久。
李天民，四川华阳人，1909年生。他是黄埔六期学生，与罗瑞卿大将是同学。当时罗瑞卿个子最高，有个绰号叫“罗长子”，排队排第一个。李天民个子矮，还没枪杆高，排最后一个。叶挺担任过他们的教官。1927年马日事变爆发，当晚发生枪战，叶挺还对李天民说：“小鬼，趴下。”第二天，李天民他们坐船到九江，很多年龄大的同学参加了南昌起义。
后来，李天民受人资助去了日本，考上了早稻田大学，客居异乡五年。当时物资匮乏，思乡之情久久缠绕心头，一名中国留学生太太常唱阳关三叠以解乡愁。李天民在台北与儿女忆起，每每动容。
留学归国后，李天民在南京担任当时的《中国日报》总编辑，后去国民党“中央党校”成都分校任教，抗战前参加民族复兴运动，又至西安行政训练所办理训导教务，在成都青年团工作，任青年团干事长。1947年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选举，他获得高票当选。
1949年，李天民随战事节节败退的国民党迁台。在台北，他看不惯当政者的腐败等种种行径，政治兴趣淡了，将精力转移到国际事务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尤其是中共党史。1984年起，李天民接受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东亚所的邀请，在硕士班开设“中共党史”，在博士班开设“中共党史专题研究”、“中共人物专题研究”等课程，直至去世那年3月因病入院才辞去教职。
李天民夫妇一生共养育七名子女，李开复是老来子，在台北出生。李天民秉持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一生清贫。他在台北郊区很偏远的名叫永和的地方购买了房子，将一家人安置下来。
据李开复五姐李开敏回忆，那是很老的房子，他们七兄妹与父母住在四间房里。院子里有莲雾树、槟榔树。门口有鱼塘，邻居在里面养鱼。附近只有几户人家。为了生计，李天民夫妻一直很忙，不忙的时候家里很热闹、很开心。如果忙起来，李开敏就只能和狗一起玩，很寂寞。
作为幺儿，李开复很受宠爱。李开敏说：“我感觉自己成了灰姑娘，爸妈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他身上，我觉得自己失宠了。”话是这么说，但是，李开复遭遇微软起诉的时候，李开敏和三姐一起在美国陪他。
国民党迁台之后，小小的台北市能尝到中国的五大菜系。来自各省的大厨汇聚在台北，很多大厨是从将军、高官家里的厨师做出来的。李开复记忆里的台北，充满了美味。“太好吃了，我从小就贪吃。”他的母亲王雅清以前在四川时，跟着婆婆学，也做得一手美味川菜。
迁台，给台湾带去的不只是五湖四海的中国美味，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在高等学府里薪火相传，还在普通人家的家庭教育中得以传承。
少年时期从福建逃到台湾的台达电董事长郑崇华跟人说，如果他没去台湾，可能现在还是个乡下老头。李开复则不这么认为：“如果我家没去台湾，我认为凭着我们家的教育和影响，我依然能成功。”
李天民是传统的中国父亲，甚少言语，与孩子并不亲密，不会直接表达“我爱你”，父爱隐埋心底，以身体力行对孩子产生毕生的影响。李天民与最小的儿子李开复差了半个世纪的年龄。他们很少聊天，每天独处的时光是李开复早晨上学，李天民送他上校车。父子俩一起散步。一前一后地走，儿子有时小跑着跟上父亲的步子。
李开复堂哥李开钊忆起，1929年，李天民曾教李开钊父亲李天福唱《国际歌》。那时候，李天民20岁，李天福15岁。这是哥哥教给弟弟的第一首歌。“实际上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关注的就都是中国的前途。”李开钊说。
李天民很关注李家后代的教育。他曾给李开钊的孩子寄书，都是非常传统的、讲忠孝的书。李开钊觉得，李天民的一部分在他的儿子李开复身上延续了下来。无论在四川大学还是四川农业大学的演讲，李开复关注的都是中国的未来。“中国传统的教育，在开复身上没有丢。”
“我父亲很少要求我们做什么事情，他很放权。他都是希望孩子们通过观察父亲如何做人处事，从中学习如何做事。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大。”李开复说。
李开复记得父亲满架子的书，他记得里面最显著的一本是《苏俄在中国》。他知道父亲最尊敬的人是胡适、钱穆、张大千。钱穆在世时，父亲春节必亲自拜望请益，年年如此。钱穆手书一副对联“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是李天民的立身存世之道。去世前，他将这副对联赠送给了最小的儿子李开复。这副对联也随李开复辗转于美国、中国。
虽然少小离家去美国求学，但李开复的中国传统教育没有断过。母亲要求他每周都写家书，她对儿子的每封家书都会认真校对，修改每个错别字，再把原信寄回给李开复。在美国读大学，他学中国古文，其中一文是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文里一句我们耳熟能详：“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