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有一位朋友，说金庸先生笔下《鹿鼎记》中的主人公韦小宝，是最成功的人士。这位朋友的理由是：说到事业，韦小宝做官一帆风顺；说到爱情，他娶了7个如花似玉的老婆；说到做人，他能结交各路朋友。想一想，当然很有道理。不过，如果是按这个标准，本节要讲的刘秀，可能比韦小宝还要杰出一点，因为韦小宝做官不过是做了几品的“奴才”，而刘秀却是当上了“真龙天子”。正因为如此，难怪连黄仁宇先生都要感慨，光武帝刘秀，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成功人物。
刘秀的六世祖为长沙定王，是西汉景帝的14个儿子封王者之一。以后他的祖先历经侯、太守、都尉、县令，叠次由贵族下降，经过上层、中层官僚的身份而至一般平民。由于有了这一段经历，所以刘秀称帝后，在洛阳重建太庙，奉祀西汉的君主，只到元帝为止。因为对他来说，元帝属父辈，成帝则是兄弟，哀帝已属侄辈，平帝更算是侄孙，都不在太庙奉祀之内。光武帝更因吕后不遵高祖遗嘱，引起诸吕之患，所以将她的灵位撤去，而代之以文帝生母薄太后的灵主。这样一来，他从西汉王朝的父系母系上讲，就成为名正言顺、一脉相传的继承人了。于是，刘秀在历史上也被称为“中兴之主”。
王莽时代，刘秀曾在长安上学，因为生活费不够用，他就和同学凑钱买驴，由仆人牵着替人载物送货。他曾出面处理他叔父的诉讼案，也曾在灾荒的年代出卖谷物，所以为人精干，按当时的社会地位来说，则属于中下级的绅商。
以后和他起事的人物，大概都和他有相似的经历，也代表着一个富于流动性的社会阶层。吴汉则曾为马贩，邓晨为官绅子，冯异则为五县郡椽(等于道台的科长或书记)，王霸为狱吏，李通为富商，只有王常是绿林出身，是真正的“亡命之徒”。
因为王莽以摄政身份，做过多年的“假皇帝”，也做过十多年“真皇帝”，所以揭竿而起的仍是造反，而不一定就会被认为是“起义”。刘縯发难时，各家子弟都还不愿参加，后来听说刘秀也已参加，才说“谨厚者亦复为之”，于是纷纷加入。但是，也还是有赖于刘縯说服王常，拉拢属于绿林的“下江诸将”，刘家的“汉军”才掌握了最初基本的军事实力。而且这些人物也多是年轻人，光武帝起事时28岁；最初不愿参加，直到光武帝平定河北时，才开始参加的邓禹，也只有24岁。
刘家兄弟虽在这次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但代表刘汉光复的却不只他们二人。族兄刘玄更拥有绿林所属“新市兵”(公元17年，湖北荆州一带发生饥荒，新市(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兄弟，深得饥民爱戴，被推为领袖，聚众在湖北大洪山的绿林山起义。22年，绿林山一带发生瘟疫，他们分兵转移，一支以王常、成丹为首，西入南郡(湖北江陵)，称下江兵；一支由王匡、王凤率领，北入南阳，因其籍贯，故称新市兵。这年七月，新市兵进到随县(湖北随州市)，平林(随县东北)人陈牧、廖湛聚众数千人响应，称平林兵，与新市兵联合，于是，新市兵的势力最为强盛。)的推戴，于公元23年被立为皇帝，是为“更始帝”。他因为嫉妒刘縯的声望，所以借故将他处死。刘秀不为哥哥报仇，也不哭泣服丧，反而跑去看望刘玄，表明自己并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他可能在这时候，就已经确定了今后的长久计划，所以才需要这样的忍辱负重。
在当日全国独立称王的有十多个集团。王莽拥有从洛阳到长安的地盘；更始帝则拥有从湖北西北至河南西南的地区。山东之赤眉，也自青州、徐州向西觊觎，他们迟早会杀得你死我活，并且这整个大区域，汉人称为“关东”，是连年遭受天灾损失最重的地方，所收拾的流寇也不见得可以整顿得好。所以刘秀在王莽被处死的一个月内，获得更始帝的任命，以破虏将军的名义和刘家宗室的身份，到北方绥靖各处，这才给他造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局面，并且不会在羽翼未丰的时候被人打垮。
他在北行之前，以寇恂为河内太守，防止其他部队攻击他的后背。此后寇恂“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积极为他提供军需，类似于刘邦时期的萧何。刘秀北行抵邯郸，此地有王郎称帝，势力强大，于是刘秀采取迂回战略，径向定县、蓟州各处进发，一路以劝服、征伐等方式，集合几万人的兵力，于次年春夏之交，才回头取邯郸，诛王郎。这种以边区的新兴力量问鼎中原的战略，远远高过其他军事集团的对手。
