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过三杯，父亲搁下筷子，双手抱紧膝盖，目光斜掠过我的耳际，盯着很远的地方。“三娃儿，我的身世是个谜，我怀疑我并不是你奶奶和你爷爷所生，我是捡来的，我是孤儿。据说那年，我还是阿儿（婴孩），母要舅公三缄其口，不得对爹泄露半点风声。爹到西街子找了三遍舅公，不知我们母子是生是死，万念俱灰后，和舅公断了往来。我少年时有一次听舅婆摆龙门阵，她说，你是丢了的，你母找啊找，还是没找到。没找到？那我到哪里去了？——人老了，夜里睡不拢觉，就想舅婆的话。”
穿堂风呼啦而过，一根根发丝在父亲的脸上乱舞，父亲试图用手捋顺，风更加强劲。“怕是要下暴雨，六十年前这个时候，我坐在院门口的土坎上。”父亲微微有些醉了，我盘膝坐在酷似簸箕的藤椅里，居高临下地看他，父亲的身子越来越小，最后，我看见一个黑不隆冬的小男孩摇头晃脑地唱，“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倾音声之相和前后之相随……”
年幼的父亲没有兄弟姐妹，日复一日坐在院门口的土坎上俯瞰观音滩。城是那幺小，中央一座石桥，河埠头开了家茶馆，竹竿上挑张布望子，桥两头七八十户人家，河面五六艘渔船。从观音滩坐马车去省城要十天半个月。
奶奶不许父亲私自下山，她说山下那个王麻子专干贩卖娃儿的营生。
父亲坐在院门口跟着私塾里的学生吟唱《道德经》，王麻子爬上山，唤父亲乳名，父亲撇过头不理睬。“仔儿，来吃叶儿粑。”王麻子两手空空，裤兜里装着风啥都没。父亲闭紧嘴巴，揉泥巴棋子儿。王麻子拍拍父亲的后脑勺，甩甩衣袖，嘟嘟哝哝踅进院门。
父亲看到王麻子扯长脖子往梅花格子窗晃，弓起拇指和食指很响地吹了声口哨。
奶奶走出来，手中握着戒尺。
“文先生，不要那幺凶嘛，人家想你，来看看你嘛。”
“出去！不要在这里撒野，学生都看见的。”
王麻子猫腰往里觑，“我们莫分彼此，短缺啥子捎个口信，我给你办。”
奶奶扬起手中的戒尺胡乱打在王麻子身上。王麻子兜紧衣袖，退出门槛，对着父亲恶狠狠道，“杂种！”
奶奶提起父亲，旋即往内一丢，关上院门。
八月，知了藏在老榕树上吱个不休。父亲爬到榕树荫里，用衫子的下摆揩眼泪和鼻涕。
父亲常常梦到一个男子，他站在湖边唱歌，声音甜而不糯，湖畔长满了金光闪闪的无花果树，天空飞翔着银白色的鸟儿，湖底的流沙发出耀眼的光芒。有时，他能依偎在男子的怀里再次跌入梦境，有时，他只是行走在通往那个男子的路上。
那个午后，饥饿和痢疾使父亲精疲力竭，他无法在梦里到达目的地，一次次从痛疼中惊醒。在岁月的轮回里，我是飘忽不定的游魂，眼睁睁看着父亲饱受患难，束手无策。奶奶和我穿胸而过，俯身拉扯父亲的衣袖，“冤孽，你啷个越长越闷！”
奶奶把父亲放在硕大无比的雕花木床上，父亲的头陷进黄荆籽枕头里。屋内很暗，烛光摇曳，不知是影子还是人凑在鼻前。奶奶佝腰拉开床头的一溜儿抽屉，从格子里捣腾出不少草药，回转身垫起指肚子在父亲的额头摩挲了一下。
父亲很想抓住奶奶细细长长的手指，他害怕一个人呆在屋子里面对那些老得发霉的家俱。
