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将近一百五十个中国人聚在一起开宴会。很多人是赶了几英里的路到这里来的,但这场宴会却令他们感到很失望,可又必须忍耐。他们原以为会在十点钟左右开席吃饭,所以在来这之前没吃什么东西。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宴会开始时,他们要充当招待人的角色,因为受招待的人数比他们的人数还多。自己饿着肚子,站在一旁看着别人不停地吃东西。这种被迫的从容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西方人远不能与之相比。经过长久地等待,终于等到自己的这顿饭时,又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这一次更加令人恼火。
谁会为这一百五十个被轻视的人伸张正义呢?假如他们是大不列颠群岛的居民,或者是基督教之乡的教民,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一整天你都会看到一群人怒容满面,在最后一轮宴席开席之前,一直听着他们对自己受到的不公待遇抱怨不止,骂声不断。他们可以联合起来抗议,并且“给伦敦《泰晤士报》写封信,信中包含五个‘就在此刻,先生们’”这样激愤的短句。但是像这样的举动,这一百五十个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中国人是绝不可能做出的。他们会一整天都平心静气的,并且十分真诚而礼貌地告诉主人:没关系,什么时候吃都一样。你们谁能告诉我,哪一种西方的文明能够教导人们做到这样的忍耐呢?
中国人神经的承受能力超乎西方人的想象,但这并不表明“神经麻木的图兰人”像北美印第安人那样,是苦中作乐的禁欲者。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忍受一切,不仅仅因为他们具备超强的意志力,更因为他们有着一颗忍耐的心,这一种特质更为可贵。
一位双目失明的中国人向一位外国医生询问自己的视力是否能恢复,并且表示如果没有希望恢复,他也就不会为眼睛而烦恼了。当医生表示束手无策时,病人说了一句“这样我就心安了”。这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放弃”,更不是绝望之时所表现出的麻木,而是我们所需要的“承受病痛”的能力。
忧愁是致使现代人失去快乐的罪魁祸首,它就像铁锈侵蚀刀锋,使刀失去使用的价值一样。中国人生来易于满足,安于现状。这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一件坏事。从这个种族的整体情况上看,除非是遇到非常实际的困难,否则他们很少会感到忧虑。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各种自然灾害,以及由此造成的饥荒,或是其他令人恐怖的灾祸,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人们的生存。由于人们缺乏未卜先知的能力,观察者很难发觉其中的种种现象。我们经常会问中国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他的土地和房产,甚至包括妻子在内的一切被别人夺去时,他会怎么办?他的回答令人惊讶:“世道不太平了!”如果再问:“事情何时变得严重起来?”他会说:“谁晓得?或早或晚,麻烦大啦!”身处其境,逃也逃不掉,只好一味的忍受。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方法吗?
在遭受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时,中国人表现出了超强的忍耐力。西方人对此有着强烈的感受。不幸的是,这种灾难经常发生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即便是外国人最为熟悉的几个大省份,也很难免于遭受天灾引起的饥荒。1877年至1878年间的大饥荒,受灾人口数就达百万之多。受灾情况十分严重,民间种种景象,惨不忍睹。
当时,黄河决堤,河水泛滥,造成了中下游地区大面积受灾。几个省中最肥沃的土地,被一英寸厚的沙石所掩埋,曾经富饶的地区现在一片荒芜。上千座村庄被洪水冲毁,幸免遇难的人失去了家园,被迫四处流浪。这些由天灾引起的家破人亡,使许多人陷于绝境之中。这也是政府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社会问题。一旦这些被逼入绝境的人联合起来,采用暴力的手段获取食物,那么,发生暴动也是在所难免了。
部分大城市采取了一些方式赈济灾民,饱受苦难的人也因此聚于一地。然而获得救济的人数十分有限,时间也不长,严重的灾情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在安顿灾民日后的生活方面,政府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有关灾区的重建问题,朝廷也是束手无策。倘若能够免去赋税,也算是政府为老百姓做出了一些牺牲,然而朝廷很难做到这一点。中央尚且如此,地方的官员也就更不可能做到了。
“要么面包,要么流血”的革命口号,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因而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感到非常困惑,为什么这些无家可归、饥饿难耐的大量灾民,只知道游荡于遭受洪水的省份,而不是联合起来向灾区的行政官员要求救济。虽然明知道地方官员无法使他们如愿以偿,但总可以使他们迫于压力,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并为以后的官员及其他地区的官员做出榜样。倘若官员无法安抚百姓,那么他们就会被撤职查办,以待合适的人选。我曾经追问饱受饥荒的中国人,为什么他们不采取这样的行动。遗憾的是,我听到的仍是一成不变的回答:“不敢。”
如果我们为了反驳这种懦弱,积极地开导他们,告诉他们:“起义是死,饿死也是死,两者都是不得好死为何不选择前者呢?”尽管“起义”一词不太恰当,但也只是徒劳的。因为我们还是只会听到“不敢”一词。
从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国人之所以不会这样做,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如果看不到实际的好处,他们会凭着本能告诫自己“一切只是徒劳的”。所以也就不会和别人联手做这件事。但是,最关键的因素还是中国人身上的“忍”性发生的作用。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耐性,在中国的大地上才会出现如此惊心的景象:数以万计的人在极度的饥饿中死去,而满得装不下的粮仓伸手可及。对此,中国人异常冷静,甚至已经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就像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兵对战场没有丝毫的恐惧感。饱受苦难的人,一生都无法脱离苦海;或许他们与这些灾民相比,还算是幸福的。然而一旦不幸降临,他们也会同别人一样,只能在默默地忍受中苦苦地挣扎,而毫无反抗之力。
倘若灾民还有一辆手推车可以用来载着他的家人去行乞的话,他一定会这样做;倘若没有能力保证一家人的生存,他们就会各谋生路。如果饥荒过后还能再相聚,他们又会走到一起。倘若在近处无法获得救济,即便是寒冬腊月的时节,他们也会不远千里,到外省乞讨。寄希望于外省的丰收,需要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劳动力,因而更可能会活下来;倘若洪水退去,乞讨的灾民就会回到家园,在泥地上刨出一些沟坎,播上一些种子,然后一边乞讨,一边等待粮食生长出来。运气好的话,他就不再是乞丐,而变成了用自己的双手耕种自己的土地的农民。但他非常清楚的知道:倾家荡产与饥荒随时都可能再次光顾自己。
相信世间存在灵魂的人,始终相信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观点:最具才能的人,常常也是怀才不遇之人。如果这一观点成立的话,是否可以成为我们以下推论的论据——中国人所具有的无以伦比的耐性一定使他们肩负着更为崇高的使命,而不只是埋头忍受一切生活的苦难;如果适者生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这一民族会以此为契机,凭借他们那非凡的活力创造一个伟大的未来?对此,我们确信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