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怎样逐渐被认可，并最终成为某项宗教信仰体系的创立者的，这一点令很多普通的外国人感到难以理解，甚至有一些著书立说者在缺乏必要证据的情况下也人云亦云。孔子生前的著作很少，或者应该说根本没有写过可被称为宗教的内容；他所做的，只是极力称赞并主张维护某些社会规范与礼仪习俗——这一切在他出生之前的几千年间，就已普及了的。他教诲他的每一位门徒要按部就班地遵守这些规范与习俗。此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一方面，他认为自己身肩恢复古代圣君的礼乐教化与文治武功的使命意义重大（且宣称这是自己最高的使命），另一方面也表示，超自然的神力根本不存在。他从来没有向人们灌输个人有高出对家长与国君的责任和义务。在一次被问及有关神性的问题的时候，他回答，自己并不知晓什么神仙，只坚信完成对亲人与社会的责任与义务，才是一个人应该做的，而不是寄托于某终虚幻的神灵；在其他某个场合，有人问他对祭拜神鬼有什么看法时，他答道：“未知生，焉知死？”
可以说，孔子是一名伦理道德家、哲学家，而不是一名宗教领袖；是一位圣人，而不是一位信徒。他呕心沥血创立的一套伦理道德体系，经受了上千年的历史考验，对于中华民族的封闭保守这一特质的形成，不能不说功劳最大。然而孔子所主张的宗教般的说教，是否被人们奉若神明，人们所持有的不同态度，是否是孔子真正关心的东西，这都是值得怀疑的。倘若孔子确实热衷于此，那么他的精力就会放在国人宗教崇拜的悠久历史上，而不是研究它的实际功效。孔子学说的重点在于中庸之道，主张利用节制主义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过是一种较为低级的道德伦理规范。他从未越雷池一步，走向自己所宣扬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反面；他所主张的其他宗教礼俗的宗旨或许也不过如此。同时他认为，应当以正派高雅的方式推行这些宗教礼俗。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直到两个半世纪之后，他智慧中的某些实用价值才被人们所领悟。就目前所能够掌握的历史资料与记录表明，第一位分外尊崇孔子的一国之君是汉朝的开国皇帝高祖。公元前200年左右，高祖亲率众臣来到孔子的陵墓前祭祀供奉，就从这时候起，孔子开始被奉为圣人。在相当于耶稣纪元的元年，朝廷终于下令建立专门的孔子庙纪念他。今天，中国已有上万座这种祭祀和朝拜孔子的庙宇。在每个中国人的意识中，孔子历来就是一位圣人。在帝国内，孔子说过的话形同法律。令人感到非常惊异的是，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贫民乞丐，对他的教诲都能娓娓道来。所以无论是在讨论重大问题的国际会议上的唇枪舌战中，还是百姓劝人行善的日常言语中，都能听到中国人对孔子言论的随便引用。他的言论不仅能够平息街头的争执与邻里的不和，还成为国家制定重大方针政策的准绳。人们在某些情形下对孔子言论的引用，常会使人感到这位鼎鼎大名的学者像是一名头脑不太正常、滑稽可笑的家伙。或许人们所引用的片段同谈论的问题毫不相干，风马牛不相及，却可以起到关键性的影响。因为孔圣人是整个帝国中最伟大的仲裁者，是绝对的权威、是和平的使者。
打着孔子的招牌所建立起来的所谓宗教体系，是其后的弟子以及后继者抓住他著作中的某些含义不清的字句衍生而来的。儒教纯粹建立在物质世界的基础之上。这一学说认为，世间万物都源于“第一元素（The first element），是最基本的微生物（primary microbe）。这一元素运用自身的作用，产生了自然界中两股截然相反的力量，即阴性与阳性元素。随后阴阳会合，经过一连串的进化演变，最终生发出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形式。就世界上是否存在造物主、上帝或鬼神这一问题，一位最著名的研究孔子的评论家说道：“根本还没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
孔子决然地将这一问题抛在一边。”对魂灵永生或来世报应的说法，孔子的态度非常冷淡，根本未置一词。那些被奉若神明、精心阐释的儒学观念，无法引起聪明的宗教研究学者的兴趣，他们也不指望能从儒教的研究中获得多大的收益。从总体上而言，阐释儒教的那些论述不过是一些毫无章法、没有意义的字句重复而已；它没有明确的主题，也没有成形的思想。同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些毫无意义的阐释并非孔子本人的思想（因为他本人说的话很少，几乎没说过什么），而是其追随者或多或少凭借自己的理解与想象做出的推测与假想。要知道，这些追随者中，有的生活在离孔子数百甚至数千年之后的时代。
倘若按照中国人阐述的具体内容，外国人口中所说的孔子宗教（即儒教）能够被理解为“伊鲁米那提”（十八世纪的欧洲主张自然神论与共和主义的秘密宗教团体），因为它的内容与“伊鲁米那提”有很多相似点。对天地与祖先的崇拜，它认为最重要的宗教仪式，此外对太阳与月亮的崇拜也必不可少。在相对的时间意义上，近代的“伊鲁米那提”所崇拜的内容加上对孔子的崇拜，便是中国的儒教。但是只有在职的或候补的各级官员以及文人学士才能够名正言顺的崇拜孔子。在规定日子，这一阶层的每一位成员都要到供奉着孔子的庙宇进香礼拜；而普遍盛行于民间各阶层的祭拜活动则是对天地的崇拜，不分男女老幼。拜天地也是婚礼仪式上最重要的内容，其他同等重要的场合也不例外。
