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1月，顺天府尹就保护辫子的问题发布了一个方法，至今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上面的内容。他提出，将一个交织的汉字图形，也就是把某三个汉字按一定方式连结地写在一起，然后在三张大小固定、特制的正方形黄裱纸上，用墨汁将其形状写出来，然后将其中的一张烧掉，小心地把纸灰收集起来，浸在一杯茶水中喝掉；再把第二张纸编进自己的辫子里；最后，把第三张纸贴在大门朝外的一面的正中央。这样一来，府尹便信誓旦旦地对他的百姓们保证地说：现在大家可以安心了，那些日夜四处游荡的魔鬼幽灵不会再缠着我们了。因为当地人一直都认为那些魔鬼幽灵时刻找机会抢夺他们的辫子。顺天府尹的这种方法被人们称作是“神通广大，无懈可击的辫子保护法”。
还有一点应该说明的是，在众多关于“剪辫子”的骚动中，我们找不到丝毫实质性的证据证实哪个中国人的头发受到了伤害。当“剪辫子”风波骤起时，人们因为种种奇异的神鬼传说而六神无主，把自己深深地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甚至那些经商的人也关门大吉了。没有人能够找出或者发现谁的辫子被活生生地剪掉了。人们以一种谨小慎微的口气和紧张恐惧的面孔向其他人述说着社会上广为流传的神鬼故事，可是，根本就没有谁亲眼目睹过故事中的人或事，事实上，述说这些捕风捉影的故事的人也只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其实，在一切“剪辫子”风波中，我从未碰到过哪个中国人说，他曾亲眼目睹另一个中国人的身上发生了上面提到的种种怪事。归根结底，任何一个传闻故事都只不过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无中生有的产物；而且，每次爆发的风波或骚乱都是受一种迷信般令人恐惧的，又无法解释且异常危险的流行病的影响。
1877年，北京出现了这种流行病，其程度已经达到了无法控制的局面。于是，顺天府尹发布了前面提到的那些通告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久后的某一天早上，我被人叫醒，说有一位美国传教士要见我。这位传教士是专程赶来向我报告一件事情的。他说前一天夜里，在他负责管辖的一所教堂里，当一名中国男子在那里睡觉时，其辫子突然消失了。这位传教士很有心，他深知当时的时局十分紧张，如果这件事传扬出去，那么一小时之内，无数疯狂、咆哮的暴民就会蜂拥而至，将教堂捣毁，甚至会出现流血事件。经过慎重仔细地考虑，传教士亲自将这名中国男子锁在了自己的房里，等天蒙蒙亮时，他就急忙赶到了我这里，希望给予一些建议和帮助。当我大致了解了整个过程之后，我便立刻给京城的九门提督写了封信，并派人送去。我在信中说当天晚些时候要和他会面，虽然在信中我没有说明会面的理由，但目的很明确：有必要的话，请他务必派一队人马保护教堂以及教徒们的安全。作完这种准备后，我就动身前往那所教堂做进一步的调查了。
结果发现这是一件真实的“剪辫子”事件。除了我曾见到过的根据法律规定剥夺罪犯拥有辫子的权力的情况外，这件事对我来说倒是绝无仅有的。那位被剪辫子的中国人从乡下来到北京的目的是想学习基督教。出于好心，传教士允许他和另外两名当地的基督徒暂时住在教堂后面的一间小房子里。因为他不是当地人，所以最初我认为——至少有可能是被一些心怀鬼胎的中国人派到这所教堂，以对基督教感兴趣的名义博得信任后，伺机将自己的辫子剪掉，从而引发一场反抗外国人的风波。可是，当我详细认真地盘问这个中国人后，我发现他在讲话时很诚恳且直截了当，而且他的话没有丝毫的破绽。因此，我否定了自己最初的猜测。
出事的前一天晚上，那位乡下人便在九点之前睡觉了。不久，和他住在同一个房间的那两人也睡觉了。可是，就在第二天凌晨两点时，那位乡下人突然睁开眼睛，感觉头上有些不对劲，抬手一摸，辫子竟然没有了。这下可把他吓坏了，他开始大叫，把同屋的那两个人也惊醒了。在他们得知这件事后，三个人目瞪口呆、颤抖地坐在一起，只点亮了一根蜡烛。直到天微微亮时，他们中的一个人才突然想到去找传教士。但是就在他出门的时候，他在院子里的雪地上发现那条丢失的辫子。很明显，这条辫子是被人剪掉后扔到那里的。
