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他从杭州买了《王阳明全集》回来，那更多事了；有些地方，王阳明把朱熹驳得体无完肤，把朱熹的集注统翻过身来，谁是谁非，实在无法下判断。翻看的书愈多，疑问之处愈多，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已经不大信任朱老夫子了。
我的姑夫陈洪范，他是以善于幻想善于口辩为人们所爱好，亦以此为人们所嘲笑，说他是“白痞”。他告诉我们：“尧舜未必有其人，都是孔子、孟子造出来的。”他说得头头是道，我们很爱听；第二天，我特地去问他，他却又改口否认了。我的另一位同学，姓朱的；他说他的祖先朱××于太平天国乱事初起时，在广西做知县；“洪大全”的案子是朱××所捏造的，他还告诉我许多胥吏捏造人证物证的故事。姑夫虽否认孔孟捏造尧舜的话，我却有点相信。
我带着—肚子疑问到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去读书，从单个庵师研究一点考证学。我才明白不独朱熹说错，王阳明也说错；不独明道和伊川之间有不同，朱熹的晚年本与中年本亦有不同；不独宋人的说法纷歧百出，汉、魏、晋、唐多代亦纷纭万状；一部经书，可以打不清的官司。
本来想归依朴学，定于一尊，而吴、皖之学又有不同，段、王之学亦出入；即是一个极小的问题，也不能依违两可，非以批判的态度，便无从接受前人的意见的。姑夫所幻设的孔、孟捏造尧、舜的论议，从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找到有力的证据，而岳武穆跋扈不驯的史实，在马端临《文献通考》得了确证。这才恍然大悟，“前人恃胸臆以为断，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反在其所弃。”（戴东原语）信古总要上当的。单师不庵读书之博，见闻之广，记忆力之强，足够使我们佩服；他所指示正统派的考证方法和精神，也帮助解决了不少疑难。我对于他的信仰，差不多支持十年之久。 然而幻灭期毕竟到来了。五四运动所带来的社会思潮，使我们厌倦于琐碎的考证。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带来实证主义的方法，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讨论，带来广大的研究对象，文学哲学社会……的名著翻译，带来新鲜的学术空气，人人炽燃着知识欲，人人向往于西洋文明。在整理国故方面，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顾颉刚的古史讨论，也把从前康有为手中带浪漫气氛的今文学，变成切切实实的新考证学。我们那位姓陈的姑夫，他的幻想不独有康有为证明于前，顾颉刚又定谳于后了。这样，我对于索所尊敬的单不庵师也颇有点怀疑起来。甚而对于戴东原的信仰也大大动摇，渐渐和章实斋相近了。我和单不庵师第二次相处于西湖省立图书馆（民国十六年），这一相处，使我对于他完全失了信仰。他是那样的渊博。却又那样地没有一点自己的见解；读的书很多，从来理不成一个系统。
他是和鹤见 辅所举的亚克敦卿一样，“蚂蚁一般勤劬的学殖，有了那样的教养，度着那么具有余裕的生活，却没有留下—卷传世的书；虽从他的讲义录里，也不能寻比一个创见来。他的生涯中，是缺少着人类最上的力的那创造力的。他就像戈壁的沙漠的吸流水一样，吸收了知识，却并一泓清泉，也不能喷到地上面来。”省立图书馆中还有一位同事─—嘉兴陆仲襄先生也是这样的。这可以说是上一代那些读古书的人的共同悲哀。
我有点佩服德国大哲人康德（Kunt），他能那样的看了一种书，接受了—个人的见解，又立刻能把那人那书的思想排逐了出去，永远不把别人的思想砖头在自己的周围砌起墙头来。那样博学，又能那样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真是难能可贵的。
我读了三十年，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说。若非说不可，那只能这样：
