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剧起源论——杂剧来源的复杂——大曲和诸宫调的影响——傀儡戏和戏文的影响——伟大的天才作家关汉卿——他创作了杂剧——元剧发达的原因——元剧的二时期——第一时期的剧作家们——关汉卿——王实甫——白仁甫、马致远、康进之等——“倡夫词”——第二时期的剧作家们——杨梓——乔梦符、郑光祖、宫天挺等——秦简夫、萧德祥、王晔等——罗贯中——诸无名作家们
如果我们相信传统的见解的话，则杂剧的起源时代，是远较传奇为早的。史载宋真宗（998—1022）已为“杂剧词”，但未尝宣布于外。宋末周密的《武林遗事》，著录“官本杂剧段数”至二百八十本之多。其中且有北宋人之作在内。但这些“杂剧词”，这些“官本杂剧段数”，是否即为后来的“杂剧”，如元人之所作的，却是一个大疑问。且先将那二百八十本的“官本杂剧段数”的名目细看一下。在此二百八十本的“官本杂剧段数”中，有可考知其为“大曲”或“法曲”等组成者。
如以大曲组成凡一百零三本：其中名“六么”者二十本，如《争曲六么》、《扯拦六么》、《崔护六么》、《莺莺六么》、《女生外向六么》等皆是；名“瀛府”者六本，如《索拜瀛府》、《醉院君瀛府》等皆是；名“梁州”者七本，如《四僧梁州》、《诗曲梁州》、《法事馒头梁州》等皆是；名为“伊州”者五本，如《铁指甲伊州》、《裴少俊伊州》等皆是；名为“新水”者四本，如《桶担新水》、《新水爨》等皆是；名为“薄媚”者九本，如《简帖薄媚》、《郑生遇龙女薄媚》皆是；名为“大明乐”者三本，如《土地大明乐》等是；名为“降黄龙”者五本，如《列女降黄龙》、《柳玭上官降黄龙》等皆是；名为“胡渭州”者四本，如《看灯胡渭州》等是；名为“石州”者三本，如《单打石州》等是；名为“大圣乐”者三本，如《柳毅大圣乐》等是；名为“中和乐”者四本，如《霸王中和乐》等是；名为“道人欢”者四本，如《越娘道人欢》等是。
此外，尚有名“万年欢”、“熙州”、“长寿仙”、“剑器”、“延寿乐”、“贺皇恩”、“采莲”、“保金枝”、“嘉庆乐”、“庆云乐”、“君臣相遇乐”、“泛清波”、“彩云归”、“千春乐”、“罢金镫”等，或一本，或二本，或三本不等。共凡大曲之名二十八，而其中的二十六之名，见于《宋史·乐志》所记的《教坊部》四十大曲之中。余如“降黄龙”、“熙州”二曲，虽不见于“乐志”，却也有宋人之说，可证其亦为大曲。以“法曲”组成的凡四本，如《棋盘法曲》等。以普通词曲调组成的凡三十九本，如《崔护逍遥乐》、《四季夹竹桃》、《卖花黄莺儿》、《三教安公子》、《三哮上小楼》、《赖房书啄木儿》等皆是。以诸宫调组成者凡二本，即《诸宫调霸王》及《诸宫调卦册儿》。如此，可确知其为曲调组成者，凡一百五十余本。这一百五十余本的法曲、大曲或杂曲调组成的“官本杂剧段数”（关于诸宫调见后），果即为后来的“杂剧”吗？第一，在名称上是绝对不类的。
最早的杂剧，如元代诸作家所作的，其名称从来不是那么样的以曲名作为题目的一节，附于前或附于后的。第二，“官本杂剧段数”既题着《崔护逍遥乐》、《霸王中和乐》等，则其所组成的曲调，当然是限于《逍遥乐》及《中和乐》等的，而元剧所用的曲调则比较复杂得多。且更有可以使我们明了这些“官本杂剧段数”的性质的东西在。《乐府稚词》卷上载有一篇《薄媚》（《西子词》）大曲，咏唱西子事，其内容性质只是以此歌联合了舞而演唱着的西施故事，绝对不是在剧场上搬演的戏曲。名为“薄媚”的一种大曲，其性质既是如此，则其他“六么”、“瀛府”、“伊州”、“梁州”等，当然也不会是两样的了。王国维氏在《宋元戏曲史》里，以《薄媚》（《西子词》）入于“宋之乐曲”，却将其他的“薄媚”、“伊州”等大曲当做了两宋的真正的戏曲而讨论着，其故盖在误认“官本杂剧段数”为即后代的“杂剧”。又欧阳修曾以十二首的《采桑子》连接起来，咏歌西湖景色，赵德麟曾以十首的《商调蝶恋花》连接起来，歌咏崔莺莺的故事。此种《采桑子》、《蝶恋花》，当和周密所著录的《崔护逍遥乐》、《四季夹竹桃》性质完全相同，我们更不能谓他们为真正的戏曲。
