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而不可复秘，诸王号酋帅共立秀全子袭天王位。子年十六，本名天贵福，秀全生时即号之为幼主。其刻印称名，名下并列二小字“真主”，见者意“福瑱”二字相连为名，一时军报皆称太平幼主为洪福瑱，遂入奏牍、官书不改。后就获日供于江西，乃得其说，然洪福瑱之名犹流播也。太平军既立幼主，人心尚坚附不变。国荃仍以苦战，得于五月三十日攻克龙膊子、地保城，乃得附城穿穴，于六月十六日克江宁。李秀成掖幼主，冒官军号衣，从城壤处杂出，由别将拥之去。军中先报福瑱已死，后得秀成供，仍以为疑义。逮江西席宝田军截获之，始信城破未得幼主，因有捷报不实之议，朝廷亦不深问也。克江宁时，搜获李秀成、洪仁发，连日搜杀十余万众，及其称王、称主将、天将有名号者三千余人。大封功臣，国藩兄弟以次均得上赏。太平余党走江西者，由昭王黄文英挟幼主行，以九月二十五日为席宝田所获，并擒洪仁玕、洪仁政、黄文英等，余众窜闽窜粤，由宗棠追剿之，迭有捕斩。直至是年十二月，踞嘉应州，宗棠师至歼焉。
第四、太平军与清朝的兴衰
洪秀全举事无成，既经官军戡定，一切纪述，自多丑诋。然改元易服，建号定都，用兵十余省，据守百余城，南北交争，居然敌国，论者以为必有致此之道。于是求辑太平天国事实者甚夥。所得之遗文断简，乃无非浅陋之迷信，不足以自欺而偏欲以欺人。孩稚学语之文，拘忌舛改之字，无有足以达政治之理想、动民众之观听者。则所谓马上得之马上治之，纵有戡乱之具、终无济治之能者也。其戡乱之具，第一能军，官书所载，反有可观，但须省其丑诋之词耳。其次以军法部勒民事，颇与三代寓兵于农暗合，但未能于民事有所究心。民政非如军政，一定制即可收效，事具本章第二节《太平军中篇》。至其颓败，则李秀成被获后之口供，颇有可采。
秀成亦籍粤西，与陈玉成皆为太平之后起用事者。咸丰三年，陷金陵，定为都，大封拜，时固未有秀成与玉成也。玉成有叔承镕，为金田起时旧目。玉成以幼故，未任战事。至咸丰四年，向荣军方驻攻金陵，太平诸将四出图解围，乃有玉成上犯武、汉，秀成与其从弟侍贤犯江西、福建之举。是时玉成为十八指挥，秀成为二十指挥，盖偏裨耳。六年，金陵内乱，杨秀清、韦昌辉相戕俱毙，萧朝贵、冯云山、洪大全俱早被擒杀，石达开又自离，秀成与玉成始用事，支柱太平军事最勤且久。玉成尚前死于苗练，秀成则金陵破后，手挈幼主出城，而后就获。盖以马与幼主，己则恃乡民相怜，匿民家图观望，为萧孚泗亲兵王三清所搜得。此亲兵旋为乡民捉而杀之，投诸水以为秀成报怨，其能结人心如是。既入囚笼，次日又擒松王陈德风，见秀成犹长跪请安，其能服将士如是。国藩因此二事，不敢解京，讯得秀成亲供四万余宇，即以七月初六日斩之。当时随折奏报之亲供，相传已为国藩删削，今真本尚在曾氏后人手，未肯问世。或其中有劝国藩勿忘种族之见，乘清之无能为，为汉族谋光复耶？闻亲供原稿尚存之说甚确，今但能就已行世者节采，稍证太平军自伐自亡之故。
咸丰九年十二月，玉成自江浦回援安庆，秀成独屯浦口。时金陵困急，援兵皆不至，秀成以玉成兵最强，请加封王号寄阃外。秀全乃封玉成英王，赐八方黄金印，便宜行事。玉成虽专阃寄，然威信远不如秀成，无遵调者。李世忠者，本天长捻首，名兆受，或作昭寿，上年以城降清，授以参将，屯近浦口，致书秀成，言：“君智谋勇功，何事不如玉成？今玉成已王，君尚为将，秀全愦愦可知。吾始反正，清帝优礼有加。君雄才，胡郁郁久居人下？盍从我游。”太平朝内官兵部尚书莫仕葵，以勘军至秀成营，书落其手，大惊，示秀成。秀成曰：“臣不事二君，犹女不更二夫。昭寿自为不义，乃欲陷入！”仕葵曰：“吾知公久矣。”乃代奏之。秀全命封江阻秀成兵，并遣其母妻出居北岸，止其南渡。仕葵曰：“如此则大事去矣。