第一，时时怀疑古人和古书， 第二，有胆量背叛自己的父师， 第三，组织自我的思想系统。 若要我对青年们说一句经验之谈，也只能这样：“爱惜精神，莫读古书！”
曹聚仁（１９００－１９７２），号听涛，浦江（今兰溪）人。学者、作家、报界名流。１９１５―１９２１年在一师求学，师承朴学家单不厂等，曾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主编《钱江评论》。毕业后整理、出版章太炎的《国学概论》。九·一八事变前夕创办《涛声》周刊力主抗日，七七事变后任战地记者，后历任《前线日报》、《正气日报》总编辑、香港《星岛日报》主笔、新加坡《南洋商报》驻港特派记者。晚年数度往返京港，致力于统一大业。1972年病逝于澳门。著有《鲁迅评传》、《万里行记》、《文坛五十年》、《我与我的世界》、《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等。
《我的读书经验》：幼时读书多是儒家经典，但是随着阅读量的增加却发现很多著作中的观点和理论有一些矛盾甚至相悖的地方。使曹聚仁先生开始对历史，圣贤产生了一些疑问。渐渐地养成了学习知识的同时自己进行思考的习惯。对于书中的观点要有自己的判断，学习就会在不断地怀疑-思考-求证的过程中取得进步。
唐弢：尽信书
咱们中国人最相信书，而咱们中国书最不足信。
譬如说豪侠，只讲心地爽直，喜欢抱不平，那是决不够的，一定要身子会向云端里钻，指头有一道白光，而且还会追着杀人；万一碰着了对手，给战败了，在于钧一发的当儿，死是死不得的，于是便有得道的和尚来救，谁给通风呢？曰：“心血来潮。”
这似乎太荒诞，不能相信，然而并不；除了把两手像糖炒栗子一样，在烧热的黄沙里炒着外，也竟然还有人，抛别家乡，身边不带分文，准备飞到武当山，跟道士和尚学剑仙去的。
咱们中国人就在这样思想下活着。
可是“贤明之士”又得反对。因为这些书毕竟不是正统，而这些人也大都脑子简单，“上等”和“高等”的中国人是不至于会这样的。但且慢，随手来几个例：
(庄子《逍遥篇》)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
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史记》)高祖醉行泽中，前有大蛇当径，乃拔剑斩之。一老妪夜哭其处，曰：“吾子白帝子也。今为赤帝子杀之。”
这二部书大概可算是正统了吧。但为什么又有些像胡说呢？一条鱼大到几千里，而且还会变鸟；一个老妪的儿子是蛇，忽然又说是白帝子。这究竟怎么了呢？“贤明之士”却深信而不之疑。
大概又得说是古书不足以绳今人了。其实在今人里，尤其是在天才的今人里，不足信依旧是存在的。譬如有人说女人的舌尖
是壁虎的尾巴，则壁虎的尾巴也便是女人的舌尖了；万一竟有人搂着壁虎的尾巴去亲嘴，那可糟糕呢！
不可信，不足信，但我怕还有人要相信的。
名句不该遗漏，索性再来一下。
“河水如呆立的棺。”
这样的宝贝究竟是怎样看法的呢？幸而是天才的青年诗人。但这回上当的人可多了。穷人活不下去，相率投河，认为安然棺殓，尸骨可免暴露。无奈不久便死猪一样浮起来了。
我并不想劝人少作名诗名文，却希望大家不要太相信了。书本子不是全靠得住的。
全靠得住的书本子，是不容易存在的！
十一月五日
(原载1933年11月5日(申报)自由谈)
唐弢(1913—1992)又名唐韬，原名唐瑞毅，常用笔名晦淹，浙江镇海人。1933年起在鲁迅的影响下，开始写散文和杂文。同年6月在《自由谈》上发表散文《故乡的雨》。抗战爆发后，参加了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校工作。后编辑《文艺界丛刊》。抗战 胜利后，与柯灵合编《周报》，《周报》被禁后，开始编辑《文汇报》副刊《笔会》。解放后，曾在上海邮政工会、全国文协上海分会、复旦大学等处任职。1953年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并任《文艺新地》、《文艺月报》副主编。