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祖既付法毕，随后便离开司空山，往邺都酬债。僧璨禅师谨遵师旨，并没有急于四处大肆弘扬禅法，而是韬光养晦，只在司空山和皖公山（今安徽潜县西部）之间往来，过着一种长达十余年的隐修生活。在这期间，只收了道信禅师一个弟子。《楞伽师资记》中载，“璨僧师隐思（司）空山，萧然净坐，不出文记，秘不传法，唯僧道信，奉事璨十二年。”
三祖僧璨大师寂于隋大业二年（606年）。入寂前，僧璨禅师曾对众人言道：“余人皆贵坐终，叹为奇异，余今立化，生死自由（别人都认为坐着入灭很重要，认为这样的是奇异的，我今天就要站着走，来说明生死自由）”，说完，便用手攀着树枝，奄然而化。后谥“鉴智禅师”。
三祖僧璨在世的时候，尽管从来没有公开弘扬过祖师禅法，但他留下的《信心铭》却对后世禅宗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虽是一篇短短的文字，但通过他，我们可以了解三祖当年的所悟所证，更重要的是，能帮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修习祖师禅的正知正见。《信心铭》虽然篇幅短小，但字字珠玑，对禅修者来说，极富指导意义。即使是不修禅的人，如果能时时从中拈取一句，细细品味，也会对生活产生极大的益利。
四祖道信
有一个人问四祖道信说：“何者是禅师？”
他说：“不为静乱所恼者，即是好禅，用心人常住于止，心则沉没，久住于观，心则散乱。”
这是禅宗史上一段很重要的话，可以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好的禅，这里的“止”是指“止息妄念，心定于一处”；“观”是指“观察妄惑，达照真理”。四祖告诉我们，止观不二，所以学人不应该落于止或落于观，而上说止观并非心性的本体。
——《好禅》
四祖道信（580—651），俗姓司马，生于永宁县（今武穴市），父名司马申。
公元579年北周占齐昌地，将广济境地从齐昌县划出，重立为永宁县，司马申为首任县令。580年三月初三日己丑（4月3日），司马道信出生。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向禅宗三祖僧璨求法，在吉州符寺受戒，26岁时被三祖授以衣钵。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于黄梅破额山正觉寺传经讲法。唐太宗李世民慕名多次派使者迎其入宫，坚辞不去，被赐以紫衣。后传法于弘忍（禅宗五祖），于唐高宗永徽二年坐化。后被唐代宗谥为“大医禅师”。元泰定年时加号“妙智正觉禅师”。
《续高僧传》和《楞伽师资记》都没提过道信的籍贯，《传法宝记》上说他是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县）人。道信七岁出家，是个重戒的人，其师虽不注重必守戒律，但他并未在这点上随师父。
道宣在《道信传》中这样记载道信和僧璨的传承因缘：
“有二僧，莫知何来，入舒州皖公山静修禅业，（信）闻而往赴，便蒙授法，随逐依学，遂经十年。”
有人认为，这二僧中一位就是僧璨。《辩义传》中记载，僧璨禅师曾在庐州独山求法，独山和皖公山相邻。
僧璨传法于道信后到司空山隐居，留道信在皖公山修道。后来因朝廷寻访贤良之士，道信被允许正式出家，配住江西的吉州寺。这出家的时间，《传法宝记》上认为是隋朝大业（605—618）年间。吉州（今江西吉安县）一度曾遭反政府军事力量的围困，长达七十多天，道信为缺水的市民从城外运来水，又提出解围的办法（据说是念《般若经》），平定之后，道信到湖南衡山去修道，路经江州（今江西九江市）时，被庐山道俗留住，居大林寺十年。这也说明道信当时在安徽、江西和湖北等长江沿岸已有一定声望。
十年后，蕲州（治所在今湖北省蕲春县）僧众请道信到黄梅（今湖北省黄梅县）讲学，并特地为他造寺院。道信虽去，却仍选择在山中修行，最终选中双峰山（原名破头山，道信住此山时，改为双峰山），自此，便被为双峰道信。