”偕蒙得恩、林绍璋、李春发入宫切谏，曰：“昭寿为敌行间，奈何堕其计，自坏长城？京师一线之路，赖秀成障之。玉成总军数月，不能调一军，其效可睹矣。今宜优诏褒勉，以安其心。臣等愿以百口保之。”秀全遽召秀成入，慰之曰：“卿忠义，误信谣传，朕之过也。卿宜释怀，戮力王室。”即封为忠王荣千岁。太平自杨韦构杀，秀全以其兄弟仁发等主政，甥幼西王萧有和尤所倚任，以一将畜秀成，不与闻大计。至是晋爵为王，以秀全任己渐专，不料其疑己也。浦口当金陵咽喉要地，迫于清军，粮援又无措，南渡时见秀全问计，秀全语以事皆天父排定，奚烦计处，但与仁发等谋。留秀成助守金陵，秀成曰：“敌以长围困我，当谋救困，俱死无益。”乃袭浙江以分江南大营力，是为明年春杭州失陷之第一次。秀成为解金陵围计，弃杭州不守，而和春果奔命，以致败死。九年之末，秀全更大封诸王。当秀全初定金陵都，一切文武之制，悉由秀清手定，规模甚盛。
正殿为龙凤殿，即朝堂。有议政议战大事，鸣钟击鼓，秀全即升座，张红幙，诸王、丞相两旁分坐，依官职顺列，诸将侍立于后。议毕，鸣钟伐鼓退朝，是为第一尊严之所。第二则说教台，每日午，秀全御此，衣黄龙袍，冠紫金冕，垂三十六旒，后有二侍者，持长旗，上书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台式圆，高五丈，阶百步。说教时，官民皆入听，有意见亦可登座陈说。文从左上，武从右上，士民由前后路直上，立有一定之位。第三则军政议事局，乃军事调遣、粮饷器械总登所。秀全自为元帅，东王为副元帅，北王、翼王为左右前军副元帅，六官左右副丞相为局中管理各科员，中分军马、军粮、军械、军衣、军帐、军船、军图、军俘、军事诸科。又有粮饷转运局、文书管理局、前锋告急局、接济局，皆属军政议事局内，以六官左右副丞相领之。其最尊者为军机会商局长，以东王领之。遇有战事，筹划一切，东王中坐，诸王、丞相、天将左右坐立，各手地图论形势，然后出师。秀清在日所定所行如此。
秀清为秀全所图，东、北两王同尽，翼王继东王领军机会商局长。翼王脱离去，秀成领之。后东入苏、杭，此局遂虚设。内讧以后，人心解体已久，秀全以不次超擢，冀安诸将心，自此几无人不王，转以王号摄行丞相、天将之职，各持一军，势不相下。可以调遣诸王者，秀成分拥东下之众，其与金陵掎角者，仅玉成一人在诸将上，能呼召救急。故八年以前，太平军攻守互用，八年以后，不过用攻以救守，遂至日危，以底于亡。十年闰三月，秀成、玉成既解金陵围，声势大张。秀全之旁，只有亲贵揽权嫉功，政事既不问，军中有功亦不及奖叙，只教人认实天情，升平自至。仁达、仁发嗾秀全下严诏饬秀成，限一月取苏、常。秀成果取之，遂以苏州为份地，不恒入朝矣。秀成踞苏，改北街吴氏复园为王府。入城十有一日，而后出示安民。后苏人习于秀成，盛称秀成不嗜杀，盖较之他被难区，尚为彼善于此。由苏入浙，势如破竹，而奉秀全命趣还江宁，令经营北路。秀成鉴林凤祥、李开芳之失，未敢轻举，而江西、湖北匪目具书来降，邀其上窜，自称有众十万备调遣，秀成允之，留陈坤书守苏州，自返江宁，请先赴上游，招集各股，再筹进止。
秀全责其违令，秀成坚执不从，秀全亦无奈何，乃定取道皖南上犯江、鄂之计。方是时，秀成与江宁诸将领议曰：“曾国藩善用兵，非向、张比，将来再困天京必此人。若皖省能保，犹无虑。一旦有失，京城即受兵。应豫谋多蓄粮为持久计。”秀全闻之，责秀成曰：“尔怕死！我天生真主，不待用兵而天下一统，何过虑！”秀成叹息而出，因与蒙得恩、林绍璋等议，劝自王侯以下，凡有一命于朝者，各量力出家财，广购米毂储公仓，设官督理之。候阙乏时，平价出粜，如均输故事，以为思患预防之计。洪仁发等相谓曰：“此亦一权利也。”说秀全用盐引牙帖之法，分上、中、下三等贩米，售帖即充枢府诸王禄秩，无须报解，稍提税入公，大半充洪氏诸王私橐。商贩无帖以粒米入城者，用私贩论罪。洪氏诸王擅售帖利，上帖售价贵至数千金。及贩至下关，验帖官皆仁发辈鹰犬，百端挑剔，任意勒索，商渐裹足。而异姓王侯因成本加重，米价昂，不愿多出资金，米粮反绝。秀成请废洪氏帖，秀全以诘仁发，仁发谓“恐奸商借贩米为名，私代清营传递消息。设非洪氏，谁能别其真伪。我兄弟辈苦心所以防奸，非罔利也”。
