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以“内敛”和“非竞争性”为其特色。而本专题所涉及的部分，则是第三帝国的最后一个王朝，也是中国社会最后一个王朝。这其中，有妻离子散的明清鼎革，有回光返照的“康乾盛世”，也有令人扼腕的闭关锁国。中华帝国，经过艰难的跋涉，即将面临它最后的门槛。难道说，这一切，都早已命中注定吗？而它的出路又在何方呢？在这专题中，黄仁宇先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弥补中国的缺陷：清军入关
但是满清也确实能填补中国的缺陷。
——黄仁宇：《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的汇合》
如果追溯满人入主中原，应该从“大历史”的角度，将线索放得远一点。
朝鲜王朝一直与中国保持着良好的“朝贡体制”关系，明帝国也以“天下共主”的角色处理周边国家的事务。而16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国内发生重大变化，1592年，权臣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鉴于朝鲜的求援，明朝政府不惜做出重大牺牲，派出几十万大军，带着大量的武器与粮草，前往支援，最终将日本驱逐出境。但是，由于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也使得明朝政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中一条就是，它对于东北地区建州卫的防患大计受到严重削弱，为努尔哈赤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努尔哈赤是明初建州左卫指挥使、女真酋长猛哥帖木尔的后裔。1583年，他以为父祖报仇为名，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活动。到1593年，他统一建州女真。1616年，在女真各部基本统一的时候，他在赫图阿拉(辽宁新宾县西老城)即汗位，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史称“后金”。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创立了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由女真氏族公社末期的狩猎组织演变来的。当时，每逢行师出猎，氏族成员每人出箭一枝，以10人为单位，称“牛录”(汉语“大箭”的意思)。10人之中有一首领，称“牛录额真”(额真，汉语“主”的意思)。1601年，努尔哈赤将每一牛录扩大至300人，分别以黄、白、红、蓝四色旗为标志。1615年，由于兵力增加，努尔哈赤又决定于牛录之上，设立甲喇和固山。即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额真统辖。五甲喇为一固山，由固山额真统辖。每固山还设左、右梅勒额真，作为固山额真的助手。这时，也从以前每牛录一旗，改为每固山一旗，另增加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原四旗，共计八旗。每旗7500人，八旗共计6万人。
八旗制度是“以旗统人”和“以旗统兵”的兵民一体、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八旗兵丁平时生产，战时出征。八个固山额真即八旗旗主，都是由努尔哈赤的子、侄担任，他们既是军事统帅，又是各部的政治首领。努尔哈赤则是八旗的家长和最高统帅。
明朝不能容忍后金的强盛，后金也不满意自己的地位。努尔哈赤为了向内地掠夺和扩张势力，他在1618年宣称与明廷有“七大恨”(七大恨的内容都是努尔哈赤起兵以来与明朝的重大问题，第一恨是明朝误杀自己的父亲和祖父；第二、四、五恨是谴责明朝对女真各部不公正，压制建州；第三、六、七恨是明朝以大欺小，侵占建州的土地)，起兵攻明，取得萨尔浒之战的胜利。以后，后金势力进一步扩张，尽管曾经有过袁崇焕强有力的抵抗，并导致努尔哈赤气死，但最终到1636年，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族名为“满州”。到1641年，明蓟辽总督洪承畴兵败松山，被俘投降。至此，除宁远孤城由吴三桂等人支撑外，明朝山海关外的要地尽失。
而明朝在与满人较量的同时，也遇到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的挑战。1627年，由于陕北年年干旱，民不聊生，发生了王二领导的起义。1629年，陕北米脂人李自成也参加起义。经过多年较量，逐渐形成了以他和张献忠为核心的起义队伍。1641年，李自成攻破洛阳，杀福王朱常洵。1642年冬，他进入湖广，攻克襄阳，并于第二年占领西安。1644年，李自成改西安为长安，建国号为大顺。说起大顺，笔者还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期末考试，老师出了一道名词解释：“大顺通宝”，很多同学都以为是李自成政权所铸的钱币(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可能就我一个人答对了)，其实是张献忠政权铸的，至于为什么会这样，笔者至今也没有搞清楚。
此年二月，李自成率部渡过黄河，攻克太原，接着以摧枯拉朽之势，连下大同、宣府，夺取居庸关、昌平，逼近北京城。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宁死不妥协，在煤山自缢，统治近300年的明王朝宣告结束。
由于出现了这种局面，清军得以借机入关。在黄仁宇先生看来，清军入主中国，固然牵涉到历史上的机遇。李自成灭亡明朝后，派人招降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传说吴三桂本已答应，但由于知道父亲吴襄被大顺军“追赃比饷”，爱妾陈圆圆被夺，故而在前往投降的过程中，临时反悔，重新占领山海关，投降清军，与李自成为敌，成为“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由来。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的消息后，随即于1644年四月十三日从北京亲自率军东征。但是，他对吴三桂勾结清军的可能性与严重性估计不足，只带6万人马匆忙出师，且行军迟缓，直至四月二十一日始抵山海关。当天两军激战，吴三挂失利，主力濒临瓦解。第二天，清统帅多尔衮率领清军赶到，突然参战。面对强大的八旗队伍，大顺军猝不及防，战败退回北京。
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后，吴三桂引清军进逼北京。京城内外，原明朝官僚乘机进行破坏，张贴“私示”，散布谣言，秘密策划应变。大商人也举行罢市，抗拒大顺政权捐饷助调的命令。加上城内缺粮，米价腾贵，面对这种局势，李自成感到北京无法坚守，决定撤离，准备以关中为基地，重振军威。在撤离之前，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登极称帝，结果成为日后南明与之对抗的口实。四月三十日，大顺军撤出北京；五月二日，多尔衮率清兵入京。