此外，一百二十余本的“官本杂剧段数”，其名目之不类戏曲，也可一望而知。如《门子打三教爨》、《双三教》、《三教闹著棋》、《打三教庵宇》、《普天乐打三教》等，是流行于宋代的杂耍。所谓“三教”的（见《东京梦华录》），更非真正的戏曲。《迓鼓孤》等则亦为宋代的“讶鼓”戏，也并非戏曲。“《天下太平爨》及《百花爨》则《乐府杂录》所谓字舞花舞也”（《宋元戏曲史》页七十五）。而所谓《论淡》、《医淡》、《医马》等，也可知其为类乎杂艺的一流。总之，像周密所著录的这许多名目诡异，今不可尽知的“官本杂剧段数”，实非现在所谓的真正的戏曲。其中或间有颇类“戏曲”的东西，然其产生时代恐决不会很早。
也许这二百八十本的“官本杂剧段教”中，竟连一本真正的“杂剧”也没有在内。《武林旧事》又载正月五日“天基圣节排当乐次”，即系所谓秩序单一类的东西，其中记载上寿、初坐、再坐时的奏乐的次第极详。上寿时不做杂剧。初坐时，当第四盏之间，做着“君臣贤圣爨”杂剧。当第五盏时，又做着《三京下书》杂剧。再坐时，第五盏做《扬饭》杂剧，第六盏做《四偌少年游》。如果这些杂剧，即系今之杂剧，则在“一盏”之间，是决不会做完了全部杂剧的。由此也可知当时所谓“杂剧”，只不过是表演着故事或趣事或其他颂辞的歌舞杂戏而已，并不就是后来的成为真正的戏曲的“杂剧”。至于北宋的“杂剧词”之非真正的剧本，则更为显然的事实。
宋的杂剧，怎样才由歌舞戏一变而为真正戏曲的“杂剧”，我们已不能知道。大约总要在南戏盛行之后。这些杂剧本来离真正的戏曲已不甚远，有歌唱，有舞蹈，也有角色，只不过不曾成为“代言”体的搬演与乎插入散文或口语的对白而已。因受了南戏的影响，于是由舞蹈而变为搬演，由第三身的叙述，变而为第一身的搬演。其间的转变是极快极易的。在当时，傀儡戏甚为发达，影戏也极是流行，二者皆有话本。杂剧之形成，或与他们也不无关系吧。
因为“杂剧”是由原来的歌舞戏变成了的，所以其结构仍带着极浓厚的本来面目（今日所演之关汉卿《单刀会》的“刀会”一折周仓的跳舞，最可注意）。在唱词的结构方面，受后期的“诸宫调”的影响尤深。我们看，主角独唱到底的规则，和末本、旦本之分，至少总受有“诸宫调”的男女唱者的实际的支配吧。而其套类的构成，更是全由“诸宫调”及“唱赚”的套数构成法进展而来的。
陶九成的《辍耕录》（卷二十五）又著录“院本”凡七百余种，其名目之复杂不可稽考，更甚于“官本杂剧段数”。据陶九成的分类，则有“和曲院本”凡十四种，“上皇院本”凡十四种，“题目院本”凡二十种，“霸王院本”凡六种，“诸杂大小院本”凡一百八十九种，“院么”凡二十一种，“诸杂院爨”凡一百七种，“冲撞引首”凡一百九本，“拴搐艳段”凡九十二种，“打略拴搐”凡一百八种，“诸杂砌”凡三十种。其中“和曲院本”一部，和周密所著的“官本杂剧段数”中的大曲、法曲组成的杂剧名目很多相同，盖即是同类的东西。又“打略拴搐”之中，录及“星象名、梁子名、草名、军器名”等，也一望可知其决非戏曲。则其内容的复杂可想而知。
在其中，我们相信必有一部分的戏曲真正在内。但决不会如王国维诸人所相信的，认为全部皆是戏曲。九成的《辍耕录》作于至正丙午（1366年），自称“偶得院本名目载于此，以资博识者之一览”。则此目并非他自己之所录的。录此目者似当为元代中叶前后的人。王国维氏将此种院本皆作为金代的产物，似误。这些院本产生的时代当极为复杂。有的很古远的东西，当作于北宋的前后，如“和曲院本”的一部分。但大多数的时代，则当在金末、元初。周密载两宋时代的“官本杂剧段数”，其中与“和曲院本”同类的东西，多至一百八十余本，而到了此时（院本盛行之时），却只存有“和曲院本”十四种，其凌替之状，可想而知。就此也可知这些院本并不是很古远的东西。
所以，杂剧的起源，最早是不能在宋、金末叶之前的。而杂剧的来源，也是很多端的。下表可以大略指示出其复杂的组系来：
更简捷地说来，“杂剧”乃是“诸宫调”的唱者，穿上了戏装，在舞台上搬演故事的剧本，故仍带着很浓厚的叙事歌曲的成分在内。