奶奶走得很快，但听不到声音，她的脚上穿着大姨婆的贴身丫环因儿给她做的绣花布鞋，这个屋子里的所有家俱都是大姨婆叫人给奶奶置好的。大姨婆一来就躺在床上抽烟，因儿拿个长长的纸捻子站在床榻边。大姨婆骨瘦如柴，在床上躺着就那么小的一截儿，有时，过了很久，大姨婆也不动一根指头，父亲站在高槛外紧张得屏声宁息，直勾勾地看大姨婆眯细成长线的眼尾，也不知会过多久，大姨婆才低低地吐出口气，一手撑腰，一手往外探，“因儿！”大姨婆尖着嗓子叫，因儿赶紧上前，把手臂递给大姨婆，大姨婆箍牢因儿，慢慢挺直背。“宜仁！”大姨婆又叫了。父亲斯斯磨磨走进去。“近一点！”大姨婆十根指头在父亲的脸蛋上揉搓。有时，一边掉泪，一边说，“真是可怜呀！”大姨婆每次临走前，都会叫因儿打开油纸包，给父亲一根麻花或花生糖之类的零嘴。
奶奶把干柴放在脚下，用手很费力地折断，火苗直往上蹿，奶奶已经忘记她那生病的雏儿，对着火问，“明天家里莫不是要来客？”火嗤嗤地笑。奶奶像是得了答案，自嘲自解，“还有谁来？除了姐姐还有谁呀？！”
曾祖母在奶奶五岁时就病死了，奶奶的姐姐，就是大姨婆，那时也才十一岁，却像老母鸡用翅膀偎着奶奶。曾祖父文举人有六个姨太太，一个比一个泼辣刁酸，却没有一个敢和大姨婆干架。大姨婆十五岁出嫁，嫁到刘家堡，刘家种鸦片，个个是“烟囱”，大姨婆嫁过去不到两年，身上的肉就全掉了。文府和刘家堡的长年对大姨婆毕恭毕敬，大姨婆一抬头，一瞪眼，吓得胆小的屁滚尿流。大姨婆要妹子进城读书，曾祖父不敢说个不字。听老辈子们讲，当年奶奶人才好，像个天仙女儿，出门都是坐滑杆。大姨婆送妹子进省城的那天，好不得意，逢人就说，文家要出个女状元。哪料到她那个深闺长大的妹子跟着人剪掉长发，放了裹脚，加入学生抗日救国联盟会。
大姨婆在刘家堡等了奶奶整两年。秋天走的，应该秋天落屋，大姨婆算好日子，让人挑上扎了红绸带的猪头，长柄长柄的火炮摆放在骡马大道上，只待山那边来人传话，就锣鼓锵锵。人却懵懵的，胸口燥热得厉害，强撑着站在大路口。马车一过，黄尘飞扬，大姨婆的眼睛在尘土里渐渐失去光彩。待苏醒过来，方知妹子并没回，让人发了封家书，并无责难的意思。两月后，奶奶的信来了，长达八页，讲的是与爷爷在抗日中如何相识相知，末了，一笔带过：刚完婚，做二房。大姨婆气急攻心，吐出一口鲜血，栽倒床头。不曾想，一个寒暑后，妹子竟抱着个奶娃到刘家堡找她，身上穿的手上戴的全是当初自己一手操办的，她什幺都没说，还是像只老母鸡，一边“嘎嘎”以声作势镇住文府上下人等，一边在观音滩土地庙旁承下私塾。
奶奶问火，火苗“嗤—嗤！”做响，竟勾起那么多陈年旧事，若没有崽娃儿，早踏进了文府大门，无心抚养，又担当不起遗弃的罪名——这不正应了佛语“夫妻是冤，子女是债”么？
房间里药味弥漫，奶奶伸筷在罐子里搅搅，滤出大半碗汤汁。
药很烫很苦，父亲直往后躲。
“良药苦口，喝了才会好。”
父亲的手往外一挡，碗掉在柜子上。
“冤孽！”奶奶眉毛倒竖，一巴掌打在父亲脸上。父亲开始抽抽嗒嗒。
奶奶双手掬药，放进半边破碗里，又从腰间掏出钥匙打开柜子，柜底并列排放着几个小玻璃瓶，她拧开一个瓶盖，用小羹匙舀出一点白色粉粒，“喝嘛，喝了就给白糖吃。”声音竟万分柔和。父亲止住哭，点点头，喝一口药，舔一下羹匙。
“阿娘，我错了。”
“长大了，不要再叫阿娘。”
桃木衣橱里挂着五六件长褂，底层的衣服都没折叠，皱皱巴巴，像堆梅菜。奶奶从里面翻出件肚兜，替父亲换上，问要不要喝红薯稀饭，父亲眼皮子扑腾扑腾，“不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