公元25年，王莽以前所立的汉朝皇帝孺子婴又被人拥立为帝。此人确实较其他任何人更有名分，能继承汉朝社稷，所以更始帝刘玄为了确保自己的帝位，要讨伐他，并最终使他身首异处。刘秀则仅在旁观望，到这年六月，他才在“诸将固请”，又有“赤符天命”的情形下即皇帝位。
此后几个月内，赤眉入长安，刘玄降赤眉，又被赤眉所杀。光武则先收复洛阳，次收复长安，一切都水到渠成。自此他在洛阳和长安之间，就再未受任何严重的威胁。但是，直到公元36年，最后一个对头公孙述战死于成都，光武帝刘秀才算削平了群雄。
刘秀要统率驾驭很多不容易领导的人物，而且都能够取长补短，互相牵制，除了他的宗室身份、厚道的名声外，他的领导才能，也是不容否定的。同时，他也经常在局势艰危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亲临前线。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昆阳之战，王莽以兵42万围困昆阳，当时守军仅八九千人，刘秀就以13轻骑突围，然后带回援兵3000人，内外夹击，居然能大获全胜。有人说他平生“见小敌怯，见大敌勇”，如此看来，光武帝刘秀不仅有军事头脑，而且有作大将军的才干。
公元30年(建武六年)，光武曾下诏：“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于是大批裁员，“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可见自公元17年绿林起兵以来，中原鼎沸，加以蝗灾迭见，内战频仍，全国人口减少，无可置疑。
东汉王朝建立后，追随刘秀的豪强地主，都封侯食邑，成为新的贵族。东汉王朝对他们的利益，倍加保护。在经济上，维护他们田庄的大土地占有制；在政治上，则通过“察举”和“征辟”的选举制度，保障他们从政的特权，使豪强地主牢牢地控制着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当然，为防止那些“功高震主”的大臣专权，刘秀也采取了给予优厚待遇，但不得参与政治的做法。
建武末年，因匈奴饥疫，马武等人愿领兵出击，刘秀的回答是，“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他还引用孔子的话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顼”，也就是说，他很怀疑马武等人的用意。从此以后，“诸将莫敢复言兵事”。
综合上面各项资料，可见得刘秀并没有解决当时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经过大量流血之后，相对缓和，不仅人口剧降，中层阶级也受打击，文官集团有待重建，各种作朝廷装潢的文物，也不齐备。所以他一面“与民更始”，将田赋恢复到西汉文帝时期的三十分之一，另一方面又严刑峻法。公元40年，“河南尹张伋及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
这种外柔内刚的办法，再加以符谶的意识形态，使他最终完成中兴大业。
说到刘秀的喜欢图谶，还有一段故事。有一次，他和著名学者郑兴讲郊祀，刘秀说自己想用图谶的方式。郑兴则说，“臣不为谶”，刘秀很生气：“卿不为谶，非之邪？”问他是不是对图谶有意见。郑兴非常惶恐，“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刘秀才没有再追究。也就是说，专制君主需要一种意识形态做他行动的张本，臣下很难抗拒，因为不支持就是反抗，这样一来，郑兴只好服输，自己承认学术浅陋，不如圣见高明，才得脱身。
对于刘秀的迷信，黄仁宇先生曾将他与王莽进行过比较：他们两人都喜欢以原始型的信仰，带有神秘性的色彩，去支持他们的帝业，并无基本上的差别。可是除此之外，刘秀注重实际的组织，有步骤的达到他的目的。王莽则眼高手低，只能宣扬天下大局应当如是，做事经常文不对题，可能被他自己的宣传所蒙蔽。
尽管刘秀是一个成功的人士，但是当时中央集权的种种弊端，他全然没有解决。比如有一位官员董宣，拼得自己的性命，才能将公主家里的杀人犯绳之于法。凡此多端，光武帝刘秀连问题都没有考虑得到，也可以说他虽是超级政客，军事天才，仍不是大思想家。
瓦解汉朝的工具：党锢之祸
当时的人说“纪纲败废”，我们则只能强调这是社会进化，法制不能跟着调整，只好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结果。况且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并不是促成汉朝瓦解的真原因，他们不过是造成事实的工具。
——黄仁宇：《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