1956年兼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1959年起调北京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尽信书》：中过人最相信书，但是中国的书却是最不足信的。作者开篇就提出了这个悖论似的观点。作者又以豪侠、市井之书和传世经典中的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描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是作者的分析仅仅是从字面来加以分析的，难免有些偏颇，但是作者的中心目的就是要告戒人们，对于书本中的思想和观点不能够不加分析的全盘接受。
俞平伯：贤明的——聪明的父母
这是一个讲演的题目，去年在师大附中讲的。曾写出一段，再一看，满不是这么回事，就此丢开。这次所写仍不惬意，写写耳。除掉主要的论旨以外，与当时口说完全是两件事，这是自然的。
照例的引子，在第一次原稿上写着有的，现在只删剩一句：题目上只说父母如何，自己有了孩子，以父亲的资格说话也。卫道君子见谅呢，虽未必，总之妥当一点。
略释本题，对于子女，懂得怎样负必须负的责任的父母是谓贤明，不想负不必负的责任是谓聪明，是一是二，善读者固一目了然矣，却照例“下回分解”。
先想一个问题，亲之于子(指未成年的子女)，子之于亲，其关系是相同与否？至少有点儿不同的，可比作上下文，上文有决定下文的相当能力，下文则呼应上文而已。在此沿用旧称，尽亲之道是上文，曰慈，尽子之道是下文，曰孝。
慈是无条件的，全体的，强迫性的。何以故？第一，自己的事，只有自己负责才合式，是生理的冲动，环境的包围，是自由的意志，暂且都不管。总之，要想，你们若不负责，那么，负责的是已死的祖宗呢，未生的儿女呢，作证婚介绍的某博士某先生呢，拉皮条牵线的张家婶李家姆呢？我都想不通。第二，有负全责的必要与可能，我也想不出有什么担负不了的。决定人的一生，不外先天的遗传，后天的教育。遗传固然未必尽是父母的责任，却不会是父母以外的人的。教育之权半操诸师友，半属诸家庭，而选择师友的机会最初仍由父母主之。即教育以外的环境，他们亦未始没有选择的机会。第三，慈是一种公德，不但须对自己，自己的子女负责，还得对社会负责。留下一个不尴不尬的人在世上鬼混，其影响未必小于在马路上啐一口痰，或者“君子自重”的畸角上去小便。有秩序的社会应当强迫父母们严守这不可不守，对于种族生存有重大意义的公德。
这么看来，慈是很严肃的，决非随随便便溺爱之谓，而咱们这儿自来只教孝不教慈，只说父可以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却没有人懂得即使子不孝，父也不可不慈的道理；只说不孝而后不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却不知不慈然后不孝，天下更无不是的儿女，这不但是偏枯，而且是错误，不但是错误，而且是颠倒。
孝是不容易讲的，说得不巧，有被看作洪水猛兽的危险。孝与慈对照，孝是显明地不含社会的强迫性。举个老例，瞽瞍杀人，舜窃负而逃，弃天下如敝屣，孝之至矣；皋陶即使会罗织，决不能证舜有教唆的嫌疑。瞽瞍这个老头儿，无论成才不成才，总应当由更老的他老子娘去负责，舜即使圣得可以，孝得可观，也恕不再来负教育瞽瞍的责任；他并没有这可能。商均倒是他该管的。依区区之见，舜家庭间的纠纷，不在乎父母弟弟的捣乱，却是儿子不争气，以致锦绣江山，丈人传给他的，被仇人儿子生生抢走了，于舜可谓白璧微瑕。他也是只懂得孝不懂得慈的，和咱们一样。
社会的关系既如此，就孝的本身说，也不是无条件的，这似乎有点重要。我一向有个偏见，以为一切感情都是后天的，压根儿没有先天的感情。有一文叫做感情生于后天论，老想做，老做不成，这儿所谈便是一例。普通所谓孝的根据，就是父母儿女之间有所谓天性，这个天性是神秘的，与生俱生的，不可分析的。除掉传统的信念以外，谁也不能证明它的存在。我们与其依靠这混元一气的先天的天性，不如依靠寸积铢累的后天的感情来建立亲子的关系，更切实而妥贴。详细的话自然在那篇老做不出的文章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