以上便是这件事情的大致经过。它使我感到非常迷惑。当然有些情况是毋容置疑的，例如，乡下人和另外两个人在同一间屋子里过了一整夜，而且那两个人对于乡下人的这些描述也表示同意。另外，发现辫子的那个院子的周围都是高高的围墙，对于人来说是根本无法攀越的，并且前一天晚上屋子的门窗都关得很紧。这样一来，一旦有人企图进入房间，必然会惊动里面的人。可是辫子真的被剪掉了，而且它现在就握在我的手里，这是不争的事实。看得出来，辫子是被一把十分锋利的剪刀，在距离头部很近的地方——大约一英寸左右的地方——只剪了一下便剪下来了。那是一条异常粗壮的辫子，如果没有锋利的剪刀再加上有力的手腕，而且在不惊动受害人的情况下将辫子剪下来，显然是无法办到的事情。
我又盘问了几个小时，仍然没有什么新的突破。于是，我继续重复提问前面提到过的一些问题：
“当你们睡觉时，屋子里除了你们三还有别人吗？”
“就我们三个人。”
“那么在你们睡觉前有谁来过你们这吗？”
其中一个人回答“没有”。但是，另一个人想了一会，说：“有人来过。昨天下午，阿山（在此我们隐去其真实姓名）到我们这来了，可是他在我们睡觉前就走了啊。”
“那么他到这来都做了什么？”
“他将外国人的一些报纸装订成了一本书。”
“他都用了哪些工具？”
“有麻线、一根针，还有一把剪刀。”
“那么在这间屋子里，最近是否有谁使用过另一把剪刀吗？”
“没有。最近没有人在这里使用过剪刀，我们这也没有其他剪刀。”
“阿山走的时候把他的那把剪刀带走了吗？”
“是的。”
在我的穷追不舍下，终于又发现了一些情况：在那个乡下人上床睡觉且睡熟的时候，阿山根本就没有离开这间房子，他就一直坐在旁边订书。他所坐的位置距离乡下人的头很近，而距离另外两个人却较远一些。当时那两个人坐在桌子的另一边埋头读着什么东西。在这种情形下，阿山甚至不用挪动身子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抓住乡下人的辫子，然后用自己的剪刀把它剪下来，这是多么简单的事情啊。即使在最关键的时刻，那两个人中的某个人正巧抬头看一眼的话，也丝毫不会发现，因为在受害人的旁边有一张比他的头高出许多的桌子，正好能够遮挡住阿山的行动。
我是通过一个朋友知道阿山这个人的，因为他曾在我的朋友手下做事。我知道他是一个年轻却无恶不作的恶棍无赖。虽然他的相貌俊朗，但同时又显得十分凶恶。所以毫无疑问，剪辫子的凶手一定是他。我想只有他才能清楚地解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于是，我请传教士立刻将阿山找来见我，但先不要告诉他找他来的原因。当时，阿山正在一个教会机构所属的印刷厂工作。不久，阿山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他微笑着、一幅烂漫天真的样子同我寒暄了几句，然后镇静地站在那等着我说下文。我毫无掩饰、直截了当地问他，前天晚上为什么要剪掉那位乡下人的辫子。听到这话，阿山坚决地一口否认，而且对于这件事他表现出一幅相当吃惊的样子，反问我，是谁犯下了这个罪过。当然，他承认自己在前一天过去那间屋子，并且带去了一把剪刀，正巧就坐在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地方。在我的盘问下，他承认当天他带来的那些装订成本子的纸张都是他从印刷偷出来的。他还说，偷些白纸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把中国人那神圣的辫子剪掉可是罪大恶极，会受到惩罚的。因此，他才不会犯傻做这种事呢。
就这样，他反复地回答着我的问题。虽然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折腾，但是我仍然没有找到他的一丝破绽。他这个人对奉承规劝、甜言蜜语没有任何感觉，根本就不会落入圈套。举个例子来说，我曾语气平稳地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种事不是故意要制造麻烦或伤害谁，只是出于一时孩子般的冲动；当你看到一条辫子从床边垂下来时，感觉很好玩，于是就忍不住要和那个人开个玩笑。”就在这时，他突然打断我更正地说，他是一个中国人，他很清楚摆弄别人的辫子——哪怕是出于一种无意识的玩耍——意味着什么。至于把别人的辫子剪掉，那绝对不是无意识的摆弄，而是相当严重的事情。我又对他说，假如他能实话实说，我敢保证不会让他有任何危险。但是对于他，这种保证也是毫无意义的。他说：“我不能承认我没做过的事情。”