双峰道场使得道信声誉大兴，从学弟子共有五百多人，并且许多经远道而来，道宣称作“无远不至”。后来有部分人认为，如果从僧团的规模来评断，禅宗的创始人应当是道信，因为是他首先组织了禅宗僧团。实际上仅就这一点是不足以说明禅宗之创立的，禅宗成立在理论上的标志是其革新理论体系的建立，而这是由慧能完成的。
关于道信，也有一些传说，比如他初遇僧璨求解脱法门时，两人那段“无人系缚、本自解脱”的对话，体现出的是“本性具足”思想。因此可以推断，这类传说应当与祖师禅系的僧人有关。
关于道信的禅法，所借之经教，有《楞伽经》和《文殊说般若经》等。他曾写过一本《入道安心方便法门》，是以这两种经典的思想为基础而作。他说：“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楞伽师资记》卷一）
从借教悟宗的角度看，“一行三昧”正是道信禅法特色。从法理上说是要观真如法界的平等之相，也就是“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文殊说般若经》卷下）。从事上说，是指坐禅念佛。
道信这种一行三昧的修行方法，从本质上讲，也是任心运作的无修之修。强调的是：“身心方寸，举足下足，常在道场；施为举动，皆是菩提。”（《楞伽师资记》卷一）这也是后来洪州宗立宗的根本。
至于具体的修行方法，道信主张方便法门，就是先要行忏悔，端坐不动，念诸法实相，除去障碍妄想，在此基础上，进行念佛，以进一步去除执心，念念不断，最后忽然而得到澄明解脱。
这种念佛并不是往生西方，念西方的佛，而是念自心之佛，因为佛在自心中，离开众生的自心就没有别的佛。这一看法把达摩以来的心性论进一步突出为佛性论，突出了众生与佛性的关系，并不是一般地讨论自性清净心问题。这种众生与佛的平等不二观正是祖师禅的宣言之一。
道信把这种念佛称为安心，他提出了五事方便来实现安心法门：
一是了知心之本体，这就是心的体性本来清净，无染无污，与佛相同。
二是了知心的相用，心能生灭万法，而心的本身却是不生不灭的，万法皆由心生，从本质上讲与心没有差别。
三是经常保持这种觉悟之心，了知诸法的空寂本性，而能于相无相，不生执着之念。
四是观身，观自己的色身是空，空幻如影，可见而不可得。
五是守一不移，不论是动是静，常守本心，这样就可以明见佛性，早入定门。
这个“守一不移”，是道信对于安心法门的具体操作方法的概括，他这样描述：
“守一不移者，以此空净眼，注意看一物，无问昼夜时，专精常不动。其心欲驰散，急手还摄来，如绳系鸟足，欲飞还掣取，终日看不见，混然心自定。”（《楞伽师资记》卷一）这种具体的看心形式，却是祖师禅一贯反对的。
道信的方便法门也是针对不同根性的学人而施设的，他区分四种根性：有行有解有证，是上上之人；无行有解有证，是中上之人；有行有解无证，是中下之人；有行无解无证，是下下之人。
对于上根学人，只须任运而修：
“亦不念佛，亦不捉心，亦不看心，亦不计念，亦不思惟，亦不观行，亦不散乱，直任运，亦不令去，亦不令住，独一清净，究竟处，心自明净。”（同上）
这就是既受祖师禅也受分灯禅赞赏的任运修习，其实这是一种无修之修，不过道信还没有像后来的禅人那样从入世的角度来讲任运。
对于下根众生，则可以行看心之法：
“或可谛看，心即得明净，或可一年，心更明净，或可三五年，心更明净。”（同上）
这是需要长期渐进修习才能达到最终觉悟的，也是祖师禅所激烈反对的，在祖师禅前史中，可以说是道信首次明确地提到渐修渐悟的形式和具体方法。
对于学人的悟解方式，道信也做了区分，或者是听他人解说而悟，或者是不须人说而自悟。可以看出，道信的禅法已比较全面系统了。
《传法宝记》中对道信禅法的描述，十分简单，含两项内容，一是坐禅，二是作务（即劳作、劳动）：
“（信）每劝诸门人曰：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莫读经，莫共人语。”
