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会说我很少后悔，我的良心对自己是颇为满意的，当然并不是像天使或马那样心安理得，而是作为人所能够感到的心安理得，我将会对这句话加以解释。同时我还要加上另一段经常弹起的老调，即我说话的时候自己的心中也没有把握，也是在疑问和探求，至于答案，我只能够希望从大家共同的、正当的信仰中获得了。所以我决不会去教导人，我只是在进行叙述。
罪恶，真正的罪恶没有不伤害人的，也没有不受到公正评论指责的。罪恶的丑陋和可憎是那么明显，所以那些认为罪恶主要来源于愚蠢和蒙昧的人的想法可能是有道理的，因为很难想像有一个人明明知道是罪恶却不憎恨它。恶意大多会分泌出毒液，并且会被自身分泌出来的毒液所销蚀；而罪恶却只能够在心灵上留下悔恨，这悔恨就如同身体里的一块溃疡，不断地绽开和流血。理智能够化解其他的忧愁和痛苦，但是却生出了悔恨，悔恨比其他的忧愁和痛苦更加沉重，因为它是发自内心的，就像人在发烧的时候感觉到的冷和热要比外界天气造成的冷和热更加难受。我所认为的罪恶不仅仅是理性和自然所谴责的，而且还是公众舆论所造成的，因为即使舆论是没有根据的和错误的，但是只要得到了法律和习俗的认可，那么受到舆论谴责的行为也就构成了罪恶。
同样，没有哪一种善行不会使心地高尚的人感到高兴。当然，如果我们做了好事，那么自己的内心也必然会感到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快乐，问心无愧的时候就会产生出一种圣洁的自豪。邪恶而胆大的灵魂也许能够感到有恃无恐，但是那种怡然自得、心满意足的感觉，它是永远都体验不到的。能够认为自己可以不被败坏的世风所传染，能够对自己说：“即便是一直审视到我的灵魂深处，也不会发现我有什么可以自责的地方。我从来就没有造成任何人的痛苦和破产，没有报复心和仇恨，也不曾触犯过法律，从来没有煽动过变革和骚乱，从来没有食言。而且，虽然现在世风日下，放纵甚至是教唆人们胡作非为，但是我却从来没有侵占别人的家产和钱财，而一直都自食其力，不管是在战乱时期，还是在太平盛世，我从来都没有做过使用别人的劳动却不付报酬的事情。”那真应该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乐事，而这种淳朴的快乐其实就是对善行最大的、也是惟一最稳当的报偿。
有人说，悔恨是紧跟着罪过的。这句话似乎并不适用于盘踞在我们心灵里的仿佛已经在那里安家落户的罪过。我们能够痛悔和改正因一时的措手不及或者是感情冲动而犯下的罪过，但是，那种年深日久、根深蒂固，而且扎根在意志坚定者身上的邪恶则是不容易扭转的。后悔就是否定我们的初衷，反对我们原来的想法，叫我们四处乱走，无所适从。贺拉斯认为，后悔甚至会使一些人否认自己过去的美德：为什么孩提的思想与现在不一样了呢？为什么长大成人后便失去了丰润的面庞呢？
一个人如果连独处的时候生活都可以保持井然有序，那么这才是真正美妙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可以当众演戏，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一个正人君子，但是在私下里，在内心里，在可以无所不为的地方，在什么也不会被别人看见的时候，却依然奉公守法、循规蹈矩，这才是道德至极。在自己的家里和日常行为中能够做到这样也是接近极点的，因为在家里是无须检点的，也无须做作的，日常的行为是无须向别人作出解释的。
比亚斯就曾经这样来描绘他的家庭中的可喜景象：“一家之主在社会上慑于法律和人言时怎样做事情，在家里也是那样来做事情。”尤利乌斯·德吕絮斯对工匠讲的话也可以称得上是金玉良言了。工匠提出，他如果愿意付三千埃居，那么他们就可以将他的住宅造得让邻居什么都窥探不到，他回答工匠说：“我付你们六千埃居，请将我的房子造得让每一个人不管是从什么地方都能够把屋里看得一清二楚。”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评论阿热齐拉斯的习惯，他在旅途中总是喜欢到教堂投宿，为的是将自己的一举一动都置于民众和神明的目光之下。就像有的人在社会上备受赞赏，令人惊叹，但是他的妻子和随从却看不出他有什么出色的地方。一个能够受到自己的仆役钦佩的人是很少见的。
亚里士多德说过，平民百姓弘扬道德要比当官的人难，功劳也就会更高。我们准备去完成一项丰功伟绩，往往就是出于功名心，而不是出于良心。其实，获得荣誉的最好办法就是本着良心去做你为了功名而做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亚历山大大帝在他那宏大辉煌的舞台上表现出来的品德还不及苏格拉底在平凡的默默无闻的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品德伟大。那么我就不难想像苏格拉底如果处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地位上会是什么样的表现，但是亚历山大大帝如果处在苏格拉底的地位上会是什么样子，却是无法想像的。如果问前者，他能够干什么，他会回答说：“征服世界”；而如果问后者他能够干什么，他则会回答说：“按照人的自然状态去过人的生活。”而后者其实是一门更具有普遍意义、更合情合理，也更艰深的学问。精神的价值不在于爬得多么高，而在于要行得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