但将这些不同的来源，特别是“诸宫调”，一变而创出一种新体的戏曲来的是谁呢？正如孔三传之创作“诸宫调”，埃斯库罗斯（Aeschylus）之创作希腊悲剧，杂剧或当也是一位天才作家创作出来的吧？杂剧的出现，最早不能过于金末（约在1234年之前）。又初期的杂剧作家，其地域不出大都及其左近各地。那么，我们说，杂剧是金末产生于燕京的，当不会很错。但在金末的燕京人里，谁有创作杂剧的可能呢？王实甫吗？关汉卿吗？……时代及地域都很相符。唯实甫创作杂剧之说，不见记载。《录鬼簿》将关汉卿列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的第一人，当必有用意。《太和正音谱》也说汉卿是“初为杂剧之始”。又在《录鬼簿》里，称高文秀为“小汉卿”，沈和甫为“蛮子汉卿”。这种种都足以见关氏地位的重要。我们如以关氏为创作杂剧的人物，当不会和事实相去很远的。
汉卿与实甫的活动期虽大半在元代，然在金代，他们必已开始作剧。王实甫写《四丞相高会丽春堂杂剧》，事实全为金代的，却以“从今后四方八荒，万邦齐仰贺当今皇上”为结。我们如依据于此，而主张着：此剧系实甫作于金代的话，实大有可能性。如此说法，则金代的杂剧，至少是有几本流传于今世的了。总之，金代杂剧已盛，至元代而益为发达。我们研究元代的杂剧，而明了了他们的体制与格律，则连金代的杂剧的体制与格律也都可以相当的明了的了。
所谓元代的杂剧，盖指产生于宋端平三年（1234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的一百余年间的杂剧的全部；但包括着稍稍前期的著作在内，像关汉卿与王实甫的作品的一部分。这整整一个世纪的时期，可以说是杂剧的黄金时代或全盛期。据明初丹丘先生的《太和正音谱》所载的元代杂剧，总数凡五百六十六种。据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所载的，则其总数凡四百五十八种。钟氏的著录，在元末至顺元年（1330年）。离元亡尚有三十余年。其所见当然不会有《太和正音谱》著者那么多的。又他们二人所载的，似都以自己所见者为限。其未见的，当然不曾被收入。
如此看来，则元代杂剧总数，决不止于五百六十余种之数可知。即以此数而论，在短短的一世纪之间而有了五百六十余种剧本的产生，换一句话，即每年有五种以上产生出来，其盛况可知！论者每以为元代白话剧与北曲的发达，实由于少数民族不懂我们的典雅的文句，故作者不得不迁就他们，而北剧因以大盛。其实不然。少数民族的汉语程度，本来即差，竟有许多官吏，是完全不懂得汉语的。即懂得的，也大都是极粗浅之语。像元曲那么正则隽美的话语，他们一定不会明白的。为了迎合他们而产生北剧的话，可说完全是无根之谈。我们看后来杂剧的中心点，不在元都的大都，而在宋代的故都的杭州，便可知杂剧的欣赏者，仍为汉族而非少数民族了。
像臧晋叔、沈德符诸人，又造作元人以剧本取士，故元曲特盛之说。沈氏云：“今教坊杂剧，约有千本，然率多俚浅。其可阅者，十之三耳。元人未灭南宋时，以此定士子优劣。每出—题，任人填曲。如宋宣和画学，出唐诗一句，恣其渲染。选能得画外趣者，登高第。以故宋画、元曲，千古无匹。”（《顾曲杂言》）臧氏云：“元以曲取士，设十有二科。而关汉卿辈，争挟长技自见，至躬践排场，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者，或西晋竹林诸贤托杯酒自放之意，予不敢知。”又云：“或谓元取士有填词科。若今括帖然，取给风檐寸晷之下，故一时名士，虽马致远、乔孟符辈，至第四折，往往强弩之末矣。”（均引《元曲选序》）这二人的话，看似有理，其实也是绝无根据的。元人取士，诚然很杂，甚且星相医卜也并有科试。独以剧本为科试之举，则记载上绝无见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