这与口说玄理的僧璨就不一样了，这种“作”，不只是指一般的日常行为，而特别是指农业劳动。祖师禅是讲自立的，所谓自立，不仅仅是纯禅的自悟自修，这种意义的自立是没有多大争论的，主要的是指禅在经济上的自养，政治上的自立，摆脱政治依赖和经济依赖性。禅宗道 场一般都建在诸省交界处，或者是偏远省份，这都有助于实现这种自立性。在政治上自立的一种表现，就是和皇室保持一定距离，不入宫廷，不当国师（在祖师禅和分灯禅时代，入宫当国师的禅僧是很少的），这也是如来禅和祖师禅的一个区分点。在道信以及弘忍、慧能身上，都有敕命入宫，又都拒绝入宫的传说。
道信禅师听说舒州皖公山有二僧在隐修，便前往皈依。这二僧原来就是从北方前来避难的三祖僧璨大师和他的同学定禅师（亦说林法师）。
在皖公山，道信禅师跟随三祖僧璨大师学习禅法。道信禅师开悟见性，当在这期间。《五灯会元》卷一记载：
隋开皇十二年（592年），有位沙弥，名道信，十四岁，前来礼谒三祖僧璨大师。
初礼三祖，道信禅师便问：“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法门。”
三祖反问道：“谁缚汝？”
道信道：“无人缚。”
三祖道：“何更求解脱乎（既然没有人捆绑你，那你还要求解脱干什么呢？不是多此一举吗）？”
道信禅师闻言，当下大悟。
原来，吾人所感到的束缚不在外面，而在我们的内心。束缚完全来自于我们自心的颠倒妄想，也就是分别、计度、执着，如果看破了这些妄想，知道它们来无所来，去无所去，当体即空，不再被它们所转，那我们当下就解脱了。内心不解脱，到哪儿都不会自在的。因此，解脱在心，不在外。
道信禅师开悟之后，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继续留在祖师的身边，一方面侍奉祖师，以报法乳之恩，另一方面，借祖师的加持，做好悟后保任的工夫。这样有八九年的时间（亦说十年）。
在这期间，三祖不时地点拨道信禅师，并不断地加以钳锤，直到因缘成熟，才肯把法衣托付给他。付法的时候，三祖说了一首偈子：
“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
若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
并说道，“昔可大师付吾法，后往邺都行化，三十年方终。今吾得汝，何滞此乎（当年慧可大师传法给我之后，寻即前往邺都，行游教化，时间长达三十年，一直到入灭。如今，我已经找到了你这个继承祖业的人，为什么不去广行教化而要滞留在这里呢）？”
于是，僧璨大师便离开了皖公山，准备南下罗浮山弘法。道信禅师当然非常希望能随师前往，继续侍奉祖师，但是没有得到祖师的同意。祖师告诉他：“汝住，当大弘益（你就住在这里，不要跟我走了，将来要大弘佛法）。”
僧璨大师走后，道信禅师继续留在皖公山，日夜精勤用功，“摄心无寐，胁不至席”。在皖公山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因缘成熟了，道信禅师便离开此地，四处游化。隋大业年间（605—617），道信禅师正式得到官方的允可出家，编僧籍于吉州的某座寺院。
《续高僧传》卷二十记载，吉州城曾经被贼兵围困了七十多天，城中缺食少水，万民惶怖困弊，情况非常危急。道信禅师听说此事，心生怜悯，于是来到吉州城里。奇怪的是，自从道信禅师入城之后，原先干枯的水井突然有水了。守城的刺史对道信禅师感激不尽，连连叩头，并问：“贼何时散？”道信禅师回答说：“但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于是刺史便令全城的人同声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念了不多久，城外的贼兵但见城墙的四角站满了金刚力士，威猛无比，一个个都惊骇不已，纷纷四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