在撤退途中，大顺军在保定、定州、正定曾进行英勇战斗，击退了追兵。六月，李自成率师至太原。七月，渡过黄河，进驻怀城，不久到达西安。十月，清军攻陷太原。第二年初，清豫王多铎和英王阿济格分兵两路攻打陕西。多铎令吴三桂自孟县渡河，直逼潼关，阿济格由山西过黄河，进攻陕北。大顺军与清军激战月余后，潼关失陷。李自成放弃西安，经蓝田、商州，走武关，入襄阳。三月，奔至武昌，被淫雨所困，驻扎月余。四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地主武装团练袭击遇难，年仅39岁。
李自成牺牲后，清军很快就向四川大西政权进攻。1645年十月，清廷下诏威胁利诱张献忠，要他“率众来归”。张献忠不予理睬。这时，大西军既受四川地主豪绅武装的袭击，又受清军威胁，处境日艰。1646年秋，张献忠弃成都北上，准备移师陕西抗清。十一月，驻兵凤凰坡，叛徒刘进忠引清兵突然袭击，张献忠兵败牺牲。
随着两支起义军的失败，在此后的抗清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在南方由朱元璋后人建立的南明王朝。
1644年，听到崇祯帝上吊的消息后，他的从兄福王朱由崧在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人拥戴下，在南京称帝，建元弘光。由于宦官掌权，内部纷争不息，著名政治人物史可法只得前往扬州。清军则乘机南下，毫不费力地攻下淮安和泗州，并直抵扬州。在坚守孤城十余天后破城，史可法被俘后拒降被杀。扬州失守后，清军很快攻破镇江、瓜州，南京二三十万官军也闻风而降。五月间，清军进入南京。弘光帝在芜湖被俘斩首。
以后建立的其他南明王朝与弘光的经历相差无几。当然，清军在江南也不是没有遇到过抵抗。1645年，清军宣布了“剃发令”，在民族情绪的导引下，出现了江阴、嘉定人民的抗清活动，并遭到了清军“江阴十日”和“嘉定三屠”的疯狂报复。
到1664年，清政府基本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回顾这一段历史，黄仁宇先生认为，清军之所以能够在整个中原和江南地区，势如破竹，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华北军民仓促降清，华南纵想抵抗，也为时已晚。
不过，在事隔400年后，对于谁能入主中原，并不是我们所强调的问题。关键在于，为什么清能以如此少的人口，统一如此辽阔的土地？黄仁宇先生说，其原因在于，清朝确实能填补中国的缺陷。以八旗代替明朝的卫所制度，减轻了国防经费。白银用于华南，不与民间经济冲突。而满人文化之低，正符合明朝向来提倡的简单朴素，而且容易使征服者接受被征服者原来的制度；被征服者只须接受征服者所创造的“典章”。
不过，这些方面的原因，我们将放在下一章中论述。
中央集权的巅峰：康乾盛世
所以满清的改革与整顿，纪律与技术上的成分多，组织和制度上的成分少。
——黄仁宇：《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的汇合》
“康乾盛世”，是指从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至嘉庆元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当时乾隆尚为“太上皇”)，一百多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传统中华文明达到了它所能达到的高峰，成为它衰落前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我们知道，清承明制，继续保持着高度的中央集权。除了所谓“后三藩”，系明降将曾举兵反叛之外，再无一个重臣背叛朝廷的纪录，不仅为西方之所无，在中国也仅有。在康雍乾时代，权臣、外戚、宦官等传统政治常见的弊端均不复存在，尤其是密折的应用、军机处的设立，使皇帝的意志可以不受任何制约地贯彻到全国每个角落。
黄仁宇先生说，因为整个社会重文轻武，国家不恃军事力量而依然存在，于是更提倡社会价值，所产生的社会秩序，以“尊卑，男女，长幼”作纲领，有替代法律的功效。教化的推行，文治的兴起，更使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元化”现象，有影响的异端思想家不再产生，即使产生了，其思想学说也得不到传播。整个士人队伍，几乎无一例外地束缚于儒家纲常伦理之中。这些特点都因明清帝国而发展到尽端，直到鸦片战争才彻底暴露，原来这样的体制不能在现代社会里存在。
最重要的是，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在康乾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历代没有解决的蒙古、新疆、西藏问题，在这个时期均获得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被牢固地置于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控制与管辖之下。清政府甚至还特设理藩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在边疆地区驻军设防，维护国家的统一与领土主权的完整。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为社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基本前提，而康熙、雍正和乾隆，又能在很大程度上关心百姓生活。康熙推行“休养生息”，反对官僚生事扰民，并尽革明朝的均役提编等弊政。雍正对政敌虽然残忍，但其政治斗争大多限于上层，极少危及民间，他对贪官污吏实行严猛政策，取消、限制陋规和加派，也有利于减轻百姓负担。乾隆晚年吏治废弛，但主观上仍欲施惠于民，蠲免赈恤有增无减。
由于此间的统治者都深刻地认识到“民为邦本”，所以，清代百姓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得以将主要精力集中于从事生产，这就促成了经济的繁荣。清代的经济发展，表现为土地开垦、人口增加、商业发达、手工业兴盛，也表现为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
正是由于生产的发展，国库充盈，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所以清廷能够得以发动类似“十全武功”之类的重大战役，而不致过分盘剥扰累民间；也正因为库贮充实，物力丰盈，所以尽管乾隆后期，皇帝纵情豪奢，官僚巨额侵蚀，而清廷财政仍能勉强支撑，没有全面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