秀全信之，置不问；秀成愤愤然去。及安庆围急，玉成赴救不利，分兵窜鄂，以图掣围师。秀成叹其误，谓湘军决不舍安庆，长江为官军水师所独擅，运道无梗，非后路所能牵掣，与昔时攻浙以误和春往救，遂陷江南大营者，敌之坚脆不同。后玉成卒败走死，秀成顿足叹无为助矣。金陵食粮，昔时江南、北皆有产米之地，太平军禁令严明，新得之土，民得耕种。江南米出芜湖金柱关，江北米出和州裕溪口，皆会于金陵。自湘军逼攻，耕农已废，沿江各隘复尽失，不待合围，已足制其死命。军令既弛，营堑草率，无复旧规。封王至九十余人，各争雄长，败不相救。当时知无幸，献城归降者日多。至同治二年冬，苏州已为清军所复，秀成潜入江宁围城中，劝秀全出走，图再举。秀全侈然高座曰：“我奉天父、天兄命，为天下万国独立真主，天兵众多，何惧之有！”秀成又曰：“粮道已绝，饿死可立待。”秀全曰：“食天生甜露，自能救饥。”甜露，杂草也。秀全既恋巢，而诸王闻秀成谋回粤，后入党之湘、皖等籍者皆沮之，遂坐而待亡。城未下，秀全先自尽。幼主有从亡之臣，遗臣亦多并命不悔。失国之状，似尚较清末为优，则知清代之自域于种族之见，正自绝于华夏之邦也。
太平军事以前，清廷遇任何战役，皆不使汉人专阃寄。至烧烟一案，能却敌者皆汉臣，辱国者皆旗籍，然必谴立功之汉臣，以袒旗员。西人固无意于战，以利啖之即止，此固旗人所优为也。太平军则与清无两立之势，不用汉臣，无可收拾，始犹欲以赛尚阿充数，后已知难而退，一委湘军。间有能战数旗员，皆附属于曾、胡两师之下。若塔齐布为曾文正所手拔，固不必言；都兴阿用楚军，始能自立；多隆阿与湘军将领习处，得显其战续；舒保为胡文忠所识拔，皆以旗员从汉将之后，乃始有功。唯官文职位较高，胡文忠极笼络之，使唯己之命是听，方不掣肘。金陵既下，文正且推使奏捷领衔，极保向来清廷重满轻汉故习，乃未几为文正弟忠襄所劾而去。文正能容此庸劣，忠襄竟不能忍，而朝命亦竟听之，尊汉卑满，前所未有。是满族气数已尽之明验也。乃事定之后，纵容旗人如故，保持旗习如故，无丝毫悔祸之心，清之亡所由不及旋踵。名为中兴，实已反满为汉，不悟则亡，其机决于此矣。
第五、捻军起义
道光以来，伏莽遍地。太平军兴，响应附合。炽则百难并发，平则百孔皆填。同治四年十二月，嘉应州克后，凡与太平军相属者，已悉被戡定矣。唯有两起性质不同之叛变，不可与太平军并为一谈者，曰捻、曰回，当附存其略。
捻子之起源甚久，不与太平军同时生，亦不名太平军之名，随其名号而灭。捻子驰骑冲突，旧称马贼，亦曰红胡，称一股为一捻，故曰“捻匪”。军兴时，捻亦炽，其捻中人数特多，公然与大军搏战，有异于前后无兵乱时。其实今亦有之，最著者乃东三省耳。咸、同时纪载，多所附会，称捻为捏，或谓有捻物为号，皆非也。
《东华录》：嘉庆十九年十一月戊申，谕军机大臣等“御史陶澍奏红胡匪徒日炽，敬陈缉捕事宜一折。河南南、汝、光一带，以及安徽颍、亳等处，向多红胡匪徒，屡经降旨饬缉，总末敛戢。今据该御史奏称，近来日聚日多，横行益甚。每一股谓之一捻子。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成群结队，公肆抢劫，或夺人赀财，或抢人妇女，甚至挖人目睛，且有头目指挥。河南之息县、光山、正阳、罗山、汝阳、项城为尤甚。其在逃未获之王旋子，即属头目，而地方官捏称为从。其在安徽者，有李东山、马大旗二人，最为出名，现在藏匿阜阳县境内，每人手下约有千人，州县颟顸不办”等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