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对于我的声明不以为然，他们说，我所谓的坦率、真诚和单纯其实是一种手段和策略；我所谓的善良其实就是谨小慎微的表现，真诚和顺其自然其实就是机灵和乖巧；我所谓的幸运其实就是合情合理。但是这些人并不能够损伤我的荣誉，倒是给我的脸上涂抹了不少的金色。他们对我的聪慧和精明太过奖了，然而他们的学派中却没有一条准则能够体现如此合乎自然的运动，能够在如此曲折复杂的道路上保持这种始终如一的和不可改变的自由与宽容，而且他们即使运用全部的精力与智力也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
真理的道路是惟一的、单纯的，但是在追求个人利益和在承担义务上投机取巧的道路却是双重的、不平坦的和荆棘丛生的。我常常看到有的人故意装出一副潇洒随便的样子，然而往往却是徒劳无益的，其实他更像伊索寓言里的那头驴子，这头驴子为了和狗争宠，竟然欢蹦着把两只前蹄搭在主人的肩上。结果，狗的讨好得到了主人的抚爱，而可怜的驴却因此挨了加倍的棍棒。“最自然的举止也是对我们最合适的。”我不想否认骗术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否则也就是分不清世事了。我知道骗术不止一次地给过人们一些帮助，并且至今都仍然维持和支撑着人们大部分的职业。世上有些恶行是正当的、合法的，就像有些善良的和可以理解的行为却是不合法的一样。
为了狠狠地惩罚那些支持他的儿子杀父谋反的臣民们，阿缀拉一世命令让他们最亲近的人亲手处死他们。其中有些人宁愿替别人承担不公正的杀父罪名，也不愿意为服从法律自己承担杀父的罪名，我认为这些人的心胸是坦荡的。我在年轻的时候就见过，当某些要塞被攻破的时候，一些卑鄙的小人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会答应吊死他们的朋友和伙伴，我认为他们其实比那些被吊死的人更可悲。据说，从前立陶宛的国王乌依托尔德就制定了这样一条法律，规定被判处死刑的罪犯要亲手把自己处以极刑，因为他觉得，让一个没有任何过失的第三者来担负杀人的任务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当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或者是处境发生了急剧而意想不到的变故时，君王不得不违背他的诺言和信义；或者使他离开了自己一贯的职责时，君王就应该把这种客观的情势归因于神的惩罚。因为他抛弃了自己的理性而去迁就一种更普遍、更强大的理性，这是不道德的，是吗？但是这确实是一种不幸。因此，当有人问我：“怎么补救？”我会说：“无法补救，如果他确实在做与不做之间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话，那么他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但是如果他这样做时并没有感到内疚，也没有感到痛苦，这也就表明他的良心是有问题的。”
假如某一个人的良心是极其敏感和脆弱的，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病是值得用如此厉害的药去治疗的，对于这样的人我依然是敬重的。他如果因此而死去，那么也是死得其所，死得体面的。我们不是万能的，因此，就像是航船抛下了它最重的主锚，我们常常需要求助于上苍的保护和引导，上苍还有什么事情是比这更重要、更紧急的呢？这种人既然把誓言和信义都看得比他自己的性命，甚至是比民众的安危都更加珍贵，那么，在他的眼睛里那些需要违背誓言和不顾信义去做的事都是可以做的。当他把双手交叉在胸前，虔诚地呼唤上帝来帮助他的时候，他有理由企望，仁慈的上帝向一个纯洁、正直的人伸出它无所不能的手吗？
以上所列举的都是一些危险的事例，是我们人类自然法则中罕见而病态的一些例外。在遇到这种例外时，我们就不得不做出让步，但是在让步时又必须谨慎而适度。因为任何个人的功利都不值得我们的良知去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为了社会的功利，则是可以的，但是也只有当这种功利是十分明显、十分重要的时候。
提摩勒翁曾经流着眼泪为自己那些非同寻常的行为进行辩护，他回忆说，他是怀着手足之情去杀死暴君的。他不得不以牺牲他固有的光明磊落作为代价来换取公众的利益，这也正是他最痛心的事情。他铲除了暴君功不可没，然而这一伟大的功勋却具有相反和沉重的两面性的，虽然提摩勒翁用计谋摆脱了暴君的奴役，但即使是元老院也无法对他作出圆满地评断。就在这时，叙拉古的人民请求科林斯人的保护，要求给他们派一名能征善战的将领帮助他们恢复城市的自由和尊严，把压迫西西里的几个暴君清除出西西里。于是元老院就派遣提摩勒翁，元老们决定将根据他完成这个使命的好坏，来确定对他的裁决，或者把他作为国家的解放者予以宽恕，或者是作为杀害亲兄弟的凶手从严发落。这个决定是古怪的，然而鉴于处理这类矛盾事例的危险性和重要性，这一决定也是情有可原的。元老们巧妙地避免了就事论事，而是以其他事件和第三者的评论作为判决的依据。提摩勒翁在这次出征中表现得十分英勇，十分高尚，这也就使他的官司很快明朗化了。而且他顺利地克服了这一光荣任务中的一切艰难险阻，仿佛是神明站在了他的一边，有心为他进行辩护，因此也就为他扬起了幸运的风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