中国的所有宗教建筑中，北京的天坛（the Temple of Heaven）是最精美绝伦、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在那里，室内和室外分别有一座高高的祭坛。帝国内最辉煌、最隆重、令人难忘的仪式，就是贵为天子与最高级教士的皇帝，在天坛每年两度举行的祭天与祈福活动。整个仪式的过程，每一件事情，皇帝都要独立完成，不能由他人代劳。并且，早在正式的仪式开始之前，皇帝必须暂时放下政务，到一座专门的宫殿里虔心沐浴斋戒。毋庸详述其中的内容，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说，不管是其整体的特点，还是具体的某个环节而言，这一仪式非常类似于《圣经》中的宗教仪式，然而其中有一项内容唯其独有：每一座祭坛的周围都环绕着一圈类似铁炉的东西，状如一只只巨型的篮子。每当将要举行冬季的祭祀活动时，皇帝便将前年处死的罪犯名字，连同具体罪行和案件的处理过程都一一写明之后，放入这些铁篮中烧掉。皇帝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向上天报告他在这一年的政务的——特别是有关死刑执行的状况。
在这座皇家建筑中所举行的另一项独具特色的祈祷仪式同样值得一提。尽管帝国的臣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要敬天法祖，但在天坛这一大型露天广场所举行的神圣仪式，是不允许女性参加的。女性不仅被排除在所有形式的祈祷仪式之外，并且哪怕她们站在天坛附近，也被认为是对圣坛的亵渎与先祖的不敬。倘若看守天坛的卫兵手抱女婴在这座公园般精致的建筑外闲逛，将会受到严惩。
1879年春，格兰特将军（General Grant）访问北京。有史以来，天坛首次对外国人开放——这是在中国人眼中，在中国的外国人所能享受到的最高级别的礼遇之一。有几位外国女士得知了天坛将对尊贵的美国客人开放的消息，于是伺机尾随将军一行溜进天坛内。她们觉得，守卫天坛的那些胆小无知的卫兵一定会以为她们是将军的人，因而肯定不敢阻拦。果然她们顺利进入坛内。鉴于格兰特将军参观天坛一事是由我向客人们传达的，因而我认为有责任在适当的场合，将这件小插曲向恭亲王作详细的解释，并对此深表歉意。出人意料的是，当我向恭亲王谈及此事时，他立即说道：“我早就已经知道这件事儿了，您不必再提了。倘若传扬出去，那必会招来麻烦的。”
中国人对孔子的崇拜，充分说明了中国对教育与文化的尊崇与重视程度。在帝国内的所有城市与较大的村庄内，都有由文人组成的类似行会的组织。他们负责将书写着“敬惜字纸”的篓子放在街道及人们经常聚集的地方，用来装废弃的纸张。不管是印刷品还是手写的废纸，人们都不可随手乱丢，要将其集中在这些篓子里。有时候，他们还专门雇人背着篓子，手拿一根顶端镶着锋利铁钉的竹竿，走街串巷捡拾那些被人丢弃的废纸。隔上一定的时间，所有收集来的废纸便被集中到一块，在乐队的吹奏引领下，文人们正重其事地将其运到孔子的庙宇中。孔庙最突出的一项特点就是建有一个专门的神龛，或者称为神炉。人们到庙里把废纸都放在神龛后，众人就异常虔诚地跪在地上祈祷着将这些废纸烧掉。对于这些受到良好教育的中国人而言，外国人毫无顾忌的对待废纸的态度简直是大逆不道。此外，再没有别的事情更使得他们对外来文化及其精髓持不屑的态度。他们很难相信，享有高素质文化修养的人会对他们学识本源的承载体持有如此不负责任的态度。
实事求是地说，中华大地上普遍存在祖宗崇拜的现象，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渗透了它的因子，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当然，皈依基督教的教徒除外。在中国，这些“异教徒”遭受苛责辱骂，在一些极端的事例中，他们甚至面临着人身安全的威胁。因为他们不敬天，不法祖，不对祖先顶礼膜拜。我们发现，这一民族祖宗拜崇的历史和他们本民族的历史一样久远。这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中，最为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宗教形式的内容。并且很显然，祖先崇拜这种错误的信仰将是中国人最后放弃的信仰内容。
人们对祖先崇拜的理论依据相互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可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事实上，维系着亿万中国人的这一信仰不外乎存在以下重要的涵义：活在世间的人，对死人的亡灵依然游荡于他们住所周围的这一说法深信不疑，并且相信这也是他们死后的情形；同样还坚信这些游魂拥有不可知的力量，能为他们的子孙造福。所以，一定要常常祭拜亡灵，以获得它们的青睐。一些十分迷信的人甚至相信，亡灵就是靠那些摆在坟头上的供品过活。没了这些供品，它们便无法活下来；人们还坚信，祭祀焚烧的纸钱会通过某种不可言说的神秘形式在阴间转换成硬通货，亡灵们依赖它维持日常的花销。毋庸置疑，尽管这都是迷信的观念和粗俗的做法，然而都确实存在着，并且受到广大民众的追捧，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严格遵守并乐此不疲。在人们的这些观念中，或许存在着一些孝敬祖先的想法，但其中包含更多的是一份敬畏之心，怀着急于同祖先的亡灵们友好相处、求福避祸的热切心态。他们坚信，逝去亲属的亡灵拥有无与伦比的魔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