这就是我和阿山的谈话内容，显然，我的那种简单的方法是失败了，而且根本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但是，对于那张天真无邪的孩子般的脸和那冷静、沉稳的目光，以及坚定、明确的话语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总之，我找不出半点指控阿山犯罪的事实依据。假如阿山就是那个剪辫子的凶手，那么所有的中国人似乎都是凶手。因为他的表现是那么的天衣无缝。我有一个朋友因为善于侦破中国的各类窃贼案件而著名。有一次，他说他的秘诀会在犯罪嫌疑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问一些为什么，在什么时候，偷了什么东西的问题，然后仔细观察嫌疑人那一瞬间喉咙部位的动作。如果他是罪犯，那么他在回话前必然会先咽下一口唾沫。可是，当我盘问阿山问题时，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更别提什么咽唾沫了。
最终，我变得筋疲力尽，彻底丧失了信心和耐心。但仍然相信阿山就是那个剪辫子的人。于是我对他说：“很好。尽管你否认了自己的行为，但是我深信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罪犯。其实今天请你来并不是要给找麻烦，而是想帮助你把这件事解决掉。因为我不想看到你受罚；就像我多次向你保证的那样，我希望能为你做点什么，因为你的确是有罪的，你就是那个剪掉别人辫子的人。对于现在这种骚动时期，其实你比我更清楚，即使对一个找不到半点怀疑依据的人，你们的父母官也会有些相应的处理办法。那个乡下人的辫子就是昨晚被人用剪刀剪下来的，而当时你正好在那个屋子里，而且只有你拿了一把剪刀。你也承认整个晚上你都拿着那把剪刀。既然你不愿意承认，那我只好把你交给你们的政府，让他们为你解决这件事吧。但是我想，你一旦到了那，无论你有罪还是无辜都要听从他们的裁决，因为这是他们的职责。”
我的这番话仍然没有对他产生影响，于是，我转身吩咐身边的一个仆人，让他带着我的名片到附近的警察局，请局长立刻派两名警察到这来。听到这话，阿山依旧满不在乎地站在那。直到我的仆人抬脚向门外迈的时候，他的态度闪电般的发生了变化，说：“不必去警察局了。您说的没错，我是在那个乡下人睡熟后剪掉他的辫子的凶手。您的推测完全正确，我在走出那间屋子回家时，把他的辫子扔到了雪地上。我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吓唬、折磨一下那个乡下人，因为他的确是个乡下佬。”
我们知道，一旦这个鲁莽的小伙子落到了官府的手里，那他必然没有好结果。于是我和教士商量，决定这件事就不惊动官府了，但是我还必需找一个借口，来解释在此之前我为什么要求同九门提督会面。传教士负责在一个小时之内，将阿山送出城，同时让那个可怜的乡下人在白天的时候先单独呆在一间屋子里，等到晚上，再由两个胆大、心细的中国人护送他回家，然后给他们一些礼物压压惊。我的这项计划最终取得了圆满成功，没有暴露半点风声。
通过这件事的尾声部分，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上层官员是如何对待“剪辫子”的违法行为的。就在这件事结束后的一周，有一天，恭亲王率领他的几位内阁大员来到领事馆，向我们恭贺新年。谈话过程中，恭亲王突然问道我那天遇到了什么事，为什么二话不说就要和他会面，然后又撤回了请求。我想他们大概费了好大劲才为我找到提督，通知他我要与他约见，但是紧接着又收到我取消约见的信。所以，在我回答恭亲王这个问题时，我将阿山剪辫子的事情告诉了他，并且强调说，阿山只是一时冲动才做出这种荒唐事的，还是放他一马吧。可是恭亲王却这样认为，他的表情突然变得异常激动。他说当阿山剪掉别人辫子时，就应该意识到自己这样做的后果：他必然是要被砍头的。恭亲王一再要求我告诉他阿山的真名实姓以及他现在的藏身之处。但是幸运的是，当时我已经不记得阿山的真名叫什么了，更忘了他被送到了哪里。因此，官府因为没有跟踪捉拿的依据而不再追究这件事了。毫无疑问，如果当时我把阿山真的送进官府，那么他此刻或许已经在人间消失了。
